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嘉义朴子人，民国十五年出生。当民国三十二年，二次大战最激烈的时刻，我正就读台南长荣中学，那时因为战争，台湾人的生活过得较差，而我住读都在学校，家中所给的费用不多，只能勉强维持吃住所需而已，我父亲虽是地主，但所拥有的土地不多，加上战争时期，许多年轻人被调去当军伕，还要时常躲避空袭，田地没有人耕种，家里的经济情况并不好。十二岁时，生母去世，十四岁时，父亲再娶，每当我由学校返家，後母就抱怨家里经济不好。读三年级时，本来负责我学费的为当教员的姊姊所支付，但她却在此时结婚了，顿时我的学费也就成了一大问题。

    住校期间，我们曾因学校的劳动服务而开辟过现在的台南市体育场。由於当时该地为一坟场，所以我们曾挖掘出奇臭无比的死人头发连头皮等物。此外，也曾带便当从长荣中学绕中山公园，走到现在的永康交流道附近去割草。

    我之所以投考战车兵学校是受我学长郑清福的影响，他为东港人，大我四届，毕业後被迫留在台南当志愿兵，每逢休假，就会来学校宿舍找他弟弟，他常说当日本兵训练太严格很辛苦，要我们不要当志愿兵，如要当兵就要做下士官或上等兵。我听他这么说，心想早晚都要当兵，乾脆就报考日本少年战车兵学校，遂於四年级上学期参加考试，到第二学期九月就收到兵校的录取通知，当时大约有九个台湾人考上这所学校，长荣中学就占了两名，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日本战车兵学校（少年战车兵第五期）读了一年两个多月後，就被派去大陆。当时我们学校有九百名同期学生，其中三百名提前三个月结业，与部分通讯兵被派往菲律宾，当船开至九州长崎外海时，却被美军的潜水艇击沉了两艘运输船，死了两百多人。其余的搭船学生最远只到达台湾，就无法再前进了，於是只好驻留在凤山。另外大约有五十个人被派住大陆河南，我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些人中只有我是台湾人。我们从富士宫站坐火车到了日本福冈外港博多，再坐船到釜山，过了一夜，又坐火车经过鸭绿江到了渖阳，而後再坐车到天津、北平，向北京司令部报到，尔後过了一、两天，又坐火车经平汉铁路到达河南。我们前後大约花了两星期，才到达目的地，那时已是民国三十四年二月了。带队者在河南的许州（许昌）火车站要我们下车，当地驻守的日本兵告诉我们说：「现在已近黄昏，你们从此地直走，一直走到隔天天亮的地方就是你们的目的地——襄城。」於是我们就背著装备，走向我一生中最漫长的路，一个晚上共走了四十公里。那时物资缺乏，五个人只分到两枝枪，一枝枪才分到三颗子弹，日军占领河南还只有一年多，所以局势仍然危急。我们来到了一个生疏之地，那天晚上四处都是隆隆的枪声，我们都很紧张，以为死亡会随时到来。

    其实当时对死亡的恐惧是多余的。由於当天正逢除夕夜，沿途各村落的村民放爆竹的声音，让我们误以为枪声而心生惧怕。（而当天下午我们才在许州街上，看到准备买年菜过年的嘈杂人群）。因我至少有十年以上没有听过除夕夜放鞭炮的声音了，所以自然无法辨别。

    我们在黎明之前就已行军至襄城，但却在破晓时刻遭到美机的空袭。空袭过後，我们就开拔向师团集合点报到，约休息半天，晚上则分别被送到各部队去了。我等十个人被分发到二十公里外的战车第十三连队（通称泷第五五○九部队，驻在离襄阳二十公里处的幕领），幸好有卡车搭载我们。到了部队後，我就被编入修护中队。从第二天起就日夜不停地忙著修护战车、卡车，然而大部分的时间却是听从上司或技术高明的学长的指示来做事，然有一天却因过於疲倦而频打瞌睡，无法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工作，受到学长教训，直到三更半夜，才得休息。

