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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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斫鉴
種種口號標語、緣之而起、
其操縱之湖南偽黨部通電擁戴鮑羅庭、
賣國無恥、已視韓國之一進會爲甚、
更公然謂孫先生聯俄、
非擬平等待我爲標準、
奴顏婢膝、恬不知差、
復日思對外暴動、以引起世界第二次大戰、
若恐中國覆亡之不速、
其手段且較
石敬塘、秦檜、張邦昌、吳三桂等爲卑劣、
外蒙名爲獨立、實則爲俄附庸、
彼輩乃曲引承認
國內弱小民族自决權一語篇之彌縫、
殊不知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
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
規定於孫先生手著之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曰國內、曰政府、界限何等明瞭、
而共產黨操縱之武漢會議、
借本黨之名義、
承認與外蒙互派代表、
如是自決、
則滿族自決、而東三省亡於日、
藏族自決、而西藏亡於英、
共產黨雖欲盡與中國之版圖、
獻諸蘇俄而不可得矣、
其他如俄國歸還侵地、僅懸虛文、
把持中東路、見諸事實、
彼輩更掩護不遺餘力、
禍機所伏、
共產分子之人心、悉歸化於蘇俄、
而全國版圖、
將爲列強與蘇俄所瓜分、
打倒帝國主義、
亦不過其口頭禪耳、
結果則中國成爲帝國主義者之囊中物、
蓋蘇俄爲柔性之帝國主義、
其他各國爲剛性之帝國主義、
吾人以反抗帝國主義爲職志、
在排除任何國家之政治侵畧、經濟侵畧、
彼共產黨即爲政治侵畧經濟侵略之倀鬼、
亦云打倒帝國主義、
直掩耳盜鈴矣
……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七日
◆ 中國國民黨清黨·文電選錄 ◆
·國民政府通電
·中國國民黨宣言宣布共產分子三种罪狀
·中國國民黨宣言宣佈中國共產黨罪狀
·中國國民黨宣言武漢會議當然無效
·告全國同志書
·國民黨爲什麼取銷共產派的黨籍
·漱 右: 何爲西山會議
·蔡元培等咨文
·警告蔣介石書(祕件)
·宣佈汪精衞罪狀(外一種)
·革命軍海陸將領之護黨之宣言
·四川劉湘等通電
·長沙唐生智等艷電
·貴陽周西城等通電
·馮玉祥致武漢汪譚等電
·夏斗寅等通電
·海 濱: 共產黨斷送民國與蘇俄之一斑
·海 滨: 苏俄與蒙古(外二種)
·緣: 北伐軍宜立即驅逐共產黨
·覺 生: 共產黨打倒之湖北
蘇俄共產黨
……
他們曾經有過一句話:
『假如把用在中國的宣傳費運動費,
和直接對付歐洲應用的軍費比,
那是省得多了!』
由此可見他們的目的,還在對付歐洲,
那裏有誠心幫助我們革命!
其次他們又常把在我國活動所得,
當作它們權利勢力看待。
國際間同情於他們的很少,
並且因爲他們的國家雖大,
而文化很落後,種種方面都不進步,
所以大家都輕視他們。
他們要增高他們的國際地位,
便把念頭轉在東方,尤其轉在中國。
他們以爲如能抓住中國,
歐洲各國凡事便不能不理他們,
這就是他們的勝利,
就是他們的本領。
所以
史丹林和托羅斯基一班人在爭權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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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旭初: 国共中苏合作抗日间的漫谈琐记

    自从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决心领导全国奋起抗日,於是中共秉承苏俄的意旨,将破裂了十年的国共合作又来恢复。往日的仇敌,一旦间又成为朋友,往来谈讌,夙嫌若忘。因此,我也偶有机会得聆中苏共党人士的言论。

    在漫长抗日时期中,关於中共和苏联的现状与将来,不时在各处听到时人的论述,其中不少精采可喜的卓见宏议,惜已事隔十余年,不免多所遗忘了。

    无论是共党言论或时人评述,当时听着都感觉兴趣。现就记忆所及,零星集录,读起来仿佛放听熟朋友的录音带,但心情和当年又自不同了。

    因苏俄以赤化全球的新帝国主义领导中共,使其籍合作抗日的机会以增长力量,故中共和国民党在全国各处明争暗门,无时休止,使得中央和地方对其都要戒备。现将桂省当时的对策附录篇末,以见此事关系的非细。

    ——黄旭初——

    我当抗日战争期间,在桂林的时日为多,曾到武汉一次,陪都重庆也去得不少,关於共产党人的意见和时人对共党方面有关的评述,多是在这三个地方听到的。所记述的,都是得自面谈。以下分作两部分来汇集。

  一、中苏共人士的谈片

    先述共产党人士对我们所表示的,共六则:

