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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卅餘年前的中國，尚是北洋政府時代，那時國內各地羣雄割據，戰亂頻仍；惟在華南，因國民黨整軍經武，氣象中興，終於在民十五年開始的北伐戰爭中統一了全國。但同時，另一股新的勢力也在大江南北孕育成長，——這就是中國共產黨。

在本世紀二十年代的十年中，中國政局的千變萬化有如一具萬花筒，而在一切變化的當時，蘇聯的影響實起着重大作用。直可以說：當年蘇聯對中國的影響之大，遠甚於四十年代美國之對中國。因爲 蘇聯的對華政策，不僅影響了中國政局，而且也影響了蘇聯本身。

本文作者係中共最早期派赴莫斯科受訓的老共產黨員之一，他根據在莫斯科的見聞，撰成此篇，追述當年蘇聯對中國政局之巨大影響。但在我國已爲衆所週知的一些事實，在本文內則不再贅述。本文所記，始於民十年（一九二一）中共之成立，至北伐勝利、國共分裂之後蘇聯對華政策之大轉變爲止。內容多爲國際內幕與政海秘辛，敬請讀者留意。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不過是一小羣不滿於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的凡爾賽和約及嚮往於俄國革命的少數青年知識份子之結合。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在上海舉行成立大會時，領導權却落在北大教授陳獨秀身上，陳氏是個曾留學日本和歐洲並具有廣博學識的一位書生。而且當時參加第一次大會的十二名代表之中（包括陳獨秀在內），並無一人出身於工人階級，當時中國也絕無工人運動支持他們。所以中共在草創時期，只是一小羣熱血的青年知識份子之理想主義運動，並不是什麽羣衆性的革命運動。

    中國共產黨的這種「特色」，一直保持了三年之久。當民十一年（一九二二）中共舉行第二次全代大會時，才決定加入共產國際，而當時黨員人數還不滿三百。直至民十四年（一九二五）一月爲止，黨員仍不足一千人。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對於北洋政府的封建勢力，當然是他們首須打倒的對象，但對於在華南的國民黨勢力，究應保持怎樣的關係呢，這成爲他們當時一個最主要的問題。因爲他們認爲中國國民黨雖是個「資產階級政黨」，但國民黨也是「反帝」、「反封建」的，這與共產黨的目標似乎吻合，何況列寧所親自制訂的遠東各國共產黨的首要任務便是「反帝」、「反封建」。另一方面，如果當時以中共那樣一個不滿三百名黨員的小黨立即便與國民黨展開爭奪政權的鬥爭，實無異以卵擊石而自取滅亡。中共自身對此問題亦無法作出決定，於是，在加入共產國際之後，中共就把這問題提向莫斯科請示。

    民十二年（一九二三）一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莫斯科集會時，第一項議程居然便是「中國革命問題」。經討論結果，決議中國共產黨應向國民黨謀取「合作行動」。但同時在蘇聯却又有一個絕對相反的意見，那就是托洛茨基極力主張「中共應立即在中國燃起革命的火花」，所謂「革命的火花」，亦即要中共向國民黨展開爭奪政權的鬥爭。共產國際執委會議在否定了托洛茨基等人的主張之後，乃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向中共發出了如下的一項指示：

   「……在目前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們向國民黨謀取合作是有助於革命的。但是中國共產黨必須保持其高度組織及強有力黨性；同時，中國的同志們必須影響國民黨，使國民黨的努力與蘇聯一致，共同爲反對歐洲、美洲及日本帝國主義而鬥爭。」

    中共於同年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接受了來自莫斯科總部的這項指示。但是中共內部對於農民運動問題又展開了重大的爭論。當時的毛澤東具有強烈的「左傾」傾向，以他爲首的左傾集團主張：「在與國民黨謀取合作的同時，應廣泛地展開農民運動，共產黨勢力應全面向農村滲透，領導農民向地主鬥爭，以便在國民黨的卵翼之下建立共產黨的勢力。」但當時這種主張却遭到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反對，陳獨秀毫不客氣地指斥毛澤東的觀點錯誤，陳的理由是：「我們既要與國民黨合作，就必須先取得國民黨的信任，毛澤東的觀點適足以破壞此種信任。」那時的毛澤東人微言輕，碰了一鼻子灰之後，也不敢再說什麽了。

    迨中共第三次全代大會結束，共方就開始與孫中山先生正式談判國共合作問題。經中山先生決定了聯俄容共後，中共那時僅有的數百名黨員遂全部滲入了國民黨的各級組織內，不僅後來在國民革命軍及黃埔軍校內發生了重大作用，而且在新興的工會組織內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時陳獨秀這種與國民黨謀取合作的主張與措施，曾深受共產國際之讚賞。

