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对多数开明分子的高压仍在继续扩大中，我想起一个早被清算的张闻天，两位正在被清算的田汉和李达，都和我有过一段关系，把我所知道的若干事实，在这里谈一谈，也许对注意大陆问题的朋友们有些用处。

    张闻天，江苏南汇人，民国八年开始和他交往的时候，他和沈泽民（沈雁冰的弟弟）正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读书。「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於民国七年，我在第二年便已加入，其时我在同学黄仲苏的南京家里为他的几个妹妹和两个小侄女补习国文。张沈两位知道我是「少中」的会友，也许还在「少年中国」月刊和上海「时事新报」见过我的文字，因而未经任何人介绍，便一同来看我。我和他们经过几度见面和谈话，觉得他们研究的虽是河海工程，但中英文都不错，对文学的兴趣很高，对他们的印象确实不坏，因和仲苏商量把他们介绍加入了「少中」学会。

    其时，我的年龄已二十五六，张、沈还不到二十。其时「少中」有三个姓沈的会员：沈恰、沈昌、沈泽民，加上张闻天和刘仁静，都算是我们最年青的会友。

    民国九年春天，我加入了上海中华书局编译所任新书部主任，不久张、沈在南京毕业，我便把闻天介绍进中华书局，和我同事。民九以後的几年间，在我这一部有四个同事，後来都变了共产党员：一、闻天，二、田汉，三、李达，四、何叔衡。关於田、李的故事，下面再谈，现在先谈闻天。

    闻天在河校毕业後，便结了婚，而且生了一个孩子，他的太太和小孩，住在上海对面南汇的家里。闻天进中华以後，便一直和我在哈同路民厚北里同住一房，我不曾见过他回家一次。有一天，他的太太抱着小孩子来找他，闻天立刻逼着她回去，她的眼泪一大颗一大颗落在怀里孩于的头上，但闻天无动於中，这可看出「五四」以後的青年，对自己婚姻不满的态度。

    当闻天和我同住的时候，他急於要找到一个新的对象，对吴淞中国公学一位四川姓文的女生，和当时一位美名噪於一时的毛小姐，他都下过不少的功夫，可是两者皆无成就。

    闻天对读书是用功的，其时H. G．Wells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新出版，闻天便买来摆在我们卧室的书桌上，从第一页到末了一页，以两星期的工余时间，通读了一遍。这也是「五四」以後，一部分青年急於追求新知的共有态度。

    闻天和我同事的时间不太长，大致两年左右。後来我知道他去过一次美国，但他是那一年加入共产党的，我不知道。民国九、十年之间，我和惮代英、邓中夏（原名康，和恽同为「少中」会友）常在一块，不曾见过闻天参加。我和陈独秀也有过一时期的往来，而且在他编的「向导」和代英编的「中国青年」上写过稿子，也不曾见闻天在这两种刊物上有文字发表。

    闻天在中华书局出版过一本中篇小说（书名已忘），我看过原稿，内容写一个青年和他的父亲发生激烈冲突，文字非常尖锐，这可看出他当时思想的一斑。後来（时间在民国二十年以前）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曾以训令方式，通知上海各书店，一次禁止了两百种以上的新书，单我在中华经手出版的，也在二十种左右。闻天这本小说，和田汉的一本「咖啡店之一夜」的戏曲集，都在禁止之列。

    民国十四年，我加入了青年党；十五、六年，我又离开书局到法国去跑了一趟；从此以後，我和闻天的关系，便有一段长时间脱了节。後来我知道他到苏联读了几年书，俄国话说得很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过翻译，後来他和陈绍禹、秦邦宪等都变成了有名的国际派，在党内所担任的职务，也逐渐的重要起来。

