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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年之前，我國無論南北各地，在每年印製的月份牌或日曆上，隔不了十天半月，總會有着一些甚麽紀念日；而這些紀念日被稱作「國恥」或「國難」 的，要比稱為「國慶」的多得多！不知怎麽會弄出那麽多的「恥」和「難」來！在那段年月裏，當個小學生也不易，三天五天就要為了這些「紅白喜事」，去免費充當「跑龍套」，少不得要認眞地搖旗呐喊一番，到晚上嘶啞着喉嚨回家。

    進入五月，從月首至月尾，盡是這類日子，——由「五一」勞動節開始，過了「五三」有「五四」；「五四」過後又有「五八」馬關條約；「五十」台灣淪陷；到了月底，再來一個「五卅」慘案，眞是熱鬧！

   「五三」是「濟南慘案紀念日」，而在「五三」之後，此一慘案又延續發生了五月七日及五月十四日的重大事項，那是日軍欺辱中國軍人，和對濟南從事大屠殺。生活在濟南或山東各縣的人們，對於這個紀念日，由於身歷其境，所以特別刻骨銘心，不過對這個「五三」事件的成因，却也有着另一套獨特的看法，與若干年來那些未成定論的「歷史」紀載，顯然是有着一些小小出入的。

    約畧而言，一般的紀載大概不外是：「民國十七年春，當國民革命軍北伐順利進軍至濟南時，北洋軍閥與日本密約，以青島及膠濟鐵路的若干權益給予日本，換取日本出兵阻撓國民革命軍之北伐。日軍遂以護僑爲藉口，悍然出兵山東，並在濟南設防，我方派出外交人員與之交涉，日軍竟蠻橫無理地將我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及其隨從十余人，挖鼻割耳後，再行槍殺！我方惟恐引起外交糾紛，而致影響北伐，因此越過濟南而北進平津，並派員繼續與日方交涉，日軍不理，竟又殺害我軍民人等萬餘名，迨後，我軍到達平津，日軍始撤去」云云。

    事實固然不離大概，然而其中却有幾個非常簡單的疑點，似乎是無從解答的：

   （一）倘若日本出兵山東，眞的是與北洋軍閥訂有「密約」，前來阻撓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那麽，何以日軍在濟南大開一輪殺戒之後，根本不曾對國民革命軍的繼續向北進軍加以阻擋？而且終於乖乖地退走了！

   （二）如果說日軍與北洋軍閥有「密約」，「密約」的內容則是將青島以及膠濟鐵路的許多好處給予日本，而日本方面則出兵對付國民革命軍。——「密約」的內容既已獲知了，那麽；是那一個軍閥與日本簽的「秘密條約」呢？是張宗昌？是褚玉璞？是孫傳芳？或是東北的張作霖？無論是張三或李四，總該有個姓名吧？但是却沒有透露！

   （三）在軍閥方面而言，既已與日本有了「密約」，應當說是有了「盟友」，或者說是有了「靠山」，照情理應當是「有恃無恐」了，何以當日軍進入濟南時，軍閥的部隊竟先拋棄了濟南以及整個山東？

    基於上述的幾個疑點，所以當時濟南省城的老百姓，對於「五三」事件，頗有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之感！當時日軍在山東境內橫蠻無理確屬實情，而我方所片面宣佈的「日軍與北洋軍閥訂有密約」之說，亦有人認爲是北伐軍事當局因面子關係，無法交待，不得不設法自圓其說而已！

    至於該次「慘案」的經過實況，當時親身目擊者，至今仍大有人在，爲使讀者能對「五三」事件知其來龍去脈，就需要從那時日本僑民在山東的情景說起：

    自從民國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以參加了協約國的理由，藉口進攻德國在山東膠州灣的租借地，因此出兵山東，進駐了膠濟鐵路全綫，並及龍口等幾個港口。青島的德國總督府以及駐軍，由於其本土正在大戰，無力東顧，所以一戰而敗。日軍的表面目的雖已達到，但却不肯就此收兵，後經北洋政府與之談判，直待袁世凱接受了日方所提出的二十一條後，始告退去。然而，却由該時起，日本的勢力，就在山東開始生了根本。

    日本軍隊雖已撤去，但日本的商業以及僑民却大量湧入山東。可是他們的湧進，並未引起山東人的反感，甚至也未引起注意，其原因乃在於：是時的日本僑商，多戴着一副有笑容的面具，大致上都能安份自約，很少恃着他們的法寶「領事裁判權」來欺淩當地人；所以山東土著，却能和他們平安相處。他們規規矩矩的作生意，雖然在生意之中，有些貨品是見不得天日的毒品，不過在那個時代，沒有人感到是件不法的壞事。他們經營的範圍很廣，各種工業如：紡織工業、輕級船廠、機器工業、鋁礦、玻璃、造紙、小化工、棉業、罐頭工業、漁業等等，應有盡有。同時他們也開辦醫院，甚至開設用中文教授的小學校等。至於日用百貨、零售等小生意，更是到處都有。從那時起，如「大學眼藥」、「老篤眼藥」、「胃活」、「仁丹」、「太陽膏」、「藤井靈寶丹」等等的大字廣告，就充塞了山東各城各鎮的各個角落，甚至連人跡少到的窮鄉僻壤都能看見到。

