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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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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崇禧(民國卅七年致黃旭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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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文儀: 廣州清黨反共親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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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清黨反共親歷記

鄧文儀

擺脫第三國際中國代表團

    民國十六年一月初,由於中國革命北伐勝利很快,將要達到長江流域。中共在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已建立了廣大的農工群眾基礎,也利用俄顧問及國民黨左派控制了中國國民黨黨、政、軍的領導中心。他們曾派代表團到莫斯科,向第三國際及俄共中央報告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已達高潮,勝利在望。第三國際曾開了好多次的會,決定在中國實施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好像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一樣。俄國革命是在十月,他們準備在中國實行四月革命,由中共號召,用全國總暴動及中央革命的方式,奪取中國國民黨的革命領導權。為了執行決議,他們很快組織一個第三國際中國代表團,指派第三國際的常務委員印度人羅易為團長。團員約一百人,有少數俄國人、日本人,而以中國人為主要成份,在莫斯科中共首要份子譚平山等同行,同時更在中山大學選派共黨及其認為可以運用的學生四十人參加組織,期以最快的速度到達中國的廣州、漢口,直接指導中國一九二七的共黨大革命。

    代表團中大四十個學生中,三十七個是共產黨團的党團員,只有三個中國國民黨黨員為羅芳烱、溫忠和我,也許因為溫忠和我都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平日在校比較用功積極,也很誠實熱忱,或可讓他們利用。我在啟行前才接到學校負責人的通知,說是派我回國參加中國大革命,我向告訴我的人說,我學業尚未完成,可否申請緩行,他說,這是很重要的使命,很榮耀的派遣,不宜申請緩行,我當時真不明白,為什麼要派四十個同學回中國,為什麼會派到我去?但行期匆促,不由分說,我就悄悄的於第三天整好行李,搭上由莫斯科直接走遠東海參威的特別快的專車,到火車上才知道同行的人有一百名,同學有四十個,是一個大團體。第三國際特別組織的中國代表團,要在三星期內就趕到中國廣州去參加中國大革命,我因為不明了中國大革命的實際性質是什麼,一直是莫名其妙的在隨著盲目行動,滿腹疑問,無由解答。

    我們由海參威到莫斯科坐的是普通快車,沿途走了兩個星期,這次由莫斯科到海參威的特快專車真快,沿途一切的車輛都讓車,加水添炭都是準備好了車頭在接力趕快,僅一個星期就到了海參威,下車休息不到一天,就改乘輪船,專用的輪船,早已準備好了,升火待發,輪船是用最高的速度直航,僅五天多就到了廣州。

    在車上、輪上聽同學們說到這一代表團到中國參加大革命的任務如何重大,大家都面有喜色,認為一定可以馬到成功,我在這時曾和溫忠及羅芳烱兩同學說及,卻認為我們這一次的行動困難重重,而且十分危險。如果共產黨真要革國民黨的命,我們盲目跟著行動的困難和危險,更將不堪設想。他們說視情勢深厲淺揭,我卻在心中盤算,第一步如何擺脫代表團。第二步計劃如何參加維護國民黨,打破共產大革命的陰謀詭計。代表團行動詭秘,組織嚴密,人人都要受嚴格的約束,有人監視,要擺脫真是一件很困難,也很危險的事。

    代表團到了廣州,共產黨曾發動有關機關團體與學校熱烈歡迎,預定在廣州停留一個星期,就全體去湖北武漢(那時,中國國民黨中央党部及國民政府與中共中央,都早已遷到武漢),一周內有好幾次熱烈的歡迎會。有一次是在黃埔,由黃埔軍校全體官佐學生舉行五千人盛大的歡迎會,歡迎會中,學校當局主要人在致詞歡迎之後,參加代表團的人,臨時推我致答詞,我當時以出人意外,也沒有準備,曾面紅耳赤的推辭不講,結果講了很簡單的感謝歡迎盛意,讚美黃埔軍校成就卓越,戰果輝煌的話,真是受寵若驚。

    因為我是黃埔學生,當時我才二十二歲,離開學校才不到兩年,我真不敢登臺向數千師友說話,這是我第一次登臺講話,臉紅脖子粗,全身發熱不知所云,好在結果尚可勉強渡過難關。由此使我感到他們要利用我,用抬舉我的方法掌握控制我,將使我更不容易擺脫。

    在代表團快要離開廣州之前,我曾先後見過黃埔軍校教育長方鼎英、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二十師師長兼廣州警備司令錢大鈞(黃埔老師)、國民黨廣東省党部負責人曾養甫與甘乃光,表示我不願去武漢,想暫時留在廣州的意思,他們都很贊成,如是我就假借身體不舒服的名義,向代表團的連絡人請求緩去武漢,結果竟未留難,從此我就擺脫了第三國際代表團,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廣州清黨反共首當其衝

    擺脫第三國際中國代表團之後,我恢復了自由,住在廣州一家小旅館內,我進行兩種活動:一為轉向國民黨,接近廣州負領導責任的人,二為找一個我有興趣,能勝任,可以實踐我所學,及參加積極反共抗俄的工作。