    民国三十四年，我和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章伯钧六人同访延安，和共方代表毛、朱、周等八人举行了三次会谈，闻天便是他们的八代表之一。其时我已五十二，闻天四十四，但他那副小孩子面孔，却和我们在上海时一样，他和我确也谈得很亲热（这是我们「少中」同人的一种风气，无论在任何场合，我们的私人情感，总是超越党派或政治意见之上的）。毛泽东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他当然知道我和闻天的关系。这次他所以把闻天排在八代表之内，大概多多少少是为了敷衍我的。会谈结束，我向毛提出，说我个人要和闻天谈谈，毛答：「您不容易找到他的住所，我派人陪您去」。於是，我和任弼时一阵去会张，任系毛的亲信，我和闻天谈话，他便坐在旁边，因此我们便只能敍旧，不便谈政治，这也可看出毛泽东对所谓国际派，是何等的猜忌。其时闻天住的地方，非常简陋，桌上除几本外文书和一部电话以外，别无他物（与周恩来的住所迥然不同），同时，我也不曾看见他的太太，大概一直到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光杆，我联想到他所追求过的那位文姓女学生，和那位毛小姐，也许是因为他的眼光提得太高，不容易找到适当的对象吧，但这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罗！

    当毛泽东还在向苏联「一面倒」的时代，他尽管对国际派如张、陈、秦诸人非常猜忌，但表面还得敷衍，因此闻天（洛甫）曾历任要职，做过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一直到中共和苏共大决裂以後，才把他冻结起来。他现在也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精神上也许很不舒服，但他与这次的大风潮，似乎没有直接关系。

    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都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其时中共有一个代表团留在重庆，周恩来任团长，指挥一切。叶剑英则为军事代表。陈绍禹爱出风头，对政治和社会都认识不够，但领袖欲极强，辩才无碍，每遇着他在参政会发言，能说会道的主席汪精卫，也只能皱皱眉头了事。有一天，张君劢和我与苏联驻重庆大使鲍格莫诺夫见面，陈为我们当翻译，俄国话熟极而流利，我和君劢都承认他是中共一个可造的人才。可是毛泽东始终对他不放心，可能周恩来对他也不满意，大致他留在参政会只有两年，便调回了延安，据说他回延安後，一直病了好几年，说不定已被毛软禁。我们到延安後，想揭破这一秘密，也要求和他谈谈，毛不好拒绝，经过两天，我们便见着了他。其时是阳历七月三、四号，中午延安天气很热，但他仍穿着棉衣裤晒太阳。据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打过一千多针，看样子确实有病。他住的地方比闻天的更不如；并且电话也没有，会客的地方，除几把櫈子以外，别无他物，他的太太带着一个小孩，面黄肌瘦，可看出他们的营养不良。现在他已经是六十九岁了，是否尚在人间，谁也不知道。他是安徽六安人。

    秦邦宪情形稍好一点，仍可往来延安与重庆，但精神也不愉快，他在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每天午後出版一大张，我们这几天在延安活动，都成了这张报纸的第一版材料。在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对他说：「您回延安後，身体胖多了」。他说：「我在这里，只是饱食终日」。这句话充分表示他无所事事。後来他和王若飞，都是在抗战结束时回延安，因飞机失事死了的。他是江苏无锡人。我与李幼樁和他第一次见面在上海沧洲饭店，其时是抗战前，庐山谈话刚刚结束以後，这一晚也有周恩来在座，我们的谈话内容，是关於如何求得抗战胜利的一点。

