对抗是旧文明国际秩序的主题
   
    世界自有秩序以来，就是国家之间进行力量对比“，瓜分猎物”的秩序。伊索在寓言中告诉我们自然界的法则：最大最好的一部分应当是属于狮子的。这就是秩序。当人类还处于自由意识尚不成熟的未成年状态，更多地受着自然法则的支配，社会秩序是在“为争夺一个西瓜而撕打成团中”形成的。因而对抗与战争成为人类整个旧文明历史不可更改的主题，国家就是一切国家的自然敌人。N、 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这样写道：“战争目的是取得完全的胜利，各方角逐是生死之争，从狮子身上得到的不是租让合同，不是关税让步，不是条约，而是兽皮”。
   人类从茹毛饮血的自然状态下走向旧文明的历史，先后经历了“强者为首”的自然秩序、各自为政的列强秩序、两级旋转的对抗秩序以及美国独导的纷争秩序。
   

   一 强者为首的自然秩序
   
    自然秩序是人类最初产生时的秩序。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人是从古猿进化来的，这种观点虽统治了实证时代除有神论之外的主流社会意识，但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挑战。关于人的来源，是一个大的令人驾驭不了的问题，人类至死可能都无法回答。我曾在前著《赢：赢新格局》（1995年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第一章中这样写到：“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自然创造了人？这是人类至今都在用生命符号愈画愈大的一个圆圈。它圈定的范畴愈广，所触及的空白和无知就愈多。”但是我坚信，作为自然的一种以生物形式存在的人，肯定不会超越宇宙圆和运动规律之外，也必将有一个从生成到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的圆和运动过程。因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相近生物形式存在过程得到启示，来帮助人们理解至今尚无法印证的原始人类状态。
    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认为，人类是约在700万年前从黑猩猩分化而来的。英国学者古多尔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发现，黑猩猩社会就有一种严密的等级秩序，这种秩序是自发的和天然的。在所有的黑猩猩群体中，每个成员都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间的等级关系。仔细观察黑猩猩相互致礼与打招呼的各种姿势，便可以判断他们在种群系统之中的尊卑排列，无论它们取香蕉、摘果子、分猎物和性活动，都是首领独得“狮子的一份”，然后按等级次序排列；而处于最低层地位的成员则所得无几。这种自然秩序，可以保证食品最先满足对群体贡献最大、能量消耗最多的带头者，和让身体最强健者优先满足性需要，以便保证种群优化繁衍与发展，这也是自然“节约法则”使然。
    人类初始阶段，自由意识尚未发展起来，因而其生活秩序也是受自然力支配的，这就是自发形成的“强者为首，其余从之”的自然秩序。在这种自然秩序中，人与人的关系主要表现在食物的获取和性交配的顺序上。这种秩序要求多吃多占的首领要有绝对的权威，但同样也负有维护群体利益和保护弱者的责任。这种秩序的管理方式就是率领。带头者要身先士卒，群体内部发生冲突，首领即从权威的身份进行裁决。在人类最早形成的自然秩序中，始终要贯彻“力量对比决定胜负”的自然法则，强者为尊，勇者多得。这也是自然造化的所有动物生存发展的共同秩序。
   后来人类随着天知的开化，逐渐使用了简单工具，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群体的扩大，开始形成群体内部成员的共同议事和领袖决断相结合条件下的俗成秩序。这时氏族成员常常借助大会的方式，商定共同劳动与消费，解决群体纷争与成员纷争，以及氏族群体与氏族群体之间因领域、猎物等发生冲突与战争等各种事物。在这一时期，人类群体之间的秩序仍然依靠“力量对比决定胜负”的自然力量得以维系。这有利于种群间的优化选择与贯彻优胜劣败的“节约法则”。当氏族进一步扩大发展到部落联盟时期，由于人类的繁殖与发展和群体的增多，群际间的接触、冲突与战争就越来越频繁，庞大的部落联盟内部共同议事的秩序也已很难维持了，而群体领袖则伴随着不断的战争，演化成为军事独裁者。在那种“以力量对比决定胜负”的自然秩序中，军事独裁由于它的简单和武断而更有效率。为了维护这种军事独裁的绝对权威和关押战俘，就创造了监狱和刑罚，自然秩序也就开始向社会化转变。
   当人类不断在使用和改进生产工具过程中，推动了人类从天然经济向自然经济的发展，加深了人与土地的关系。这时群体关系不再以血族划分，人们成为一定地域意义上的居民。这种最早由自然经济所导致的以一定地域、一定的居民为基础的管理形态，就是国家的雏形。这便是人类从强者为首的自然秩序中，走向“一切人”与“一切人”对抗的社会秩序的过程。
   恩格斯曾给国家下过这样的定义：“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我们认为，国家的产生不仅是人与人（阶级与阶级）冲突的结果和使这种冲突保持在“秩序”状态的理由，而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则是自然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本身的需要。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都是相互分散、孤立的，彼此联系较少，不能形成系统和秩序。国家恰恰正是适应了这一时期社会化的需要，以一种方式，一种联系，把相互分散、孤立的人囊括起来，进行规范运动，就像把一堆各不相关的棋子组织到棋盘上一样，制定规则，形成秩序。国家一旦产生，就把一块土地上的居民与另一块土地上的居民划分开来。国家与国家之间有着明显的领域、财产和利益的划分，公民成为国家主权方格里走不出的棋子。从此“强者为首，其余从之”的自然秩序就结束了，而相互分裂、敌我对抗的国家秩序就开始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