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七年初，余离湖北前往南京，担任軍事委员会高级参谋，不久随軍北伐。在底定山东诸战役中，余曾建议避免攻坚及屯兵坚城，幸蒙采纳，所收战果甚丰。北伐軍越过徐州时，北方軍阀拒我前进，正面为奉軍，右面为张宗昌軍，左面为孙传芳軍，我軍分两路进攻，泰安、临沂未下，用高桂滋监视，大軍即越城而过，进抵济南，旋即发生济南事件。

    北伐軍之神迅前进，甚遭日人嫉忌，因之反我最力，防我最严，然若我应付得法，仍有商洽余地。第一，当我方向日軍交涉要求其撤除防御工事时，日軍于夜晚已进行撤除，此乃余所目睹者。第二，双方发生冲突之後，我方二、三十人尚在日軍辖区内之澡堂洗澡，经交涉，日方派宪兵多人护送归还。第三，事体未扩大之前，日本軍官佐佐木道一曾建议双方派宪兵隔开，俾避免冲突。

    可商洽而未商洽，终而发生惨案，双方都有责任。当时济南市中，我軍十数万人麕集，兵骄将横不亚于日軍，加上双方仇视，冲突在所难免。某日，余在高桂滋(时为軍长)部稍留，即见其部下十余人高声大嚷：「我一排枪就杀日本人十几个」。

    以当时之情况论，应该实行隔离政策，而司令官杨杰未能照办，应贞最大责任。双方冲突之後，情势自愈演愈坏，终而成为惨案。

    惨案之後，蒋总司令立即令余去泰安调派车辆疏散麕集市区之軍队，余步行两昼夜而达泰安，沿途軍队壅塞，可见当时济南内外混乱之一般。後来余尝得闻，日本控制区内之商埠，在事件发生时，即下令戒严，我方人员被送出後，日本武官曾来联络，要求我于商埠四周置國旗，并派卫兵把守，则彼此不致冲突，杨杰亦不采纳此种办法。惨案属于偶发，并非日方有计画之行动。

    此案予治軍者之教训，凡攻下城池，軍队不宜接近市区，余在驻马店时，即如此做法，进城者，惟政工人员与宪兵而已。

    此时余为总司令部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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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济南惨案平心论》，原题《济南惨案》，是以《口述历史》第7期之《贺国光先生访问纪录》同名一节内容为发布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首发博讯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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