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局勢既充滿了革命性，那時國共兩黨皆以「反帝」爲己任，而共黨也趁此機會發展成爲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共產黨員人數有了激劇的增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也在此時正式成立。共青團之成立，說來非常可笑，當時由於要求加入共黨的人數太多，其中有許多人的階級出身不符共黨標準，同時共黨也怕「壞份子」滲入黨內，但又不能閉門拒絕，因此建立了這麽一個青年團，把不敢完全信賴的人收容在青年團內，等待觀察後再准許正式入黨。

    在這種情況下，莫斯科的黨爭又鬧得凶了。托洛茨基聲稱：「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中共應立即仿照蘇聯十月革命的方式，在上海和廣州以武裝暴動奪取城市政權，進一步發動農民革命以攫取全國政權。」他再度指責史大林的國共合作政策，認爲這是「溫和的機會主義路線，並已危險發展爲右傾投降主義。」

    但史大林對於托洛茨基的叫囂，除了加以反擊而外，却依然我行我素，堅決拒絕這種激進政策。

    民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初，聯共中央委員會內的史大林派中委勃布諾夫（Bubnov）率領了一個蘇聯代表團來到廣州，但當他甫抵廣州之際，掌握國民黨軍權的蔣先生正首次與中共失和，並發生了大清黨之前的第一次國共衝突。蔣氏逮捕了一批在軍中的共黨人員及數名蘇聯顧問，勃布諾夫的代表團在廣州車站時，他們隨身攜帶的手槍也立即被蔣氏的軍隊繳械，但是蘇聯爲了要與蔣氏建立密切關係，鮑羅廷和勃布諾夫都表示支援蔣先生的行動，硬說蔣先生做得對，並譴責被捕或被黜的中共人員之行動「太左」。因此莫斯科與蔣先生之間迅即重建了良好關係，這使蔣先生的清黨計劃延遲了一年才進行。但是這却成爲托洛茨基對史大林展開反擊的一個藉口！

    托洛茨基把廣州事件稱爲「蔣介石的政變」，一時頗使史大林有點下不了台。但是在受史大林派控制的蘇聯報紙上，對此事件却隻字不提。

    當蔣先生與莫斯科重建良好關係後不久，國民黨就正式提出加入共產國際的要求，以便在即將展開的大規模「反帝」運動中，使中蘇兩國的政策協調。在今天看來，這是多麽奇怪而又滑稽的事，但在當年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民十五年（一九二六）一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召開緊急會議，考慮中國國民黨的入會申請，但國民黨終究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的政黨，因此共產國際雖接受了入會要求，但不予以正式會員國的名義，而稱之爲「贊助會員」。國民黨的領袖們也開始被稱爲「同志們」，國民黨的代表們在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會議，他們的演說受到了世界共產主義總部的熱烈喝采。是年二月間，國民黨領袖之一的胡漢民氏親自來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的會議。胡當民當時因廖仲愷被謀殺事件，許多人歸咎於他，在廣州無法立足，因此鮑羅廷便勸他到莫斯科去「避鋒頭」。所以胡漢民居然參加了一九二六年二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屆全體會議，他在發言中對蘇聯大加頌揚，他說：「本人身爲中國國民黨的領袖之一，請允許我代表中國國民黨向世界革命的領袖們致敬。我相信我自己是你們的同伴，是世界革命的戰士之一，我要爲共產國際而歡呼！」

    數月後，在共產國際舉行的另一次會議中，國民黨和中共皆派了代表出席。中共代表王明（陳紹禹）向會議報告了國共兩黨的實力，據王明說：「國民黨黨員共有三十一萬六千人，其中只有二十五萬人是眞正的黨員（他專說明何謂『眞正的黨員』），反對與中共合作的國民黨右派黨員之總數不到三萬人。」他又指出：「在國民黨各地方組織中，百分之九十的黨員是受共黨或國民黨左派控制的。截至一九二六年七月爲止，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人數爲五萬七千名，但每一個中共黨員都參加了積極活動，業已打入國民黨的黨政軍各級機關……。」

