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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伐軍一下武漢，共產黨即決定了祇爭領導權，而不奪政權。於是兩湖的農民運動，上海的三次暴動，都是一貫於此種政策。但在十五年的春季，陳獨秀等因北伐軍將入江浙，而又屬於反共產者，乃決定先下手爲強，乘機奪取政權，以與軍事勢力對抗。十二月廿八日，以江浙省委名義召集兩省及上海各種活動份子會議於共和新路總交通處，由陳獨秀親自出席報告中央決議，決定以省市縣民會議，製造各級政府組織，除必須拉攏之地方聞人外，盡量以共產黨分子插入。於是，上海之市民各區選舉會議，乃應運而生，在三次暴動以前，上海市政府委員，已由共產黨包辦產生，除鄭毓秀等外，共黨著名人物如羅亦農，林鈞，顧順章等，均爲委員。而江蘇省政府委員，亦由共黨御用之蘇省黨部薦請武漢政府任命，幾全爲共產分子，而以江董琴，侯紹裘，戴盆天爲尤著。於東路軍攻下上海之初，此滑稽之上海市府曾一度佈置，但非共產之委員均一致固拒，共黨份子亦因白總指揮之態度嚴厲。商民之暗中反對，不敢輕於嘗試。經二十餘日，「四一二」清黨運動已作，糾察隊繳械，總工會改組，而共黨奪取政權之舉亦終成幻夢。

    四一二之後，共黨重要分子之就縛者在上海僅一總工會委員長何松林。當時拘囚於司令部，廿六軍部，及一切特務機之共黨份子，雖不止千，而全爲工會會員，糾察隊，即一起碼之組織員亦無之。但此時共黨最忙者，爲一切機關之遷移，因公開開前後，共黨大批機關感於租界交通之不便，大部在閘北，至此乃認越界築路之北四川路狄斯威路等處爲樂土。第二則爲領袖人物之遁逃，陳獨秀彭述之於四月十五日即托日人保護乘輪赴漢，鄭超麟羅亦農等亦絡續前往，乃改上海總部爲長江局，僅留糜文浩等技術人員留守，而以陳延年接替省委書記，施英接替上總委員長，以維殘局。同時凡與下層發生關係或直接羣衆工作者，無大無小均自逃往，此輩一爲畏死，二爲武漢有官可做了。

    陳延年爲獨秀長子，施英即趙士炎，均爲共黨有數之實際工作人才，但陳向在兩廣，對於江浙工作未免生疏，尤其是大批熟手逃走，各地破壞勢如山倒，乃不得不借重施英，留之任組織部。蓋施英爲共黨工會運動之台柱，自一九二五年到滬迄未他往，滬上識其面目者甚多，四一二後中央即調彼任湖北省總工會黨團書記，而爲陳所挽留襄助者。此時陳爲書記，施任組織部及上總代委員長，黃某任宣傳部及兼江蘇上海兩國民黨部黨團書記，韓逋仙爲秘書長，張佐臣任上總組織，吳雨銘任上總宣博，帥朝令任經濟鬥爭部，楊培生任副委員長，經一月餘之整理，居然又有生色。省委秘書處設施高塔路恒豐里一○四號，陳之住宅在嘉興路，施之住宅在竇樂安路，上總秘害處設北四川路永安里萬昌米店樓上，交通處在崇福里及清雲里，而機關住宅，在靶子路以北之各里弄，幾無處無之。

    方陳施之亟亟於恢復工作，不知大破獲的暗影已追襲而至，此次破獲初非由於緝捕機關之如何精明，而爲共黨分子之自行告密。先是，江蘇省黨部之旅漢委員張曙時戴盆天等，向武漢中央請求一筆鉅款，爲恢復江蘇秘密黨部之用，決定由戴盆天親自攜回上海。但戴過於精細膽小，恐船過下關抄查時，因鉅款之故而破獲，乃以三千元托王芝九代帶，三千元托束某代帶，不意戴至上海，王芝九因事未行，束某則來而未帶一錢，且聲稱遺失，戴大怒，面叱之，但未稔束之來也，帶有共黨托帶之文件甚多，對於省委秘書處地址已知，經此一叱，乃悄然赴甯，向政府自首去矣。

