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时期，日人规定受教育年龄自八岁始，父亲虽因家境不佳，仍让大哥读公学校。大哥一年级时因故和同学打架，曾被马公人围住以藤棍抽打，大哥深感惧怕，躲到妈祖庙旁之观风楼（今测候所），不敢回家；後经人调解，对方才罢干休。因此之故，父亲对搬至马公有更多埋怨。

    我於民国五年元月二十八日（农历为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於马公。待我八岁时，父亲因恐我亦和大哥般遭受排挤，故不愿我入学，我乃至保正（今之里长）家求情，索取「入學願」（入学申请书），方得於九岁时顺利就学。未料我入学後，每次考试皆列第一，父亲甚为得意，深觉与有荣焉，故每次出门必携我同行，并语人曰：「我这小孩很会读书。」

    公学校毕业後，母亲一直要我继续升学，但父亲不肯，母亲无奈，只得让我到日本人开的木屐店当学徒。不久，母亲深觉此举不妥，她认为「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因此带我到她「乳子」东家去学做木工。

    当时做学徒很辛苦，通常要学三年六个月才能「出师」，而且听说马公人要求更严，学徒期满会要求挑一担馊水由马公走到「暗澳」西文里（即今之文澳）。不过到我当学徒时，已没那么多要求，加上母亲是东家的乳母，属自己人，对我比较不严，因此我学得很轻松。

    刚开抬我学做木工的地方是家家具店，专做细件家具，各种小件细木都学。後来我离开家具店，转行学做「大木」，主要是学盖房子。

    我在家具店学做木匠时，大哥已在台东做建筑，当「师傅头」（工头）。一年多以後，我也决定到台东学做大木，当时我已十六、七岁。

    此时「台东制糖会社」正要盖会社房舍，需要大批师傅，因此我就前往应徵。当时是由日商营造厂「角谷组」负责建造工程，「角谷组」的规模很大，花莲、台东到处标有工程，老板是日本人，师傅头也多是日本人，其下工人则多台湾人和少许福建人（约四、五个左右）。一般而言，福州师傅的工资和台湾人差不多，但地位比台湾人低，工资通常是师傅一日一·二元，师傅头一·八元，日人另计加给。

    当时盖房子有个例规：「上樑」时要请师傅喝酒或吃饭。我们「上樑」时，会社就送来一打日本清酒给所有工人喝，结果日人师傅头只拿两瓶给工人们，大家都很不服气。我们走到马兰桥头，福州人说：「这么看不起我们！我们有五、六个人，一打清酒只得到两瓶，不如不要喝，拿回去退还，下午大家都不要去做工，休息半天！」大家同意了。

    隔日，「角谷组」负责人叫大家去会社问话，并对两个福州人说：「你们如果捣蛋，就通知派出所把你们赶回支那。」吓得他们不敢多说。轮到问我话时，看我年轻气盛，硬说前日下午不上工是我煽动大家罢工引起的。我极力否认，还大声辩解说：「这不是煽动，这是大家意见、看法一致的结果，不然此事甚难做到」等等。负责人则说是我强辩，不成理由。这点令我很生气，我说：「话绝不能这样说，譬如我要到酒家喝酒，邀你前去，你若无此兴趣，绝不会受邀，你如愿和我前去，一定是你也有此意思或兴趣；这样的话，罢工能说是我的错吗？」之後，对方不再让我有辩解的机会，要我别再多说，努力做事即可。

    有个朋友在一旁看到了，向我挥挥手，叫我过去。他说：「如果你将来不想做这行，这样的态度无所谓；如果你想在此行出人头地，就要认真学习，至少要做到像你大哥黄仁一样是师傅头。将来或许因为你更认真，承店长看得起，还有机会升为『技手』，被派到火烧岛（绿岛）做工程、当监工。」我心想此言有理，从此改变态变，做事勤奋，努力学习。

    说句良心话，日本人做事态度都很认真，绝不马虎，且不像中国人，师傅教弟子常都留一手，因此我在日本会社工作，有很多学习的机会。自从我有心向学後，午休时间，大家在休息，我却不停工，仍寻找各种实习的机会，譬如说盖房子，设计图设计妥当後，地基挖好，木造接好，接著要量「现寸」（所谓现寸，即指地基、地盘稳定後，装上木料，此木材距门、窗及樑的距离高度），我就认真研究这栋房子的地基打多深、几尺高到窗、几尺高到门、几尺高到横樑，以便明了这房子要盖多高。一般现寸都量到樑，现寸量好後，要先经由政府派来的「技手」检查，通过以後，才可以继续营造工程。一般而言，技手都兼监工，比师傅头还大，管师傅头的，所以做木工最高职务就是当到师傅头，我有此志气，因此努力找机会自我学习。

    「台东制糖会社」房舍工程结束後，我到台东三间屋工作，这是位於台东和花莲交界处的一个小村落，叫樟原的地方。因为日治时期实行烟、酒、樟脑等专卖制度，专卖局在此处制造樟脑，需盖房舍，我被调到此处，这也是我初次当师傅头。拿樑时，因为我没做过，看到技手在侧，我居然会颤抖，技手问我大哥说我可不可以，我大哥斩钉截铁答「可以！」给我鼓励甚大。以後我做过学校、政府宿舍等工程。

    公路局局营由台东到高雄路线，是自恒春起站，中途在牡丹社设站，这段路线的工程由我们熟识的组头包下，找我大哥当师傅头，一切银钱往来则请我办理。我和大哥先帮忙找了些师傅，结果这些师傅领了订金，却没来就职；加上其他杂支，工程结束後，我赔了好多钱，令我必灰意冷，很不愿意再待在台湾。刚好此时有人告知日本营造界「西松组」正邀人到海南岛盖房子，我就决定前去。

