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日本强势倍受制肘

   1868年以前，日本一直是一个封闭、保守、落后的海上东方岛国，地域狭长，资源贫乏，并无成为世界强国的天然优势。但自从“明治维新”运动以来，日本发生了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突破了封闭孤立的僵化意识，引进欧美先进技术与价值观，走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自从日本随着资本的积累与扩张，拥有了坚炮利舰之后，统治者便开始推动军国路线，并借助侵略战争对外掠夺，开拓殖民地，很快成为一个全面军事化的侵略性帝国，其势力范围扩张至东南亚以及太平洋等广大地域。二战前后，日本已能自己生产飞机、坦克、军舰等进攻性武器，侵占了中国大部、东南亚全部和澳大利亚管辖的北部新几内亚的2/3领土。这足以证明，它已成为欧美竞争对手的世界性强国。同时又成为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最终被已能使用原子武器、势力更加强大的美国所战败。

   二战后，日本虽元气大伤，但继续坚持西化道路，保持经济发展，50年代便重新崛起。自70年代以来，日本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到世界冷战结束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位居世界第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一，由此便导致了世界经济大国均势的变化。冷战结束后，日本野心勃勃要赶超美国。这从社会自然主义国家说立场上看问题，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领先地位，随之而来便会导致其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于是日本在后对抗时代不仅竭力谋求要成为联合国常务理事国，而且跃跃欲试地要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1991年1月30日，日本外务省次官栗山尚一借在《每日新闻》创刊119年纪念会上讲话的机会，对美国独导世界表示了不满。他说：日本在美苏两极体制崩溃和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其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国际作用将会越来越大，而这种变化又加快了这一世界大潮流的发展。这样一来，日本如何作为支撑世界秩序的一极发挥作用和承担责任就更加成为世界关注的大事了。栗山尚一的言外之意，是要美国同日本一起分享领导世界新秩序的“责任”。日本当时的首相海部俊树则采取美日欧合作的老提法，来悄悄地突出日本在未来世界新秩序中的地位，争取有更大的发言权。早在1990年1月9日，海部俊树在致美国总统布什的信中，就提出：应该以日本、美国、欧洲三大极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同年3月2日，海部俊树的外相中山太郎在日本国会发表讲话时，也强调为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必须加强日本、美国、欧洲三者的关系。1991年5月3日海部俊树在新加坡发表演讲时，明确提出：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从两极结构转变为多极结构，日本和西欧将会同美国一样，作为应该发挥主要作用的国家而显得越来越重要，海部俊树讲到这里，特别强调说：在今后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中，经济及科学技术等综合力量已经取代了军事力量的作用而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其所指不言自明。

   自冷战末期始，日本岛内从民间到政坛便泛起否定“二战”罪证，力图摆脱历史阴影的言论。1985年，在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1986年，日本的文部相藤尾正行在《文艺春秋》杂志上指责批判日本教科书事件的亚洲国家，反诬朝鲜对日本吞并朝鲜“负有责任”，并说日本在南京进行的屠杀是“为了排除抵抗”，并否认日本有战犯。1988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竟称日本“当年没有侵略意图”，宣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并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而“卢沟桥事件是偶然发生的”。1990年，运输相石原慎太郎对美国《花花公子》杂志记者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1992年日本众议院外务委员长柿泽弘治称亚洲国家对日本美化侵略战争的批评是“有害的”，“是对往事小题大做”。1994年，法务相永野茂门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并说：“把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侵略是错误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说：“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并没有想发动侵略战争”，“那场战争使亚洲各国独立了”，“教育提高了”。自民党议员户田一郎在广岛会议上称“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10月25日，当时的通产相桥本龙太郎在回答议员质询时说：“日本是否针对亚洲邻国发动侵略战争，这是一个微妙的定义上的问题”。1995年1月，奥野诚亮等自民党议员成立所谓“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公开反对日本以任何形式谢罪。8月9日，文部相岛村宜伸在记者招待会上拒绝承认日本侵略战争史，说是不是侵略战争“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1995年8月15日，社会党籍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为日本的战争罪行向各国表示道歉，但他的联合政府内的半数阁员反对道歉，国会也拒绝通过正式道歉声明。在这一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曾经宣称，旨在实行殖民统治的日本与韩国合并的条约，“是在法律有效情况下缔结的”。这立刻遭到了朝鲜和韩国的强烈抗议和批驳。1996年6月4日，众议院议员奥野诚亮在记者招待会上，把二战期间日本当局迫使一些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妄称为“商业行为”，“并非日本政府强迫所致”。

   以上种种否责言论，每次出台都遭到包括中国等各亚洲国家的强烈批评抵制，反日情绪在亚洲各国日增，严重制肘着日本的战略伸张企图。在内政方面，随着其经济的发展，其政权内部日趋老化腐败，丑闻不断。冷战结束不久，执政40多年的自民党遭到历史性的惨败，新组成的联合政府力在改革，但收效甚微；新上任的首相细川又因经济问题宣布辞职，再度引发日本政界危机。近年来，日本内阁更换频繁，危机迭起，且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经济滑坡。1997年，日本的经济负增长达到0.7%，企业的销售和利润都大幅下降，个人消费减少了1.2%，民间住宅投资减少了21%，这些都是战后最大的或首次出现的负数.。进入1998年，日本一季度的增长率在上一季度负增长基础上又下降了1.3%，设备投资下降5.1%，失业率达4.1%。继1997年度（1997年4月1日至1998年3月31日）出现战后以来幅度最大的负增长（-0.7%）之后，1998年日本经济仍将是负增长，而且负增长幅度超过上年度。失业增加、收入减少、金融动荡以及担心出生率下降和人口高龄化将使国民负担增加等等，导致个人消费萎缩趋于长期化，使整个经济带上了浓厚的“消费萧条”的色彩。金融系统不良债权问题长期拖延不决，导致作为“经济血液”的资金的循环出现梗阻，抑制了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金融机构倒闭又引起不安心理在社会上蔓延。持续了一年多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占日本全部出口四成以上的对亚洲出口大幅度下降，并牵连整个出口的增势大大减缓，甚至转为减少。

   日本政府一方面需要为应付眼前极为严峻的经济形势而从“改革优先”路线转向“景气优先”路线；另一方面又必须从根本上坚持改革的方向，因为改革的成败决定着日本经济前途。

   正当日本国内多事之秋，困局难拓之时，2000年4月，首相小渊突然撒手人寰，继任首相森喜郎又因发表“皇国史观”招致国内外舆论猛烈抨击，在野党连连要求他下台，由此可见作为东方工业强国的日本，今后仍将步履艰难，难脱阴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