    记得有一次奉令须随军车到三十多公里外的邓县，押运炮弹回营地，由一军官率领六，七辆卡车及士官、兵共计二十多人，不料就在回程中，（离营本地尚有十多公里远处），经一斜坡弯路时，有一辆卡车不幸翻覆。领队遂令我一人留守现场，他们则赶回部队求援，由於当时天色已暗，在恐惧与饥饿的情况下，我不由得跪下向神祷告，求神保佑，三个多小时後，救援的人、车才到现场，这是我在大陆期间感到最不安的一天。

    三月下旬（二十二日）部队开始移动，因白天有美机攻击，所以大多在夜间行进，其间也历经多次的小战役，在一次战役中，我们中队有一人中弹死亡，部队就在夜里将尸体的右手割断烧成骨灰装盒（准备带回日本给其家人做为纪念），随队带走，之後就地挖坑掩埋尸体。我们修护中队始终跟在部队之後较多，所以从未遭遇过激烈战斗，危险性也比较低。

    到了部队就听说有一作战计划正在酝酿［按：此作战匿名为ゥ号作战（即１号作战），主要目的是要占领老河口，当时老河口是飞机场，为陈纳德少将所率领的第十四航空队的据点，该航空队常空袭日本军的据点，而且日军的航空部队若要往南方作战，一定要取得制空权，为此必须占领老河口飞机场。在日军驻河南、郑州的十二军的作战命令下，第百十师团、百十五师团，骑兵第四旅团及战车笫三师团都积极准备ゥ计划］，但从不知道要攻击位於长江支流、汉水上游的城市——老河口，到了四月上旬各步兵部队、战车部队、野战炮部队，都汇集到了老河口附近，等待总攻击令。四月十八日黎明前始展开猛烈的总攻击，因国军得到美援，所以战力颇强，他们不仅破坏道路且埋设地雷以阻止日军进攻，这样苦守了二十多天，然终不敌日军之战车攻势，而告失败。破晓时刻，日军即已攻下该地。而我隶属的修护中队也随其他中队，从攻破的土质城墙进入城内，迎面而来却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及死伤遍地的国军尸体。那时当地四月的天气还很冷，看到那些未著袜而穿著草鞋作战的国军尸体，实在令人不由得掬下一把同情泪。进人民家之後，看到桌上还留著点燃的蜡烛及未吃完的食物，杯盘狼籍地散落一地，目睹这战争残酷的一幕，迄今令人难以忘怀。

    老河口攻占後，部队的主力继续追击国军部队，我们修护队即退至附近区域担任警备工作，在记忆中曾经过邓州、南阳，新野等地方。

    记得有一次（五、六月中的某一天），在新野附近驻防时，与官长、翻译士（东北人）、兵士七、八人同往附近村庄巡逻，发现十来个人正在制作「土制鸦片」。他们发现日军来时惊惶想逃走，翻译立即叫住他们说：「不必害怕，不会伤害你们」。翻译向我们解释：「他们收成鸦片果，用刀割果皮用泥土沾取流出来的白色果液就成为鸦片土。」我直觉认为中国人真可怜！满清时代的鸦片至今还这么流传著，国家怎么会兴盛？翻译告诉我们附近还有种植鸦片的田园，我心想，此地的治安实在太差，腹地又太广阔，在警力无法顾及的情况之下，如何去「治理」呢！

    大约七月初前後，部队开始大移动，［按：当时为怕美国在中国登陆必须缩小日军对西南的战线，为了要加强华北、华中地区的战力，因此在西南地区的各兵团陆续往华北、华中移动]。战车及各种车辆、部队人员全由平汉线火车运到郑州，改由陇海铁路转送到徐州，再由津浦铁路转运到天津。驻於天津营地不久，有一天全体人员集合，听日本天皇的广播，那就是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的“玉音放送”宣布日本投降了。

