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牟传珩： 我是枫叶编辑的书——民主墙时期回忆录
牟传珩
一、走进《海浪花》
1978年秋，正值北京民主墙兴起时，我反思了自己按出版社要求进行创作失败的经验，撰写了一篇文学评论——《呼唤鲁迅、契柯夫现实主义精神之再生》，交给了青岛《海鸥》文学编辑部，正待刊发。该评论组组长赵多青先生却几次找我谈话，记得最后一次是在青岛永安大剧院。当时青岛市文艺界正开文代会，发招待票看剧，中场休息时赵找到我说，编辑部主任认为文章政治观点模糊，要按他们的意见修改。我表示不能接受，宁肯不发表，决不屈从。据我所知，当时官方尽管奢谈“思想解放”，但仍有不少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被意识形态教条所扼杀。为此我动念主办一种不受任何约束，能自由表达思想的民间刊物，并找过几位一直在关注国家政治命运的朋友商讨此事。恰时《海鸥》举办作者座谈会，青岛15中语文老师尚永善带来位新人，他就是1998年春身陷囹圄的中国正义党大陆特派员陈增祥。他当时在《海鸥》编辑部座谈会上谈及北京民间刊物，并说青岛也有。我曾到北京西单民主墙看过大字报，也听说过北京民间刊物，故颇感兴趣。会后，知我要创办民刊的尚老师特将陈增祥介绍给我。我与陈增祥结识后，便相约探访了青岛民刊《海浪花》创始人孙维邦。
那时，北京当局已开始向民运人士开刀，相继抓捕了北京民刊《人权同盟》的任畹町，《探索》的魏京生以及付月华、张温和等。这年秋，形势已变得非常恶劣，不仅北京“星星艺术展”被除缔导致的“10、1”大游行遭镇压，民运老将魏京生也被判18年重刑。之后，《四五论坛》发起人之一刘清，又因组织、传播对魏京生的公审录音被捕，北京四大民刊《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今天》处境艰难，一些大专院校内的民刊也都被迫关闭或转入地下，民主墙遭到摄取了“四、五”运动成果的邓小平的敌视，一时陷入危机。
当时，青岛《海浪花》创刊才几个月，正势单力薄，孤军奋战。正值此时，我来到《海浪花.》。我与孙维邦交谈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便决定放弃自办民刊的念头，加盟《海浪花》。那时全国民刊普遍质量不高，《海浪花》却有《论党》、《论权》、《论人》三篇虽是评而不是论的文章，但观点犀利，可谓上乘之作。作者孙维邦，是青岛草制品厂工人，个子矮矮的，胖胖的，大眼睛，装素挺土，当时看不出他是办刊物的文化人。有了交往后，倒觉得他勤奋好学，为人耿直，思想敏锐，且有敬业精神，只是缺乏些包容性。他把自己的一间住房用作了编辑部。在这里我看到全国不少的民间刊物，除了北京四大民刊外，还有《探索》、《钟声》、《民主之音》、《北京青年》、《启蒙》等许多民刊，也在这里结识了一些外地的民运朋友，如天津的汤戈旦、云南的陈尔晋、上海的秦林山等。我为此大受鼓舞。但当时令我吃惊的是，《海浪花》仅有孙维邦一人操办，陈增祥只作一些辅助工作。我加盟《海浪花》的首要一件事，就是希望能使其力量壮大，团结更多的朋友一起工作。我为此召集了十多位感兴趣的朋友到孙维邦处，但都因与维邦思想境界差异或话不投机，而相继离去，仅我介绍去的葛树邦一位朋友留下。这样《海浪花》只有孙维邦、我、陈增祥、葛树邦四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编辑部。
我在《海浪花》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从青岛官方文学刊物《海鸥》撤回的《呼唤鲁迅、契柯夫现实主义精神之再生》文学评论，之后又发表了几首诗歌和《试论民主运动的历史地位与社会作用》的政论文章。恰在这时，以坚持“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著称的陈尔晋先生来青，读到《试》文，约我在维邦处会晤。
尔晋云南宣威人，中等身材，天庭饱满，两眼炯炯有神，曾两度深陷囹圄，妻离子散，仍执着于追求社会正义。尔晋为人大度，经历坎坷，富有政治家的机敏。我与尔晋一见如故。他与我谈了他的政治计划与设想：以“二斗出三”为行动哲学，在全国筹建共权党，并准备去辽宁游说军头李德生，推动国家政治改革等。当时我陪同尔晋去了烟台，在烟台山下一处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在大海上留影纪念后，送他乘船去了大连。我们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我与陈尔晋1980年在烟台山下合影）
1980年春，《海浪花》编辑部内因维邦与增祥不和，增祥悻悻离去，编辑部的力量不仅没有壮大，反尔削弱。我为此忧心忡忡，建议编辑部的工作开放些，以便团结朋友，扩大影响。那时，我正在青岛四方区干部职工业余学校大专班读古典文学，与“民革”青岛市委副主委、四方夜校校长金又新先生结下了很深的师生之谊。为此我征得维邦同意，联络了金又新先生及文学大专班十多名优秀学生，共同讨论如何将《海浪花》提高档次，扩充容量，办成政治、文学兼容的综合性刊物。记得当时磋商会议是在青岛金口路金又新先生的弟弟金再新先生家中召开的。青岛诗人栾新建还专门就改版《海浪花》给我写来了书面意见。但维邦认为思路不对，仍坚持自己搞。这样我和树邦便很难再在《海浪花》发挥作用了。
