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去年秦紹文兄去世後，二十九軍的老朋友已經沒有幾個人了。於茲又快到了七月，盧溝橋事變距今已是二十七週年。昔日的老友，一個個先我而去，囘想幾十年來，我們在一起當兵，一起帶兵，一起折衝樽俎，一起出生入死，猶如一場幻夢。每念至此，不禁感慨系之，涕淚縱橫。

    二十九軍是民國十九年冬天成立的。這時是中原戰事結束，閻、馮失敗，馮玉祥先生的舊部，逃過黃河。退入山西的只有宋明軒（哲元）指揮的第四路，和我指揮的第五路，合計起來不到一萬人。此外馮仰之（治安）時任軍長帶過來很少的人，再加上張藎忱（自忠）時任汾陽軍官學校校長，原在山西所指揮的總部直屬部隊，約萬餘人合編而成。

    因為宋先生資望較高，所以推定宋任軍長，我任副軍長。所有部隊改編為三十七、三十八兩師，和一個獨立旅，由馮、張分任師長，那個獨立旅由李金田任旅長。宋部師長趙舜誠（登禹）也編為旅長，列入三十七師，當時的參謀長是秦紹文（德純），宋的智囊蕭仙閣（振瀛）任總參議名義。

    述在上諸人都是軍人，只有蕭仙閣是文士，他是吉林人，因為十五年在南口作戰期間，在綏遠當臨河設置局局長，辦理後方勤務工作，有優越的表現，為宋所賞識。從此便進入宋幕，在宋任陝西主席時，曾擔任過西安市長。他的口才極好，什麼事到他嘴裏都可以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有一段時期蕭代表二十九軍，經常往來南京、太原、北平，週旋於各方之間。因為他的能說會道，而又手面極大，所以和各方的政要都有好感。在二十一年八月間，成立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的時候，一共十八個委員，全是當時華北軍長以上，省市首長等第一流人物。而蕭以一個軍的「清客」（那時一般人看參議、顧問之類，都是吃閑飯的。）也能敬陪末座。秦紹文還是後來才加上去的。蕭的活動能力由此可見一斑。因此有人說，二十九軍後來的天下是蕭仙閣打出來的，這話倒也頗有幾分道理。

    二十九軍成立不久，便又增編了一個暫編第二師，我調任該師師長，副軍長由秦紹文兄繼任，參謀長則改由張維藩繼任。

    紹文是山東沂水人，軍事教育受得非常完整。由陸軍小學、陸軍中學到陸軍大學，一層未缺。他學問好，能力也好，尤其是一派儒者風度，使人激賞。他處人處世都很圓滑，人緣甚佳，因之頗得宋先生的敬重。那時蕭仙閣在外邊跑，紹文居中策劃，他二人猶如宋的左右手，地位非常重要。有人問：秦、蕭二人在二十九軍，那個比較重要？在表面上看他二人似無分軒輊，不過我們總覺得，宋對秦始終以客卿地位看，對蕭則以部屬待之。所以秦是較尊，蕭是較親，直到二十五年，蕭離開天津市長職務，出國考察後，紹文才完全成了宋的「幕僚長」。

    二十九軍初成立，侷處在晉西南，處境非常艱苦，但是我們都咬緊牙關，埋頭練兵。九一八事變後，二十二年日軍進犯熱河，進窺長城。這時候宋先生已發表為察哈爾主席，剛剛到差，部隊還沒有全部入察，便奉到命令向長城沿線的要隘喜峰口、羅文峪出發，拒止日軍深入。二十二年三月上旬在喜峰口、羅文峪與日軍發生劇戰，趙舜誠力戰負傷，趙部團長王長海夜襲敵人，獲得豐碩戰果，使日軍大受創傷。由是二十九軍大刀隊得以名揚宇內。戰後委員長派俞飛鵬部長親來慰勞，各界慰勞團也絡繹不絕，宋、秦、和我都獲頒青天白日勛章。