    日本投降後，部队又移驻北京郊区丰台，并分派任务。我和三辆战车的成员被派驻於黄土坡车站，负责保护车站安全，主要任务为维持天津、北京之间铁路交通的正常运作。［按：战事结束时，国军尚未到天津、北京，美军亦未至，而在这之前苏军、外蒙古军、共军都要求日本军队解除武装，但因华北有不少日本人，而治安日趋恶化，共军活动频繁，因此虽是终战，但日军仍不得不自卫。九月九日日本的支那派遣军向国军投降，依中国方面的要求，日军不能解除武装，负责维护华北方面的治安，日军自不能不进行自卫战斗]。这时战车第十三连队，主要在北京城内担任警备工作，让国军部队早日来北京接收。因为八月十五日当晚已有共产党的八路军，爆破天津、北京间的铁路。当时大陆的乡下，交通不方便地区全是共党的势力范围，日军只控制军事上需要的重镇、要地，或交通重点地区而已。八路军常在晚上向车站开枪骚扰，因此我们调离黄土坡车站，到约二公里外的小村庄驻防。驻村第二天下午有二辆小马车（或是驴车）满载步枪、机枪空弹壳经过而被拦住。据说离该地不远地方就有八路军的枪弹制造厂。经翻译者告知他们：已经停战了，日军负责铁路交通的安全问题，不要再敌对，後才放行，但是每晚仍可闻多次枪声，日军虽驻进村内，既已知停战，都抱著只要八路军不来进攻，就不主动攻击，一心等待国军部队来接收，并尽量指导必要技术之後就撤回日本。这样一直到十月初才调回丰台营地。

    驻於村中时看到农家收成好多好大的山东白菜。他们在屋里或庭院的一角挖深深的地洞，将白菜一颗颗堆积於地窖内，据说储存好几个月都不会冻烂，不怕没有蔬菜吃。这是有生以来头一次看到的蔬菜仓库。

    十月在丰台营地期间，国军进驻该地，陆续办理军器接收工作。战车则挑选人员组成教育队为国军实施操作、修护指导，被选留下者为教育队成员，另有一段辛酸漫长的日子。[按：战车第十三联队与战车第十七联队的官兵，在民国三十四年三月下旬解除战斗任务後，继续被留用至国军的机械学校或装甲学校当教官或助教，负责教导国军对战车的操作、整备、射击，这些人员在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由塘沽回日本］。大多数部队成员则期待早日复员回归日本。我也希望能回日本後再转回台湾。

    在等待回日本之际，有次因出公差而搭乘卡车至北京市区，曾经过故宫、天坛等处，可惜无法下车观光。据学长及上司说，卢沟桥离开丰台不远，它是中日战争「发生地」，可是也没有机会看看它的真面目。

    到了十一月，第一批日军被遣送回日本，而我却因十月底国民政府曾宣布日本兵中的台湾人与朝鲜人可在现地退伍，所以部队要我现地退伍，因此我没能跟部队回去日本。如果那时我没有现地退伍，很可能在十一月时即随日军遣送回日本，而後再从日本回到台湾，也许会比较快。在等待回台湾的这段期间，我们因语言无法沟通，以致不敢随便外出，即使能与对方交谈，也因无合适服装可穿著外出，而作罢。（当时只有几件日本人所发给的整备装，类似工作服，比较没有军人色彩）。後来我们被集中到颐和园附近的一个日本部队兵舍，那里有一些日侨及台湾军属，我去时被误认为是朝鲜人，所以跟朝鲜人编在一起，我并不懂朝鲜话，而且朝鲜人间正因为南北韩之分而打得不可开交，我实在很不想和他们一起住，就去跟通译说：「我不是朝鲜人，我是台湾人，不想和朝鲜人住。」那个通译也感到惊讶，这名通译恰好是台湾人，又是念长荣中学的学长，中学毕业後在日本读体育科，转到北京教体育，由於停战後的局势混乱，学校因而停课，所以他才来当通译。他帮我安排住在该收容指挥中心，大约一起住了一星期後，就与十一个来报到的高山同胞（军属）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