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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黨是國民黨史上的大事，也似乎是國民黨命運安排所難免的事，是件責備或原諒都不容易遽下的事。

在事件過程中，有幾點滑稽可笑的：一、清黨已在行動了，却還標榜聯俄容共。二、西山會議派本反共的祖宗，但清黨中却仍叫打倒西山會議派的口號，又下令查封其黨部。三、汪囘國復職到滬，蔣與其懇談後，即通電統率全軍而服從之，表示竭誠擁戴，但汪復職後，竟下令將蔣撤職通緝，並開除黨籍。凡此之類，無異演劇，個中玄妙，如欲明白，須讀本文。

當時的革命軍，多數不熱心清黨，甚至反對清黨，黨部雖慷慨決議，如無實力擁護，統帥是很難決心下令行動的，而堅決以實力貫澈此舉的，除何應欽外，只李宗仁、李濟深、黃紹竑和白崇禧，碰巧四人都屬桂籍，所以廣西軍人成爲助蔣清黨的中堅力量。

本節簡要記述清黨的始末。

    國民革命軍收復京滬，江南初定，不久而清黨事起。

    聯俄容共的國民黨爲甚麽要清黨呢？這好比體質虛弱的人，因進補失宜，中毒變瘤，爲保全生命，不得已只好動手術而割瘤了。現在簡單先述其進補變瘤的經過。

    孫中山先生搞了數十年革命，直到民國十二年，他自己說還是個不生不死的局面，就爲國民黨本身太過虛弱無力了，非吃點補品以壯實體力，不足以有爲。當年的情勢是：第一、對外正苦無法衝破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造成的反革命環境，剛好碰上蘇俄要向中國進行它的計劃，看上了國民黨這條路可以利用，而扮着同情中國革命雪中送炭的樣子，先來拉攏，表示願予軍事和經濟的援助，恰合孫先生的急需，因此而聯俄。第二、對內深感國民黨的本質和作風，已不能作智識青年從事社會運動的領導，和適應全國人心期待打破現狀的要求，必須輸入新血液以振作革命的精神，蘇俄既提出教中國共產黨人爲實現三民主義的運動而與國民黨合作的主張，蘇俄又保證不強行共產制度於中國，當時中共的勢力還微不足道，中山自信可以駕馭它，因此而容共。此在當年不能不說是對症下藥，不幸的是，此政策只行得一年中山便逝世了，這劑補藥的副作用遂發作起來逐漸成瘤，幾乎斷送了國民黨的生命！

    蘇俄的陰謀是要藉國民黨的掩護來養大中共以奪取中國革命領導權的。中山一死，後繼者再沒有像他的魄力，蘇俄顧問鮑羅廷乃令中共利用黨團分化國民黨成左右派，使之自相鬥爭，從此國民黨即內訌不絕。民十四年七月一日以改組大元帥府爲國民政府的機會，將右派的代帥胡漢民拉下來，而捧左派的汪兆銘爲主席。利用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案，將一批資深望重的老同志戴上右派的帽子而逼走；這批老同志憤黨權爲共黨所把持，十四年十二月廿三日在北京西山孫總理靈前集會決議：取消共產派在國民黨的黨藉和解除鮑羅庭的顧問職務，並在上海設中央執行委員會以抵制廣州的中央黨部；是爲西山會議派。十五年一月廣州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彈劾西山會議派的舉動爲違法，選舉結果，悉被屏棄，西山會議派乃在上海自立中央黨部與廣州對立，形成爲反共的先鋒。自廖案後，軍界元老許祟智也遭排斥，軍權歸入蔣中正掌握。蔣是主張北伐的，而共黨却反對北伐，阻撓無效，竟演出中山艦事件以劫持蔣氏，但又失敗，汪兆鉻因此避往海外，於是黨政權也歸蔣氏主持。

    國共兩黨本該因中山艦事件而決裂的，但爲事實所不許，在蔣爲實行北伐，萬難放棄蘇援；在共因羽毛未成，仍有賴國民黨掩護；彼此都有繼續利用暫時隱忍的必要。於是國共成立協議：「共產黨完全放棄軍權，不再任軍官及黨代表，並不得對軍隊宣傳共產主義；國民黨將民衆運動之組織指導交共產黨負責。」此時各自心裏的計算可能是這樣：在國民黨以爲軍權不在共產黨手上，他自然跳不出我的掌中，一切可留待北伐成功後再算，目前只求他勿妨礙北伐；在共產黨却視民衆運動爲對抗國民黨最好的政治武器，只要跟着北伐軍勢力到達的地區，盡力發展工人和農民的組織，確實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不愁挾持國民黨不住，而且國民黨人向來不知爭取工農，正給自己以方便，所以不必再反對北伐。

    北伐實現了，在初期，國共雙方似都暗喜自身力量的增壯。蔣總司令半年工夫即平定了湘鄂贛閩四省，聲威鼎盛，收編了不少降軍，實力大增。共黨有許多湘鄂籍的幹部如毛澤東、董必武等，在地方各界具有號召力量，國民黨左傾的鄧演達以總政治部主任駐在武漢，又與共黨狼狽相依，不特湘鄂兩省的地方黨政機構和民衆團體歸其掌握操縱，又將黨羽大量滲入了北伐軍的各級政治部，並且吸收了有左傾思想的中下級軍官。然而隨着彼此力量的增加，更促進共方對於蔣氏的嫉忌，而在兩湖制造反蔣的氣氛。