    關於上述中共應向國民黨謀取「合作行動」之決議，在形式上雖係經由共產國際所議決通過，而事實上却是史大林在幕後操縱與安排，蘇聯共產黨政治局早已控制了所謂共產國際執委會，支援中國共產黨的一切訓令、津貼、顧問及特工等，自然都是蘇聯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只是在蘇聯的決議書上蓋章如儀而已。

    在這一段時期（即中山先生聯俄容共之時），聯共政治局特別注視中國問題，經常集會討論有關中國問題之各方面情況，諸如：國民黨與其俄籍顧問鮑羅廷之關係；中共之活動及其與國民黨之關係；鮑羅廷與中共之關係以及莫斯科與北洋政府之關係等。當時在莫斯科已建立了兩所專責訓練遠東國家共產黨員之「大學」（實際性質只是一種速成政治訓練班），一係「孫逸仙大學」，由聯共中央委員會主辦；另一係「東方大學」，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辦。

    正在此時，蘇聯共產黨內反對史大林的國共合作政策者，亦已形成一個集團，這集團在一九二三年時已非常活躍，其首腦人物爲托洛茨基、普利奧布拉斯基（兩人皆爲聯共政治局委員），以及巴達科夫（中央委員）等。他們對史大林所搞的「國共合作政策」之是否明智及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則大表懷疑。

    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七月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中，公開指責史大林的對華政策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原則。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必須是一個純粹代表工人階級利益之政黨，必須堅持階級鬥爭原則，若與資本家、資產階級或甚至落伍的羣衆運動相結合，都是違背此原則的。國民黨是個資產階級政黨，中共與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合作，無異是背棄了革命政策，並使馬克思主義政黨奪取政權的基本手段——煽動大罷工及農民暴動——無所施其技。國民黨雖爲中國最受羣衆擁護的政黨，但若共產黨向羣衆運動低頭，就是出賣工人階級、就是向資產階級屈服、也就是孟什維克！」

    在當時的蘇聯共產黨內，所謂「孟什維克主義」是最重大的罪名。因此托洛茨基的這些指責，在黨內掀起了軒然大波。史大林在這次會議上與托洛茨基彼此唇槍舌劍的幾乎鬧得無法散會；也造成了兩人日後火拼之根源。史大林認爲 ：「中國的條件與革命前的俄國及其他西方國家不同，中國革命的首要目標並非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是推翻帝國主義統治，以求取民族獨立，因此中國各階級之利益是相同的，這是任何西方國家不具有的條件。」史大林又指出：「中國國民黨並非代表某一階級的利益之政黨，而是一個由各階級聯合組成之政黨。若有人認爲 國民黨是個『資產階級政黨』，實係一種教條主義觀點。托洛茨基根本不認識革命必須分幾個階段進行。現階段的中國革命必須使非工人階級也一體參加，至於農民運動當然是必須推動的，但必須在適當的時機才能加以推動。托洛茨基曾經是個孟什維克黨人，因此他無法正確地衡量農民運動的重要性。他對中國革命問題，仍具有孟什維克觀點，這已背叛了共產主義的正確道路。」

    蘇聯共產黨內對中國問題題的爭論，當時竟使得史、托兩派互相攻訐，不可收拾，「孟什維克」的帽子亂飛，這種情形一直延續了四年之久（一九二三——一九二六），在這四年中，中國問題成爲蘇聯黨爭的主要問題，各級黨組織會議所討論的幾乎都是中國問題，數以百計的「決議書」和「反決議書」流傳在各級黨組織中，雙方皆出版了許多書籍和檔攻訐對方或爲己方的觀點辯護。直至三十年代托洛茨基被史大林放逐之後，雙方仍不斷公佈許多有關當年爭論中國問題之歷史資料，作爲派系鬥爭之工具。

    托洛茨基和史大林的主張究竟誰更富有「革命性」呢？當時這問題對於蘇聯共產黨及共產國際皆具有極大的重要性。任何一方若被認爲具有溫和觀點，就是「機會主義」，這是最大的罪名，將使這一派被澈底遭受整肅。雙方皆聲稱自己是代表眞 正的革命趨勢，而且雙方的論點都是抬出馬克思主義的大帽子爲根據的。但是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看出：從共產黨的利益來看，史大林的政策的確較托洛茨基的政策「高明」得多。托洛茨基的政策在表面上是更爲激進，但如果這種主張付諸實施的話，則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恐怕還需再等幾十年，如果中國共產黨當時根據托洛茨基的政策反對與國民黨結盟，並從一開始就企圖推翻在華南的國民黨政權，以建立一個「正統」的蘇維埃中國，則今天的中共縱使存在，恐只是一個所謂「正統」而實力非常渺小的政黨而已。史大林所玩的手法則符合列寧的一貫主義，即聯合一切「次要的敵人」來反對當前「最大的敵人」。

    正值蘇聯共產黨在對中國問題進行着熾烈的爭論之際，中國的羣衆運動却開始大爲發展，這對於在莫斯科進行着爭論的史大林與托洛茨基兩派皆是一種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