    田汉，字寿昌，长沙人。我和他在徐特立（懋恂）创办的长沙县立师范同学。其时是民国元年，他十六岁，我十九岁。他大致在长沙师范读了四年才去日本，我只读半年便跑了。我和他朋友关系的建立，不在同学而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这个图书馆规模不算大，但内容相当充实，藏旧书近十万册，善本书颇多（开办初期，湖南著名经师皮鍚瑞鹿门任过馆长），清末民初出版的新书也有好几千册。因地点僻处东城，看报的每天有二、三十人，但看书的只有四、五个，遇着风风雨雨的时候，尤其是寒暑假，三间阅览室，便几乎被我和寿昌两人专用。阅览室的三面，装着大的玻璃窗，窗外有十几棵芭蕉，风摇叶动，夹着打在上面的雨声，更令人神往。其时寿昌看的书已经以文学为主我还在乱看乱翻的时代。我偶然在「长沙日报」发表论文，寿昌便在第三版发表他的改良湘戏，记得他写过一出「新三娘教子」，以黄花岗某烈士的家庭为题材，给我的印象颇深，这是寿昌写剧本的开始，也是我们以文字相见的开始。「长沙日报」的总编辑傅熊湘，字君剑，一字钝根，是「南社」有名的社员之一，光绪三十二至三十四年，他在上海主编「竞业旬报」，胡适之便为这本杂志写过稿子不少。他能尽量把我和寿昌的稿子在报上发表，确也给了我们一种鼓励。

    我们在图书馆，有几次看见徐特立的爸爸，六十左右，常常拿一本木版大字的陶诗，坐在阅览室外的阶簷上高声朗诵，有一首我便听也听熟了：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植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将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有人说，此老有神经病，我看不尽然，假如，这便算是神经病，那末徐特立终日忙忙碌碌，东奔西走，向人说话，慷慨激昂，见人发起什么事，便想进而包揽，便算是神经病之尤了。平心而论，徐特立这个人，确不失为热心分子，毛病出在学养不优，宗旨无定，当清末请开国会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他便砍下两个指头，写了「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血书，交给当时湖南的请愿代表罗杰。等到勤工俭学有人大力鼓吹，他的年龄已经四十二，便抛弃一切到法国开始学法文，还要一面做工，一面研究他所爱好的数学。回国以後，他看见共产党已经闹得蓬蓬勃勃，他又变了共产党。民国三十四年我到了延安；他的高龄六十有九，我问他近来干什么？他说：他想把许多部门的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等等，编成一种综合性的教科书。延安另有人告我，说他近来还要跳到延安河里去洗澡。今年他已九十，据大陆报纸记载，他依然见猎心喜，还要和庄则栋比赛几盘乒乓哩！罗杰因为他的断指血书所感动，曾送过他一首七律，有两句警句：

    「指痕送别壮南八，才气逼人求李双。」

    我承认他「才气」确实是有一点的，但微嫌太乱，外省人不大知道他，他在湖南，却是一部分青年的偶像，近年湖南的乱人出得最多，受他的影响不小，我们要懂得毛泽东，懂得田汉，便多少有了解徐特立这个人的必要。

    寿昌离开了长沙师范，便到日本读书，後来进了东京高师，在名义上尽管是继续研究教育，但仍以搞文学为主。他曾告我，他每次出去，总要在神田区一带买一两本书，遇着有好戏或好电影要看而没有钱，便又搬几本书去当了买票（在日本，好书是可以当钱的）。他去日本三、四年，回了湖南一次，便把他的表妹，即他的未婚妻易漱瑜带了出来，再去日本。其时已民国八年，我在南京教书，已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他路过南京，和漱瑜一阵来看我，事前并未通知，使我喜出望外，於是我把南京的「少中」友人，以南京高师和金陵大学的学生居多，和他见了面，我还带着他和金大的教务长刘伯明（经庶）作过一次长谈，凡伯明提到的书，寿昌大抵看过，谈得甚为融洽，事後，刘伯明还常常对我恭维寿昌不置。寿昌之加入「少中」，就在这一时期。民国九年，主持「少中」会务的王光祈去了德国，我进了上海中华书局，「少中」的会刊「少年中国」，便由我负责编辑，寿昌写过不少的稿子，他的话剧处女作「环珴璘与蔷薇」这个剧本，便在这个月刊上发表。这个时候的「少中」月刊，内容还很幼稚，但销路不坏，平常每期销六七千册，出过两期妇女问题专号，都超过一万，黄仲苏的妹妹後来成了武汉大学理学院长查谦的太太黄孟姒，和後来成了李达太太的王会悟，朱谦之的太太杨没累，都在这两期上有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