    蔣先生那次却派遣了邵力子代表國民黨參加共產國際的此項會議。邵力子以「同志」姿態向會議發表演說稱：「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眞誠友好合作，是使國民革命獲得勝利之保證……；我們決不能忘懷我們共同的基本目標，即澈底摧毀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我可向你們保證，中國國民黨將會完成此任務。」

    當時的中國，羣雄並立，軍閥割地自豪，戰火連年不斷，蔣先生侷處華南一隅，整軍經武，立志要北伐統一中國。莫斯科一方面與北洋政府保持着公開的外交關係，而在暗中則支持着南方的國共聯合政權。但是史大林的算盤却精明得令人害怕，當北伐尚未開始時，他並不敢相信蔣先生的軍隊一定能擊敗北洋軍閥，因此他決定把一部份籌碼押在北洋軍閥身上。他要在軍閥羣中挑選一個被他認爲較有希望的人，以建立與莫斯科之關係，萬一蔣先生的軍隊北伐失敗，則仍能保持蘇聯在中國之勢力。他終於選中了馮玉祥。

    馮玉祥的「基督將軍」之外號，使他在蘇聯和其他西方國家人士之心目中被認爲是比較「開明」的。當時馮玉祥正挾其西北軍雄據一方，周旋于各大軍閥之間，史大林認爲他不僅是北洋軍閥中最「開明」之人，而且是最有前途的一股勢力，因此莫斯科對他寄以濃厚希望。

    早在民十年（一九二一）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莫斯科就與馮玉祥勾搭上了。建立了聯繫，首次代表蘇聯與馮玉祥拉關係的是越飛，越飛曾以列寧的一封措辭懇切的親筆函帶交馮玉祥，但是這只是一種禮貌上的交往，還談不到有具體連繋。越飛赴廣州擔任中山先生的顧問之後，蘇聯駐北洋政府公使加拉罕就經常保持着與馮玉祥的交往。這時，蘇聯與馮玉祥之關係開始逐步趨向具體化，馮玉祥成爲北洋軍閥中唯一的親蘇人物，他在翻雲覆雨中不僅獲得蘇聯的軍火供應，而且他還每月獲得莫斯科津貼六萬「袁大頭」。要知道當時蘇聯國內正遭遇大饑荒，外匯異常缺乏，而每月仍以數目不小的一筆款項供應馮玉祥，由此可見史大林對馮玉祥之重視。

    在軍閥混戰中，馮玉祥的西北軍被張作霖的奉系軍隊擊敗後，他就以「研究蘇維埃制度及研究蘇維埃現實」的名義到莫斯科去韜光養晦。他在莫斯科近郊的一所鄉間別墅中過了約一年的半隱居生活，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九日的「眞理報」上，刊登了一篇「馮玉祥元帥（？）訪問記」，馮氏在對這張蘇聯共產黨機關報記者發表的談話中，盛讚共產主義及蘇聯的現實。

    馮玉祥於民十五年（一九二六）九月從莫斯科回到中國時，軍閥的混亂局面正方興未艾，但此時的馮玉祥已非一年前的馮玉祥，他已成爲對莫斯科路線亦步亦趨之工具，根據當時蘇聯的對華政策，他秉承史大林的意旨加入了國民黨，並同時向莫斯科及廣州保證支持蔣先生的北伐軍事行動，以統一全中國。馮玉祥雖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他在精神上早已成爲共產國際的俘虜了。

    馮玉祥與史大林在互相利用的基礎上建立了良好關係。這對於我們這批當時在莫斯科之中國共產黨員，可以說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教育意義」。馮玉祥是個徹頭徹尾的封建軍閥，同時又是一個與「帝國主義」有萬絲千縷關係的人，而在莫斯科却被史大林視爲上賓，其原因非常簡單，只是因爲馮玉祥手中仍握有兵力，在史大林眼中，馮玉祥的重要性遠超過整個中國共產黨。這爲當時在莫斯科的中共人員指出了一條努力的方向，實力就是「眞理」，要獲得史大林的寵信以攫取中共領導權，必須先建立武裝力量。