    當時這些日僑，他們混在中國人當中，多能入境隨俗，很快的就扮成了中國人的形態，在他們商店的招牌上，固然沒有外國氣息，而他們絕大多數都學習了當地話，有些有點地位的日僑領袖，竟會穿上中國式的長袍馬褂，擠在山東當地的紳商之列，諸凡地方上的慈善事項，他們也和香港的一些慈善家一樣，出錢出名，惟恐後人。儘管他們還正在售賣着：「芙蓉正膏」、「如意丹」、「輕快丸」以及「神妙散」等嗎啡、海洛英的東西。但在和尚廟裏上緣簿，他們也能雜在當地的善男信女之間去進香貢獻，所以，他們在山東的各地，本地人除了知道他們是「東洋人」之外，善良的民間，根本沒有人把他們視爲敵對。而他們也儘量和中國人拉交情，將那個根本不盡不實的「徐福入海求仙」古老故事，不惜大力誇張渲染，將日本說成是眞眞的中國人的同種同族，許多人們竟信以爲眞。至於那些貧窮的日僑，他們在山東各城市裏，拉着他們國家的特產——東洋車（黃包車），在街頭巷尾兜生意，態度既和氣又謙遜，許多當地婦女，因此不再乘坐轎子，都改坐東洋車。別看他們身裁矮小，但跑起來可眞快！不僅快，又舒服，而且價錢又較轎子低廉，所以連婦女小孩，都不討厭東洋朋友。

    上述這些「善鄰相處」的日子，在山東並不太短，一幌眼就是十多二十年，而在這期間的山東人，雖然已生活在民國的時代，但大體而言，在觀念上却還和在大清時代差不多，人民向地方官繳糧納稅後，只要不殺人放火、作奸犯科，就能安居樂業。再就政府及政治環境而言，地方上的官員，雖然經常的隨着北洋政府的人事調動而變換無常，但是這等變動，對於民間的生活並不發生重大的影響。不論是徐大總統、還是曹大總統；也不論是段執政或是吳大帥；他們的變動，人民可說毫無感覺。比較接近的官吏，則要算那些擁有龐大軍隊覇占在山東的人物了，如：五省巡閱使孫傳芳、直魯聯軍總司令褚玉璞、山東督軍張宗昌等等，這些人才是山東人較爲關心的；不過，對於這些人的變動，本地人却能夠一視同仁的送往迎來。誰來了，地方上就歡迎誰，就向誰納糧獻捐。由於這些軍隊都是北方人，對於生活習慣與當地人無異，一般來說，他們都是能夠與地方平安相處的；即如張宗昌時代的山東，就較後來要平安得多，那是由於在那一階段裏，當地的土匪已全部被肅清了。張宗昌等人雖然不是什麽懂得政治的人物，但却懂得百姓是軍費的來源；是所謂的：「衣食父母」。所以他們都能儘量去做到不令百姓討厭。他們那些軍隊的特點，最值得一說的，乃是他們決不許軍人隨意進入民宅，他們的軍營，永遠是設在各種廟宇如：城隍廟、火神廟、龍王廟等處、以及城牆之上的碉樓、箭樓之中，不似後來的許多軍隊，動輒就住進了民居，混雜在老百姓的婦女兒童之間。所以，那時的軍民關係，是相當融洽的。由於當時的武器還不很發達，一般都只是些單發子彈的步槍，甚至大刀還是重要配備，重武器也只是些山炮、臼炮等，所以那時雖然常常有戰事，但作戰通常是在曠野之中，偶有守城之戰，雙方也必先讓百姓躲開，所以儘管打來打去，却極少傷及人民。某部敗了，就撤走了，某部勝了，就開來了——當地的紳士總是會列隊於城門外，將勝利者迎接進城，經過酒肉犒勞這些「勞苦功高」及「爲民除害」的部隊之後，他們也就安頓了下來，作了當地的「食客」，但也能爲當地作些捉賊拿匪的工作，不能算白吃飯的。由於那時的民間尚未傷及元氣，人們對於納糧繳稅，從不推拖，老百姓的觀念是：只要人口得到平安，花點錢也是心甘情願的。

    張宗昌等的部隊，都是採用募兵制度的。招兵的時候，在城門口擺上枱桌，插上招兵的旗幟，對於來報名的人，却挑挑剔剔，甚爲嚴格。他們是要挑選身材壯大、年輕力壯的，所以那時候想當個小兵也不容易。不似後來的軍隊，到處拉壯丁、拉民伕，弄得民不聊生，到處哭哭啼啼、怨聲載道。

    張宗昌等的時代，被後來的國民革命軍替代了，可是山東人一直仍叫那一次北洋軍和國民革命軍的戰爭爲：「南北軍開火」。並不多研究什麽革命軍北伐，同時對於國民革命軍也並不感覺到有什麽特別的好處。最現實的是：山東民間後來的生活，還比不上張宗昌時代。至於張宗昌等的「北洋軍」所以很容易就垮掉了，其最大原因並不是他們的素質差，而是他們每一個部隊都是獨立、孤立、各自爲政的，雖然同屬北洋軍，既有皖系、又有直系、更有奉系，並不合夥，每一部份最多是十萬八萬，而一般小股則僅是三萬兩萬人，當然在遇上了三幾十萬團結在一起的大部隊時，不要說打，就算嚇，也該嚇退了。儘管在事實上北洋軍也打過幾場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