    其一:二十六年十月九日,张云逸由香港返陕西,因北方和上海战事正烈,取道桂林,特自过访,张云:「在国共合作抗日之下,我们共产党只有尽力帮助政府,似有许多人对这种意思还没了解。」我知其意有所指,答道:「共产党员个人如果没有妨碍社会秩序安宁的举动,地方政府一体以国民来看待,绝不加以何种的干涉。但共党组织的行动,因现还未奉中央命令,所以不能容许;不仅共党,一切秘密组织也不容许。」张对前日广西日报刊载万民一的文章,认为含意攻击共党,妨碍合作,极力批评。这是我们办报同志的疏忽。

    其二:二十七年四月十日,我因出席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而在汉口,浙省主席黄绍竑介绍张任民、潘宜之和我与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三位晤谈。那时正当国军台儿庄大捷後三日,周云:「敌军经台儿庄战役的挫折,其以後采取的战略,或将是这样:一、将兵力集团使用,不敢太过分散;二、锥形战略,长驱深入,将不敢轻於尝试;三、集结兵力在机动的位置,选点攻击。」黄问:「你们对逃兵的处置怎样?」周答:「我们对新兵入营,先注重政治训练,使渐渐习惯军队的生活,老兵对新兵要事事客气帮助;其次使随同老兵打游击战,听惯了枪炮的声音,看多了作战的状况,便不惊恐;再次才给以轻易的任务。对逃兵的处置,最初连禁闭也不用,只在连俱乐部开会批评来说服他。」我们又问:「训练工作人员,似应注重待人接物和统御指挥的科学,是不是?」周答:「这两种科学都不易教,仍以妥选指导员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对这点作指导为宜。」秦云:「可这样做:一、多作精神讲话;二、在小组讨论或工作会议中施行。」他们的做法都很合理。

    其三:二十七年十月十三日,苏联驻华大使卢干滋由汉口赴重庆签订中苏空中交通协定,道经桂林,我於十四日晚宴招待,席散闲话,卢先详述苏联昔年抗战的经过情形,次极力鼓励中国要抗战到底,必得胜利,因中苏同样有人多地广的优越条件;惟须努力在抗战中建立工业和致意外交,凡可能取得的帮助,不论大小,不问国家,都应争取云。卢大使的话自是切合实情;但另一方面,必须中国抗战到底,苏乃可纾东顾之忧,将来中日两败俱伤,更为苏的大利。卢十五日离桂;翌年七月在高加索乘汽车失事,夫妇一同遇难逝世。

    其四:二十八年夏间,叶剑英在南岳游击训练班负训练重任,到桂於五月十八晚过访,谈过训练班情形後,论及敌我情势,叶以为日军凭藉交通的便利,忽攻南昌,忽攻鄂北,成为跳跃作战,我应以静制动,努力设法破坏敌後的交通。又说:「八路军在华北和当地政府发生摩擦,如能在当地设党政委员会分会,使双方分子参加,或改组河北省政府,使八路军分子参加,再将区域划分,问题或能解决。」这种意见,中央纵知道也不会采行的。

    其五:二十九年七月,我因出席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体会议到重庆,七日,白祟禧副总参谋长约黄绍竑和我与叶剑英讨论沦陷区县长本籍外籍利弊问题。黄根据他在浙江省的经验,谓本籍人当县长绝对不宜,易为本地汉奸所害。我依广西省的实况说,本籍外籍并用,只要人地相宜,但外籍比本籍为较多。叶云:「县长、乡长、村长都选举本地人充任为最好。沦陷地方敌人时来时去,粮食如果集中,易以资敌,或为敌毁;八路军系用合理负担公粮办法,由乡中有人望的召集各家开会,认定分担数目,登记入册後,公粮仍然寄存原主代公家保管,这样,便容易秘密;待游击队到了该乡需用粮食,才通知交出的数目;但在派定各家分担数目之前,先要调查暗知概数。」办法很好,但要在中共势力下的地区,党政军一元化的才易实施。

    其六:三十二年五月五日,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别德聂科夫陆军上校(Colonel A. F. Bedniakoff)偕秘书郭烈夫(Major G. Goreff)来桂参观兵工厂和军官学校过访,十六日宴我於乐群社,我曾询别上校以苏联的婚姻制度、教育制度、卫生制度,家庭制度,农场制度,都承他详细见告,但听过後没把大要写记,现在完全不能记忆了。

  二、时人的中苏共述评

    次记时人对中共和苏联的评述,共十一则:

    其一:二十七年四月九日,我在汉口访黄绍竑主席询其中共的做法如何?黄道:「中共的做法,对人重在改造气质,不注意於形式的整齐,故有『不骂人』的口号;训练军人,也使之与民众不生差别,仅平民加多一种教育而已。对事根据客观环境以为因应,不复像前在赣南时期的全凭主观,硬行碰壁。」