当时青岛文联老作家孟力先生为我推荐了牟孝柏，我又通过孝柏认识了王钦德、庄彦等，可谓人才济济。但苦于维邦无法与朋友们合作，工作很难展开。民主运动是大家参与的运动，只有团结更多的朋友一起工作才有前途。我眼见许多朋友资源被浪费掉，担心我们越走越孤立，便与维邦商量，仍按我以前设想，再办一个刊物，同时把朋友们组织起来，与《海浪花》相互支持，效果会更好一些。为此我一面与周围朋友们筹组创办志友学社，一面协助维邦隆重推出了汤戈旦先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质探讨》的文章，之后我便退出了《海浪花》（尽管如此，中共法庭仍以我“参与举办《海浪化》”为主要犯罪事实之一，判罪量刑，有判决书为证）。恰在这时，青岛新人姜福祯经北京徐文立先生介绍，加入《海浪花》，而我与树邦相继退出。后来《海浪花》只有维帮与姜福祯两人一起工作。福祯是位有深度，文笔不错的朋友，“6、4”时因书写小报被判刑七年。
二、出版《理论旗》
当时，全国各地几十家民刊，力鼎中共打压，不屈不挠的维持下来，一改中共建制后新闻舆论工具独家垄断的局面，给深受文革专制之苦的人民以清新的氛围。但当时民刊的致命弱点在于情绪化多于理性。而我一向重视理论研究，希望创办一份以介绍、推荐各地民刊有影响的理论文章为内容的刊物，并以此纯理论刊物为中心，广泛团结朋友，共同推动民运向理性化道路上发展。为此我以“鲁基”为笔名，创办了《理论旗》一刊。当时我自己做了封面设计，图案是一面围绕地球的旗帜，刻板人是我夜校的同学王海滨，油印发行陈增祥。
我把我那仅有6平方米的单身宿舍作了编辑部，每天这里都会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待探访者。整日忙得乐此不疲。《理论旗》的创刊号最先发表了我的长篇专论《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文，全面分析、阐述了陈尔晋撰写的十余万字的理论著作《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尔晋的《论》，曾在《四五论坛》被删节发表，他便带原本交我保管。
今天看来该论尽管未脱对抗社会思想窠臼，但在当时针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无产阶级民主理论体系，还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民刊《四、五论坛》，不惜代价刻印出版如此大部头作品的目的所在。而《理论旗》所作的工作，则是全面论述、评介了该文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价值及社会作用，同时也对其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理论旗》创刊号首次出版发行了百余份，反响强烈，纷纷来信要求加印。此尔晋同年10月30日也给我来信谈到：
传珩君：
十月初，吕朴君因事赴青岛，我曾请他前来看您。他回来告诉他去时适值您已回烟台，不巧未遇。近日我到屹峰处，看到了您给他的信，即关于和他讨论的那封信，深感您写得很好，对《论》文思想理解得很透彻，发挥很好，亲切感人，说服力很强。屹峰赞叹不已。遗憾的是我至今还未看到《理论旗》，屹峰处虽有，我因当即离开，未来得及让他从别人那里取来一读。回京后，又听王仲同志（原《四五论坛》主笔之—）对您那篇文章十分称道。他是去文立处看到的，我因近日无暇去文立处，望你接信后速给我寄几份来。来信请寄北京东郊三间房生物制品研究所刘迪收。刘即天安门事件那位“小平头”。我现住在他们家里。而且恐怕要住相当一段时间。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团中央联合筹建中国青年研究所，十月十四日已由青年报总编钟沛璋亲自通知我，决定借调我来参加筹建工作，并于十月十八日发函联系。所以我现住在他们家一面等候回音，一面看书学习，准备写点东西。你经济上如方便，有空的话，可来京一叙------。
如此同时，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来信订购。为此大崑与朋友们又紧急加印了一百份发往全国。同时收到一些讨论性投稿文章。《理论旗》第二期分别刊出了陈尔晋、吕朴、王冲、王屹峰等多人的文章以及陆庆余先生就尔晋《论》书致中共中央和胡乔木、于光远、王若水的两封信。此后便收到天津汤戈旦先生寄来的批评陈文来信和广州王希哲寄来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当时，我有意专题介绍一下汤老的《原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王希哲的《毛》文。这些文章今天看来，虽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却是颇具流派代表性的理论文章。
在此期间，“共产第四国际”的人途经香港，来青岛联络我们，我与陈增祥出面接待，记得当时是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沙滩上交谈的，由于他们思想很左，我们并未取得共识，所以后来再未联络。当时我与维邦仍保持着紧密联系，经常一起交流意见，沟通信息。那年9月，全国正酝酿成立统一的民刊协会，出版《责任》会刊。广州何求派戴先生找我与增祥协商筹组工作，但维邦此间正与文立筹办《人》刊，故对此持消极态度，外地朋友意见很大，我们倍感为难。我只是在《理论旗》上发了一篇编辑部社论《坚持团结，维护统一——祝贺中华民刊协会在广州成立》，但并未实际参加工作。这年底，我们就遭到官方打压，不仅所在单位领导要求我停止活动，而且公安当局还给以特别“呵护”。为此《理论旗》被迫搁置了应刊出的内容，转而采取全部刊登马恩揭露当局封杀新闻舆论方面语录的斗争策略。当时《海浪花》也受到压力，被迫停刊。全国各地情况类同，民刊运动再次陷于难境。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