    時爲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時，施高塔路恒豐里一○四號破獲，當場獲陳延年，韓逋仙，及宣傳部長黃某，獨一交通匿三層樓頂，越牆逸去。同時，偽江蘇省亦在四馬路望平街某號破獲，獲代理農民部是安友石，及交通洪某。時共黨因陳之就縛，非常恐慌，但此時滬中區店員罷工風潮正盛，施英忙於指揮，初未計及其它機關之波及也。至二十九日晚十二時，施英在竇樂安路被捕，蓋韓逋仙已吐供，而韓久任施之技術秘書，知其所在，施之被獲，在共產黨惟一無代價之打擊，且在其房中抄得現款三十一萬六千元，則東南共黨之資源亦盡矣。三十日余慶坊上總秘書處破獲，同時崇福里之交通處，正在舉行各區工會特派員聯席會議，亦被破獲，組織張佐臣，副委員長楊培生，各區特派員王克全，董心吾等共十餘人，裝一大汽車而去。至此，共黨之活動分子殆盡，所剩者逃死不暇矣。

    此時共黨心膽欲裂，向視北四川路爲樂土者，今不啻閻王路矣，乃相率逃亡，即傢俱文件亦不敢搬運，蓋此時該路所佈警探確實不少，難保不跟蹤也。所逃方向，法租界因特殊勢力太大，不敢去，楊樹浦爲工人區域，不適於上層機關，滬中區爲有職業之小商人，亦不能用，惟一去路，惟有滬西同孚路以西，靜安寺以南之一段住宅區。但逃出之各人，均無現錢，佈置如許機關，制傢俱兼租房子至少須萬元，幸國際共產黨東方辦事處予以協助，經一月之久，始設省委秘書處於戈登路望德里，上總秘書處於巨達來斯路。但人員則僅吳雨銘帥朝令等二等角色數人，非經補充已無法工作，僅供聯絡而已。

    十六年的夏天，上海共產黨逍遙極了，他們因無事可做，而且因爲預防破獲也不敢做，但武漢匯來營救施英的六萬元，因施英不及救已死於六月二日，他們盡可利用這筆錢來救救自己。因此，喜歡賭餞的整天在機關裏馬將撲克，年青而摩登的共黨男女，便大玩其跳舞場，並且在小沙渡路，赫德路，膠州路的洋房租起來了，他們有汽車兜風，草地拍網球，誰都以爲他們是闊公館中的少爺少奶奶呢！照此樣子，他們整整的過了一夏天。

    很快的到了七月下旬，在武漢舉行的全總代表會閉幕了，於是共產黨中央調了大批的人員回上海，以恢復東南工作。這批人中間，以鄧中夏及項英爲中心，他倆同樣是共產黨的幹部人才，同樣在上海有深長的工作歷史同經驗。不過兩個人的出身同個性是完全相反的，鄧爲莫都中大留學生，曾任上海大學教務長，共黨東南派的知識份子很推崇他，項則出身於湖北鄉里的典當學徒，有特具刁梟刻薄黃陂人的個性，在中共中，鄧是張國燾系，項是李立三系。此時，鄧任省委書記，項任上總黨團書記，一下馬就爭權奪利，成了兩個壁壘。

    省委秘書處設在同孚路華順里，而另在長浜路明德里設一分處，以王若飛任省委組織部，袁達時任宣傳部，何叔衡任秘書長，因爲交通處最易破壞，乃分租四川路江西路一帶的洋行寫字間，總處在惠羅公司的後面，由何叔衡主持，名叫蜀通公司。上總秘書處在膠州路遂雲里，另設常委會於同孚路大中里，以鄭福泰任委員長，項英爲黨團書記，許日昊爲組織，李昌榮爲宣傳。此外各區書記及外縣書記中之有名者，爲滬西書記何孟雄，滬東書記劉少游，CY書記顧作霖，杭州書記張秋人，南京書記吳雨銘，蘇州書記帥朝令，而馬玉夫輩，此時僅一工會特派員而已。