    塘沽協定後，雙方暫時休戰，二十二年八月間，宋囘任察哈爾主席，因為整編了在察省若干「抗日同盟軍」留下的部隊，和湯玉麟的砲兵，二十九軍的力量大為增強。

    宋在馮玉祥先生部眾中，是資望較高的。與張之江、鹿鍾麟、李鳴鐘、劉郁芬，同列為五虎上將。我和他同在民元入伍，不久便一同升了官。民國四年前我們上下差不多，民國五年他當了十六混成旅一團一營營長，我在三營當營副（營長為李鳴鐘），駐防在平津間的廊房。馮因為在四川和蔡松坡作戰時和蔡連絡，為北洋政府所忌．被調為直脒叿浪玖睿�旅長換為楊桂棠。六年七月間張勳復辟，楊旅長去北平見張勳，全旅軍官在我們營部開會，決定歡迎馮玉祥回來。當時由我和孫良誠去天津見馮，部隊同時準備出發。在這一戰，宋的戰功卓越首先攻入北平，從此他便嶄露頭角。第一次直奉戰爭後，馮部五個旅，十三個團，宋興張、鹿、李、劉分任旅長。我和韓、石、二孫、吉鴻昌、門致中、馮仰之等人都是團長。至於張藎忱是學兵營長，他雖然比我大一兩歲，但在當時還純然是後起之秀。

    宋是山東人，性情耿直，對於我國舊道德非常注意。二十九軍的軍官佐都要唸四書五經，軍部編譯四書五經白話解說，印製成袖珍本，人手一冊。又編了八德軍歌，每日敎士兵們演唱。

    宋不喜歡說話，但對大問題非常堅定，能够擇善固執。例如二十年七月，石友三在河北順德叛亂，出兵攻擊張學良，旬日之間，前鋒到達高碑店，其鋒甚銳。石函電交馳，又派了不少人來說宋先生，念在同為「西北同源」，能助一臂之力。派兵佔據娘子關和石家莊，不必加入戰鬥，只要掩護石軍後防，則石獨力卽可驅逐張學良出關。但是宋始終不為所動。一是他認為石友三反覆無常，二認為國家連年內戰，人民元氣大傷，不應該再有內戰。卽使石可以成功，但必兵連禍結，老百姓將無寧日。由於宋拒絕出兵，商震才得掩襲石的後路，這次叛亂得以很快的解決。

    二十二年長城戰後，二十九軍集結於北平通州間，馮玉祥先生在察哈爾成立「抗日同盟軍」，號召武裝抗日，北平當局以宋是察哈爾主席，催促我們囘察接收省政，宋覺得一入察境便會和馮先生衝突，和老長官「交鋒對壘」是不可思議的事，便婉轉陳詞，請求諒解。這時馮也派了張允榮來作說客，張向宋說了一段三國演義，關羽在曹營的故事。張說：「關公在曹營，曹操對他，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上馬獻金，下馬獻銀，美酒紅袍，可是他把曹操所贈的新袍穿在裡面，仍把舊袍罩在外面，你說他為什麼？」

    宋聽了默然半響，良久囘答道：「你說的意思我懂得，我絕不打先生，但是也不跟着他胡閙，今天國家需要統一，要抗日也得大家一起來，不能再有內戰」，後來馮自動取消了「抗日同盟軍」，宋的態度是不無影響的。

    後來「西安事變」發生，張學良稱兵犯紀，劫持統帥，蔣委員長西安蒙難，宋、韓的態度，中央最為關切，那時宋已任冀察政委會委員長，他的態度也很堅定，不受任何影響，堅持不能聯合共產黨，應維護蔣委員長的安全。這項經過秦紹文兄在他的「海澨談往」一書中說得很詳細。孔庸之先生的回憶錄上也有記載，我這裏不再多所敍述。

    宋先生的私生活很嚴肅，沒什麼嗜好，喝一點酒，但非酗酒，有時也打打牌，但絕非濫賭，更不搞女人。但是他在應該用錢的地方，手面頗大，可以說揮金如土，毫無吝色，記得二十五年秋天，日本舉行秋季大演習，張藎忱應邀去參觀，行前我們吃飯送他，宋和張說：「藎忱，你到了日本，住要住最大的旅館，坐車要坐最好的汽車，不要小家子氣，叫鬼子看不起。」

    另有一件事就是漢奸殷汝耕的冀東自治政府，設在通州，距北平只有五十里，因為日本人給他保鏢，國家對殷只能通緝，而不能討伐。二十五年綏東戰役，傅作義、湯恩伯等部，擊潰了漢奸李守信、王英等匪部，收復了百靈廟，日本雖然叫閙了一陣，但也未明目張膽對李、王等如何的支持。我們也就想趁勢進攻通州，先把殷汝耕消滅了，造成旣成事實。殷的下面有幾個偽保安總隊長，張慶餘、張硯田、趙雷等人，宋派人連絡他們，策動他們反正，這幾位都秘密到北平來，見過宋，宋對他們每人送錢，數字很駭人。不幸西安事變發生，這計劃雖擱置未行，但後來蘆溝橋事變後，七月二十八日他們都反正了。並且把殷汝耕綑送到北平。可惜就在這天，北平局勢轉逆，二十九軍就在這天撤離北平。