    馮玉祥被奉系軍閥擊敗之余，托庇於莫斯科，並以史大林爲靠山以謀捲土重來，而史大林則利用馮玉祥的實力在混亂的中國政局中布下一枚棋子，這就是他們互相利用的基礎。當時的中共尚無一兵一卒，而我們這些在莫斯科受訓的人則已深深體會到「眞理」之重要，因此後來李立三、王明等人回國後，都急於要在毫無武裝基礎的條件下發動城市暴動。「左傾盲動主義」之產生就是種因於此。

    馮玉祥不僅在間接方面影響了中共早期領袖們的思想意識，而且還直接參予了史大林對中國之侵畧陰謀。

    當馮玉祥在莫斯科「休養」了將近一年之後，史大林就「勸」他回國，行前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盛大歡送宴會，除了托洛茨基之外，所有蘇聯共產黨高級領袖，自史大林、布哈林、齊諾維也夫以下所有聯共政治局委員以及紅軍首腦伏羅希洛夫元帥、布瓊尼元帥及杜哈契夫斯基元帥皆出席宴會。當時在莫斯科的中共人員，從未有一人獲得過如此的殊榮。

    史大林對馮玉祥之青睞，是別有用心的。當時馮系的西北軍殘部仍控制着內蒙的大部份地區，而史大林正日夜盤算着要把內蒙與蘇聯所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外蒙）合併，以鞏固蘇聯在華北之勢力。早在馮玉祥赴蘇之前，共產國際的特工已仿照吞併外蒙的方式，在內蒙古地區建立了一個「民族革命黨」，並於一九二五年在張家口舉行了第一次全黨大會。馮玉祥回國後不久，外蒙的「民族革命黨」就在庫倫舉行大會，邀請內蒙「民族革命黨」及馮玉祥的代表參加。外蒙「總理」丹巴在會後與馮玉祥的代表談判建立「蒙古聯合共和國」。這一切都是蘇聯在幕後策動及牽線的。

    但是馮玉祥終究不是一個十足的傻瓜，他自己並非蒙古人，在蒙古人的國家不中可能長期保持領袖地位，而且他的野心也不僅僅局限於一片荒涼的草原和沙漠，他是志在逐鹿中原，而且他與史大林的「友誼」並無共同的思想基礎，只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關係上，因此他拒絕了受史大林的單方面利用。「蒙古聯合共和國」之議遂告難產。

    這是二十年後馮玉祥在黑海被史大林謀殺的伏根。但在當時，史大林並未因馮玉祥拒絕丹巴的建議而與馮玉祥決裂。史大林並未放棄馮玉祥，而是改變了一種方式來繼續攏絡他。在「蒙古聯合共和國」的建議被拒後，蘇聯駐北洋政府的大使加拉罕就親赴張家口拜會馮玉祥，代表蘇聯政府向馮氏提出軍事援助的建議，馮玉祥當然明瞭蘇聯的用意所在，但這種援助對於他逐鹿中原的野心是有利的，因此又在互相利用的基礎上，馮玉祥與加拉罕的談判順利完成，在馮系軍隊內建立了一個「紅心核心」，由莫斯科直接派遣九十八名軍事專家前來協助訓練馮氏的軍隊使用蘇制武器。這個蘇聯軍事顧問團的團長是古希金上校（Col. Gushchin）。事實上，古希金並非軍事專家，而是蘇聯高級特務，他的眞名是卡拉莫夫，係後來出任蘇聯秘密員警領袖的雅哥達之親信，他從中國回到蘇聯後，協助雅哥達謀殺了當時的保安部長（秘密員警領袖）曼辛斯基，使雅哥達由副部長眞除。一九三六年他和雅哥達同被史大林在大清黨中槍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