    八七會議是共黨借機會主義罪名以打倒陳獨秀者，換言之，即張國燾，瞿秋白，李立三等系聯合打倒陳獨秀，因張瞿李之基本勢力爲兩湖，而陳之殘餘在東南，所以反機會主義的鬥爭在上海爲最盛，亦即兩湖派挾其背景以祛除東南派。此時鄧項的目的是一致的，惟一的辦法，就是把東南份子驅到外縣去衝鋒，調到最下層去工作，有許多向來在上層舒服慣的東南份子眞可憐，他們因爲歷史的關係雖稍稍有點名望，但他們滿頭腦的理論，一點不知道如何去應付環境，如何去執行秘密工作，往往不到幾天，已經跌到陷阱裏去了。否則，省委亦能拿嚴厲的訓令去督促他，到他跌下去爲止。九月裏，杭州市委破壞，全省組織洩漏，單是縣委及特支書記被捕的，有三十多個。浙江工作盡潰，十七年始復設省委辦事於寧波。

    但是，省委不能以此爲滿足的，殘餘的東南分子還多着呢，此時，瞿秋白的暴動政策開始了。鄧中夏顯然想躲過一旁，於是便着王若飛去執行，王若飛也因同東南派有根深蒂固的關係，要想借比向兩湖派納降【析世鑒： “借比”，原文如此，似爲“借此”之誤。】，所以他很高興的立起權威，趕東南份子上前線去死，以瞿秋白的徒弟自命。在他手裏，發動了無錫，宜興，江陰，溧陽的秋收暴動。他自己做了總指揮，不過，膽小得要命，本來預定總指揮部是設在蘇州無錫之間的蕩口，但他一到蘇州，聽說無錫殺了七個人，馬上坐輪船逃回上海！經省委的叱責，他不得不硬了頭皮繞道浙江長興，去指揮宜興暴動，他一到張渚，爲了要顯威風，把宜興縣委定的策略改變了，當然這種笑話式的暴動是終究要失敗的，但王若飛失敗得更希奇，他甚至把省委的訓令，文件，通信地址都丟了逃跑，累得上海省委機關忙不及的搬場，可是他的驅東南分子上死路又成功了，他自己呢，當然能逃着性命的。

    十月裹，上海的罷工運動也來了，這是同外縣暴動一樣的，是消滅東南派的策略。不過這是屬於上總的工作，項英同鄧中夏的領導權問題，因此也衝突起來，實在是消滅東南派以後權利爭奪的必有現像。鄧中夏的意見，各區工會特派員既屬於區委，則發生於某區的工潮，當然以區委爲指揮機關，是屬於黨的。但項英的見解以爲工會工作理宜獨立，一切工潮皆屬於工會，黨不過是一指導監督機關。他們把官司打向國際辦事處，結果，項英勝利了，在區工會之外，又恢復了產業總工會，此時的工潮是以電車，英美煙廠，日商紗廠爲中心，都是非常艱難的工作，於是紅色恐怖隊的組織，以郭伯華爲隊長，在外白渡橋打電車，在英美煙廠打李小妹，這是共黨紅色恐怖之始，當然紅色恐布隊是黨的特務機關，應由黨指揮管理，項英不能爭奪，但他不知用了個什麽方法，郭伯華在鴨綠路被捕，繼任的人是周恩來的部下，周同項的背景李立三，是一致的，當然項能取得便利。此後紅色恐怖隊的應用不僅對外，更借了鎮壓反動名羲，公報私仇的打自己人，當然被壓迫的東南派更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