（一）初识海南

    日本占领中国东南沿海以後，最觊觎的是中国的天然原料。海南岛有相当丰富的原料，其中尤以石禄、田独的铁矿矿质甚佳，举世闻名，居世界之冠，日本人当然不会错失开采机会。日人为开采石矿，还开一条自石禄到八所、田独到榆林港的铁路，以便利将所采石矿由八所、榆林等港运回日本八幡（ヤハタ）炼铁。此一铁路为宽轨，此台湾铁路宽，专运铁矿。

    石禄的铁矿大多是由日人召募来的广东人在开采，约有几干人之多，因为海南岛很多地方尚未开发，到处充满瘴疠之气，很多人皆水土不服，无法适应，工人死伤不计其数。因为病死者众，当地人多采「烧尸」方式，可是常多马虎行事，烧得很随便，因此待食腐尸的乌鸦很多，天一亮就听到乌鸦叫。乌鸦在台湾人看来是极不吉祥之物，没想到在那里这么普遍，我们初见此现象，都被吓坏了，久而久之，才习以为常。

    我们到海南岛主要是盖房子给开矿工人居住，这批工程是由「西松组」包工，分成好几班，我任班长，管理一班二十多人（全是台湾工人），不过主管都是日本人，因为我们是采包工制，所以伙食甚佳；而且每次到市集采买都很受欢迎，当地人知我们舍得买，常常班长长、班长短地叫，要我们买。

（二）海南风情

    刚到海南岛，一切都新鲜、陌生又有趣。榆林港是天然港，既是港湾，又有小山当天然屏障，风景相当秀丽。海南岛因多未开发，当地人较不注重卫生，我举一例，我刚去之初，远远见到一位小姐，看她长得蛮标致的，心正喜这里的姑娘多美丽，没想一走近，却闻到她身上浓重的油垢味，令人不禁掩鼻。不过当然并非全部海南岛女子皆如此。

    海南岛原住民以黎人为主，多住在山上，不过又稍有区别，如见有头发梳往前面者必是黎族，头发往後梳者是苗族。他们的穿著和日本人近似，多於罩衫外束一腰带，也有人穿木屐。我常向一日本人上田先生开玩笑说：可能日本人的祖先是来自海南岛，至少也必有亲族血缘关系。

    我最怀念海南岛的椰子，又大又甜，非常好吃。挑选椰子时，较嫩的椰子，其椰仁有如豆花般鲜嫩；较熟的椰子，其椰仁有如花生般香甜。通常我们买椰子都是黎人挑出来卖给我们，我们不住在城市里，也不会特意去找他们买。我觉得这些黎人都很单纯，虽会做买卖，但对於货币使用之观念认识不清，譬如说我们都用军用券，券值有多种，他们不论面值多寡，皆以张计量，一张一棵椰子。至於他们拿了军用券以後如何买卖，我就不甚了解了。

（三）海南印象

    我们刚到海南岛，因为语言不通，难免与些隔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我们公司煮饭的广东人就教我们讲广东话，当然都是教一些粗俗的、骂人的话，因此我们多少听得懂广东话。但是没想到，他们教的是骂女人的话，如「你家人死光光」，不少工人到「慰安所」寻求慰藉时才了解其义，都被女人骂得很惨。

    说到「慰安所」，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日治时期，日方多半於工寮附近设有「慰安所」，海南岛亦然，我们做工的工寮附近即有，军中则另有军中的「慰安所」。「慰安所」的女人多是志愿前来者，而且大多是广东来的，也有少许海南岛人，没有日本人。

    我到海南岛两、三个月後，即得重病，虽看了医生，仍无见效，每天看医生皆需扶壁而行。当地热带疾病很多，有一种类似「噬人菌」的（日语是「マラリャ」即疟疾），是海南岛风土病，很多到当地的台湾人都得过，不过一回台湾，就都痊愈[按：此病非为风土病，亦不可能回台即愈，应是有特效药之故]。我得的是一种热病，叫「发红」，听说得此病者，临死前皆鼻子红肿。不过我好像命不该绝，适逢台北帝大医学院医生到海南岛实习，给我吃「奎宁丸」，并打针。奎宁丸很苦，可是很有效，终得保住一条命。就我所知，台湾前去的工人只有一人因病过世，但我们在处理尸体时，就不像广东人那般随便，烧尸时先将柴火排好，泼上石油，再燃火；待尸体全部烧净後，再清理现场，没给乌鸦任何瓜分的机会。

    在海南岛工作，因为离乡背井，工作又辛劳，每月工资二百元，算是满高的，而且在当地也不大需要花钱，因此得以存了点钱。我早已计划好回台後，利用这笔钱到台南建筑补习班再进修，学点更深的建筑理论和技巧。民国三十一年（昭和十七年），我搭船回到高雄。

    到高雄後，因一时贪嘴，好几个月没吃过凤梨，一次吃太多，不幸染上霍乱，上吐下泻，无法前去进修，只得到屏东同事家养病，结果因为「有出无进」，将积蓄花光殆尽。後来只得返回澎湖。

    当时日本政府为杜绝传染疾病，我搭船要回澎湖时，不但在高雄码头要全身消毒、在船上要检疫，回到澎湖港外还被送到观音亭过一周，等安全无虞後才准我回家。

    早在我年幼时起，经家里安排，收养一童养媳，出生即住到我家，直到我二十二岁、她十八岁时才完婚。婚後携眷同赴台东闯天下，我的长子、次子皆在台东出生。後来我前往海南岛任职，内人就回澎湖定居，因此我回澎湖主要在探视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