    在二十二年秋天至二十四年冬天，這兩年中我們都駐防在察哈爾，部隊又增編了一個一三二師，由趙舜誠任師長，暫編第二師番號也政為一四三師，仍是我任師長。馮仰之的三十七師駐張家口，張藎忱的三十八師駐宣化，兼顧獨石口、沽源一帶。趙師駐張北，我這一師分駐懷來、涿鹿、蔚縣。

    我們回察後，「抗日同盟軍」所留下的很多部隊，番號複雜，組織散漫，政府叫二十九軍予以整理收編。特別是湯玉麟自熱河撤退入察的砲兵部隊，有野砲三十餘門，也編入了二十九軍，每個師都成立了炮兵營。這時湯已被政府撤職查辦，後來還是宋代為請求，免予查辦僅僅撤職。

    經過這一番整編，二十九軍的人員裝備，大為充實，戰鬥力也大為增長，在當時華北部隊來說，以軍為單位，要說算是最強也不為過。

    在這兩年當中，和日本人曾發生兩次衝突，一次是「東楂子事件」，一次是「張北事件」。前者是日本人吃了虧，頗有傷亡，而他們這次行動，是屬於試探性質。見我有備，也就看風轉舵，說是「誤會」。「張北事件」後來演變成「秦土協定」，這在紹文兄的「海澨談往」上也記得很詳細。

    這段時間裏，委員長成立廬山軍官訓練團，二十九軍中級以上的軍官都輪流分批去受訓，我是和趙舜誠一起去的。到了二十四年五六月間，天津發生了「河北事件」，日人囂張驕狂，達於極點。委員長在廬山召見秦紹文兄，向告他要把北方的責任交給二十九軍，希望忍辱負重，掩護中央的抗戰準備。秦回來後把委員長的指示，密告宋先生，常時知道的只有極少的幾個人。以後冀察局面，頗有些不為外界諒解，但是終宋一生，他總未曾以此為自己辯解。

    「河北事件」的結果，汪精衛命令何敬之上將，與日方梅津英治郎訂立「何梅協定」。國民黨及中央軍黃杰、關麟徵兩師均撤出河北。跟着河北省主席于學忠部也被迫離開，日人鼓動若于浪人和無業游民，在平津各地遊行請願，閙什麼華北自治。一時要把華北劃作「防共區域」，一時又要劃成「緩衝區域」。

    二十四年八月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換了多田駿，多田駿在天津發表了一個小冊子。題為「日本對支那的基礎觀念」，日本人侵略我國的野心，在這本小冊裏暴露無遺。不久又發生了「香河事件」，北平附近的一個縣城叫香河，有幾個浪人率領一夥亂民，藉口反對收稅辨法，包圍了縣政府。後來又有日本憲兵參加，以後這種糾紛在這段時期更是層出不窮。

    先是在「張北事件」發生後，汪精衛下令免除了宋先生的察哈爾主席職務，命秦紹文代理，紹文亦未就職。到了八月底，平津日益危殆，河北主席商震已經窮於應付。河北省只有萬福林和商的兩個軍，兵力也很薄弱。大約八月底，中央命令，平津衛戍司令王樹常（東北軍），調任軍事參議院副院長。宋先生繼任平津衛戍司令，秦紹文真除察哈爾主席，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撤消。廿九軍同時接防北平，原來駐防北平的萬福林移駐保定以北，北平以南。我們的部隊立刻出發，馮仰之先向北平以東出發，我這師跟着也到了北平接替城防。到了九月底前後，宋就任北平衛戍司令，在就職的時候，他發表談話，內容大意是：「對內永遠反對共產黨，對外秉承中央意旨。」這時候日本人導演的許多流氓團體，在天津日租界所閙的「自救」、「自治」運動，更變本加厲，謠言四起。平津兩地的正人君子也紛紛通電宣言，對這種荒謬行動，加以責斥。記得天津大公報留有過一篇社論，題目好像是「對宋司令進一言」，內容是勸宋先生不可獨立。其實大公報不明真象二十九軍這時的決策，是遵照中央的密令，小事情可以商量，但決不脫離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