    其二:二十七年四月十日,我在汉口访谒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他告我道:「我们的兵器,除飞机外,十分之九为德国所供给;苏联所供给的,其条件较德国为尤苛。」他又给我「中共的策略路线」一份,并说:「你看!抗战後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仍然如此。」当时没工夫细看,十一日由粤汉铁路南归,在车上检出来读,乃是林毓英所讲述的,要点是说,中共和国民党妥协,纯然是中共的策略,中共绝不放弃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云。这是中共恐怕党员因国共合作而思想动摇,特别对其党员作此指示。我们国民党人看了中共这个秘密文件,自然要心存警惕了。

    其三: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东北名宿莫德惠来游桂林,他曾出使苏联,又游历过德国和意大利,对它们的政教风俗,颇为留心观察。我请教他:「现在苏联的做法,是走向共产主义的正轨呢,抑或渐渐离开共产主义呢?」莫云:「渐渐倾向民主政治。苏俄当局似已感觉实行共产发生困难,经济发展後,个人的衣食住行和育幼养老疾病,国家都完全为之料理,似无所不足;然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和路人无别,茫茫字宙,无一可靠的人,心灵上的孤寂,痛苦不可言喻,这实在是社会的大忧。闻苏俄己有大学教授正在研究中国的大家庭制度云。」莫氏又说:「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功,由於刻苦,即所谓勤俭,例如全国一致迟延十日再烧暖炉以节省薪炭便是。其教育也有特殊的地方,人才教育,由逐级学校分析学生的所宜,再由政府选拔入大学训练,而不是用普通的招考方法;而且学即是做。」

    其四:二十七年八月廿六日,张国焘先生到桂来访,他表示:「现在应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共党主张阶级利益,实属错误。苏维埃制度和土地革命,在中国不易行。至苏联的助我,现时亦属真诚,但可说是苏联本位,现实主义,并非对中国仗义。」张氏可谓真知苏联。

    其五: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立法院孙科院长由汉赴渝过桂,据谈:苏联数年前即劝中共应服从蒋,使中国统一。苏所提不侵犯协定,久无结果,到七七事变後,才得签定。但军事互助协定现不能签,因签後苏便须参战。然苏声明帮助中国抗战到底云。

    其六:二十九年六月二日盛成中先生在桂林谈国际情势,谓:史太林和罗斯福在远东彼此相需防日,并不因主义相反而冲突,这点须要注意。按那时珍珠港事变尚未发生,盛氏眼光锐利可佩。

    其七:三十年三月十二日,陈此生兄将离桂,向我道别恳谈。他对时局分析大要为:中共只能在黄河以北,不能在长江和珠江流域立基础,因华中华南工商业发达,此等资本家结成经济势力,他们不欢迎共产;其次,华中华南智识分子也多,他们喜欢自由主义,也不欢迎共产;惟华北人民较穷,易受共党煽动,但只是贫农,而非真正大工业下的工人,即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故中共的革命基础并不稳固。如果将来真是变成了上述的状况,美英以利害关系,仍将支持西南地区的有力者,苏联将支持中共;广西应自造成为有力者。其实中共力量并不可怕,但此时用兵剿办,实属非智,徒失各方的同情;根本办法,在我真诚努力去实行三民主义,中共自然消灭。苏联现在所行的也只是民生主义的方法,我能实行民生主义,自然也可由发展国家资本渐至消灭私人资本而达到共产。民主为本党所主张,也是国人所想得的,现我不去积极善为运用,反搁置起来,予中共以口实,失国人的希望,最为失策云。

    其八:三十一年十二月二日,我出席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体会议在渝,驻苏大使邵力子来访,据谈苏联的情形:「一、共党内部颇为团结,厉行纪律,厉行检讨,故无腐化的现象。二、一有发明,经确证後,即施行於整个工厂,由工厂厂长报告中央主管部和总工会,部会立刻广播、通告、命令全国照行,故收效大。但非资本主义国家所易采行的。三、苏联政府对民族问题处理得很好,不改变他们原有的风俗、习惯、语言,而给予他们以教育、医药、卫生等项好处。四、民间的家庭观念仍重,老母多在依她已嫁的女儿过活。做母亲的很爱自己的儿女。五、私有财产并无限制。集体农场已达农民百分之九十以上而非强迫。六、民众不须纳费而得享用的为教育、医药、卫生。」

    其九:三十二年四月四日,立法委员屈武到桂,他留俄十余年,对苏情形很熟,我请他告我以苏联的家庭制度。他说:「介乎中国和欧美中间。离婚虽很自由,但也受限制。例如初次离婚的,男方须津贴女方以所入三分之一;第二次离婚却须津贴三分之二;至於企图第三次离婚,事实上是很不容易办到的。父母年老,子或女都可迎养;做子女的也以父母受其迎养为荣,以为父母爱己比其他兄弟姊妹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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