    我首先見到了廣州中山大學副校長代理校長(校長戴季陶先生這時不在廣州)朱家驊先生、廣東省党部青年部長甘乃光先生、總司令部政治部代理主任曾養甫先生,和他們談了好幾次,甘乃光先生把我從俄國帶回來的很多圖書資料及紀錄,大部份借去看,曾養甫先生對我十分客氣關切,因為我沒有錢,在未找到工作前,住不起旅館,同時也怕共產黨人找我麻煩,或來催我去武漢。曾養甫先生接我住在他家裏,我們談得很多,都是有關俄國及共產黨的問題。甘先生、曾先生都要我寫文章。由於曾先生的介紹,我更見了後方總司令部參謀長代總司令與中央軍校副校長李濟琛,我也一再訪問了軍校教育長方鼎英及錢師長大鈞等。我告訴他們第三國際和俄國所派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指導中國共產革命的,對於中華民國及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其極大的陰謀,如果國民黨本身不早日計劃,準備反共抗俄的行動,危急存亡的事變,或共產黨的暴動革命,很快就會發生,必須提高警覺,早議對策。他們很重視我的意見,似乎也將我的意見反應到了國民黨的中央負責人與在前方領導北伐的蔣總司令,我開始寫文章,以中國革命與民生問題為題目,由三民主義的觀點,批評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主張中國革命要積極解決民生問題。

    其次我必須找一個工作,曾向三方面進行,一為到中山大學作助理教授,繼續研究我在俄國莫斯科中山大學沒有完成的政治經濟的社會科學,並在教學期間中整理資料,向中大朱先生接洽,他已應允我去當助教。二為到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母校服務,方教育長已答應我到政治部擔任中校組織科長(國民黨的黨務科長)並正式發表命令,要我早日到差。三是曾養甫先生希望我參加廣東省的國民黨黨務工作或軍中政治工作,做他的幹部。我正在考慮的時候,就接到總司令部的命令,總司令任命我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師的上校政治部主任,兼廣州警備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我是軍人,自應服務命令。二月中旬,我就到任開始工作,因為是一個人,為了方便起見及經濟關係,我搬到廣州八旗會館警備司令部裏面。住在政治部的辦公室內。這時,二十師及警備司令部的政治工作是相當重要,也十分困難和危險的。因為原有政治部的秘書科長及團連政治指導員多是共產黨。部隊裏面及廣州市上,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非常激烈,已到短兵相接。由秘密鬥爭發展到公開鬥爭的階段,國民黨對我期望殷切,共產黨對我也十分重視。

    我在政治部工作不到一個月,我曾經不斷到二十師各部隊視察、講話,接見軍官及政工人員,考查視察廣州市的警備治安,人心動向,及共產黨的宣傳與民運,將所得的情況加以分析,隨時報告李代總司令及曾代政治部主任與錢師長兼司令,同時,我更和國民黨省市黨部及黃埔同學會、廣州機器總工會、省會公安局、中山大學等負責同志密切連絡,我發現共產黨正在積極煽動宣傳,準備暴動。由很多的集會及標語傳單與情報資料分析判斷,廣州已在暴風雨的前夕。我一面反應我的意見,同時,更積極建議:連絡國民黨的忠實同志,開始普遍調查監視共產黨的組織和行動,各方面很快都有了警覺,不斷的舉行小規模的秘密會議會報,交換情報,商酌必要時自動,及立即進攻共黨的方法與行動,由於政治部的地位與責任,我又剛從俄國回來,我在無形之間,對於反共鬥爭工作,很快就首當其衝,好在國民黨一般同志都很熱忱,對反共自救,救黨救國,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經發動,共同回應,公共關係相當良好,李代總司令,曾代主任及錢司令等都決心堅定,授意並支援我們積極籌謀對策,佈署防止共黨暴動及主動搜查逮捕共黨行動。

    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由於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等建議及中央政治會議的決議實行清党,蔣總司令發佈宣言,命令全國實行清除共產黨。這時在廣州各地也一樣的,共產黨正積極準備大暴動,成千成萬的共党農工群眾組織及武裝的工人糾察隊,都在廣州市集中演習及不斷遊行示威,全省各縣市的農會會員代表與農民自衛軍,號稱十萬人,分別向廣州市郊集中,表面上他們用慶祝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上海勝利大會的名義,實際上就是共產黨準備的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奪取政權與革命領導權的行動。他們定期四月十六日在廣州市舉行大會,我們收集了很多的證據,證明共產黨計劃在那天陰謀暴動,國民黨中央清党反共的決定:蔣總司令號令全國執行清黨,普遍搜查逮捕共黨的命令,明智果斷,得盡機先,真是中國歷史與國家民族存亡的重大關鍵。

    廣州的黨政軍民因為早有若干準備,接到國民黨中央及蔣總司令的清党反共命令,後方總司令部便命令廣州警備司令部負責執行,時間不到三天,真正準備行動的時間,僅有二十四小時。因為時危勢迫,共產黨已準備四月十六日暴動,如果不機先行動,以當時共產黨的氣焰及其實力論,國民黨無論如何是注定慘敗的。就是機先行動,也十分困難及危險,由於當時國民黨雖有發覺,也有相當準備,但以組織、實力及群眾力量論,實在無法勝過共產黨,國民黨唯一可恃的優勝條件,便是政權和軍事指揮權在握,可以用維持治安名義及命令緊急處置,加之蔣總司令的命令清黨反共,上海、南京已經連日實行清黨的事實,及廣州市的人心士氣均有利於國民黨,都是成敗的基本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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