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曾刊发的优秀文章）
   
   《中国青年报》继11月14日（中共开会纪念胡耀邦前夕），特刊推出《半世为人》的“民主墙时期”语话，冲击了大陆主流媒体之后，又于11月23日抛出大手笔，以醒目大标题：“一个主席的三鞠躬”，刊发了台湾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向50年代被国民党政府镇压的民运人士三鞠躬的文章，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其政治含义非同寻常。众所周知，中国大陆主流媒体一向受制于中宣部，舆论导向始终被视为头等大事，因而刊发大块头的政治文章，从选题到发表，一定会反复琢磨，再三推敲，三审通过。而这一团派大报，竟巧借纪念胡耀邦之东风，鼎力推出这篇强调“制度，鼓励构陷；制度，创造冤假错案”的台湾历史，以及马英九代党谢罪之举，不正是与纪念胡耀邦推动平反政治冤狱的意愿相呼应吗？
   
   世所公认，在中国大陆借意识形态加工“敌人”，制造政治冤狱的历史可谓空前绝后。仅据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时统计，全国已划定右派6万余人，到1958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已在全国“加工”了55万多个右派分子，并在全国制造出20多个中央部、省、市、自治区一级领导干部的所谓“右派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此外，还在全国范围内“加工”了30余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和“中右分子”，并由此株连了上百万这些“坏分子”的家庭和子女。从1959至1960年，又发起让人们自查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思想，仅在党内就再次“加工”出365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惨遭批判或“政治流放”，当时仅中央机关就重点批判了1900多人，把224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军队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6人，重点批判了3847人。而党外群众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遭到迫害的人已无法统计。1962年11月，批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校长扬献珍，共持续了8年之久，受杨“合二而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154人，其中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逼跳入党校人工湖自杀，讲师黎明也投井身亡。军队有一“五好”战友，仅因撰文接受“合二而一”观点，便被判处死刑。死里逃生的杨献珍悲愤地说：“历史上曾经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们的学生。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在中国这种借意识形态“加工”敌人的思维方法延至“十年浩劫”，已达登峰造极地步。在这场“文化革命”中，直接打击株连了1亿多公民，惨遭政治诬陷迫害的就有739511人，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而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就是他们中的代表。后文革时代，又有“民主墙时期”大镇压，反“自由化时期”大清洗，直至1989“6、4”，竟把全国性的学生爱国运动，加工成“反革命暴乱”，大开杀戒；甚至21世纪到来后，仍在全国迫害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及政治异议人士。这样的历史，除了胡耀邦曾推动平反过冤假错案，又有谁代执政党向大陆的“政治受难者”鞠躬致歉？

   
   今天，《中国青年报》的可圈可点之处就在于，巧借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以党主席身份，参加上世纪50年代“政治受难者”秋祭追思会，三度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的举动，用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之口说出：“这是把阴森的墓地和恐怖的记忆，转化为积极的历史教育场所，让下一代人透彻认识：国家的滥权所可能带来的灾难后果。”这对那些至今还在坚持“求稳定，谋发展”的“镇压有功论”者来说，是一个多么响亮的耳光！
   
   该文的点睛之笔在于：“马英九背起国民党的十字架，向历史忏悔，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但却不是孤立的、独特突发的事件，而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众多指路牌之一。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仅只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在于台湾的民主，造成了台湾整体的深层质变。”
   
   　可以说“ 没有民主，不会有马英九的鞠躬。”这才是《中国青年报》不惜整版大篇幅刊登全文的良苦用意。让我再重复一遍该文的结尾：“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如果埋着血的土堆不被打开，如果乱葬岗的尸骸不被发现，如果无数的陈明忠还在黑暗里从脚腐烂到喉咙，如果人们没有勇气把那“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摊开在阳光下，请问，“解决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难道这不正是“6、4”前学生喊出：“耀邦好走！”身后留下的疑问吗？
   
   而今，希图借纪念胡耀邦找回合法性的胡景涛先生，你何时能代表执政党向大陆的“6、4”死难者，向千百万“政治殉难者”三鞠躬？我知道没有民主制度你是做不成的，但你可以向胡耀邦公那样，向着这个目标走去，让身后留下三个深深的脚印。
   
   但愿纪念胡耀邦是你迈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