    民十五年十二月國民政府分批由粵經贛移漢，首批徐謙、宋子文、孫科和鮑羅庭到達後，不久反蔣行動逐漸起來了。最初是，十二月十三日一部份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在武昌議決：在國府未遷來以前，組織聯席會議以執行最高職權，推徐謙爲主席，發號施令。其次，十二月廿四日上午在武昌召開武漢三鎮黨員大會，午後續開慶祝黨部國府移鄂及援助上海大罷工示威大會，武漢各機關、團體、民衆參加的超過十萬人，通過六項決議：鞏固中央權力，統一指導機關；從速在武昌召開中央執委全體會議，解決黨務問題；歡迎汪精衞同志即日銷假視事；清除黨內一切昏庸老朽分子；擁護國府統一外交，打倒黨內與帝國主義者妥協的反動分子；積極反抗奉軍進攻河南，準備對奉系軍閥最後決戰。從此湘鄂間打倒新軍閥、歡迎汪主席復職、一切權力屬於黨這類標語文字，到處可見，社會騷然。這些都是鮑羅庭、陳獨秀所設計而由徐謙、鄧演達、郭沬若等來表演的。

    武漢情形暴露了共黨的陰謀，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乃暫留南昌，可能是望東南早定而移往南京。武漢方面因之指斥蔣中正爲個人獨裁，張人傑（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爲昏庸老朽更加劇烈。南昌與武漢，以演說和文章互相攻辯。到十六年三月初間，國共之間表面雖未破裂，而在南昌的多反共，去武漢的多贊成容共，顯然分爲兩大集團了。共黨爲欲去蔣迎汪，要求速開第三次中央執委全體會議以解決黨務糾紛；南昌方面看透了對方的用意，初定三月一日在南昌召開，使其不能利用武漢的民衆和軍隊來作怪，後因東南軍情緊急，改爲候長江下游戰事告一段落再開；爭執愈久，是非愈多；而蔣總司令東下督戰去了，張人傑也囘杭州，吳敬恒和鈕永建在滬主持地下政治分會，在南昌的中委愈少，到武漢的漸多，經過若干人的商洽疏解，乃訂期三月十日在武漢舉行三中全會。到期，蔣中正在前線未能出席；李烈鈞到漢兩日，看情勢不對，即托故囘贛，不參加會議；由南昌來出席的只得譚延闓一人；故會議完全由共黨來擺佈。會議先通過統一黨務指導機關辦法、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外交統一方案等做法制，其次便依照這些法制去改組黨政軍各最高權力機關的人事，以符合共黨的要求，替汪兆銘佈置好再起的局面，使汪帶頭和蔣所號召的反共勢力搏鬥，以便共黨乘機坐大，待汪蔣兩敗俱傷，而攫取中國革命領導權。會議過後，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即由南昌移到武漢。自此，凡不贊成反蔣的軍政人員，概被排擠、驅逐或逮捕。

    滿肚子領袖欲的汪兆銘，受了武漢方面的擁戴，由法國趕囘來上任，四月一日抵滬後，即電武漢黨部和國府，請示如何工作？並以調解黨內糾紛自任的姿態，連日在滬和蔣中正、吳敬恒、蔡元培各人晤談。容共政策無法續行，在蔣、吳、蔡等心裏早已確定，但以汪究屬國民黨人，他如眞能負起疏解責任，使黨內不再自相傾軋，當然是最好不過的事。蔣氏因此於四月三日發出擁汪通電，一在表明他自己並無攬權專政的心懷，以間執徐謙各人攻訐的口實；一在期望汪能同心協力，一致奮鬥，使國民黨得達成革命的任務。四月五日午前十時，汪兆銘、蔣中正、吳敬恒、蔡元培、李煜瀛、李濟深、黃紹竑、李宗仁、白崇禧、古應芬、柏文蔚、宋子文、甘乃光等約集在上海道尹公署樓上舉行談話會，商討黨國大計。不料當日上海各報刊出汪兆銘和陳獨秀的聯名宣言，勸國共兩黨黨員「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全篇都是替共產黨做宣傳，和國民黨毫不相干。吳敬恒到會一見汪氏即問道：「中國從此即由兩黨共同統治了嗎？」並聲言「聯共」二字在國民黨文獻中並無所聞。辯論得汪氏狼狽不堪。但談話會最後仍決定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開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以和平方法解決黨務糾紛。在南京會議前，暫議決辦法四項：「一、由汪兆銘通知陳獨秀，暫行停止共產黨的一切過激活動；二、武漢中央黨部與國府命令，凡屬窒礙難行者，暫停實施；三、各級黨部、軍隊與民衆團體內，如有叛亂分子陰謀搗亂，由各該當局自行糾正；四、工人糾察隊以及其他民衆武裝，均須服從革命軍總司令指揮，否財以反革命論，嚴加取締。」汪對這些辦法，自然不能完全贊同，但大家一致決議，他也無從反對，心情懊喪，第二天便往武漢去了。

    那時期的武漢民衆，對共黨的宣傳和行動，正感惶惑，以汪氏爲孫中山的信徒，當有正確的主張，故於其到漢，予以熱烈的歡迎。不料，他接任中央軍政主席職務後，絕口不談三民主義，却手寫宣言：「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是總理手定的，破壞一個政策，即是破壞整個政策，即是將總理遺教完全取消。凡我同志，趕快起來擁護此整個政策！」交各報刊印。並聲稱要與共產黨爲中國革命共存亡，大呼「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對於上海談話會決定的事項，完全置之不理。共產黨得了汪做傀儡，自然胡作非爲加倍的猖獗，武漢政府轄下於是成爲無法無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