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淞沪抗日之战结束後，接着京畿陷落，政府西移武汉。当时为了适应情势的需要，军事委员会明令撤销第六部，另行成立政治部，除特任甫由凇沪战场抵达武汉的前敌总指挥兼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为上将部长外，并为表示国共两党真诚团结，以及与国民党以外各党派衷诚合作起见，又简派中共巨头周恩来、第三党要员黄琪翔两人为中将副部长。同时，在政治部内又设立了一个专事罗致全国著名学者、专家、社会贤达、民主人士的「设计委员会」，总共礼聘了二百二十四位同少将委员，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除了男委员，还有女委员。

    民廿七年春，政治部在武汉正式成立，该部自上将部长陈诚以下，举凡各厅处主管人员之遴选，几经推敲，始部署发表如下：中将副部长周思来、黄琪翔；中将秘书长贺衷寒，第一厅中将厅长杜心如，第二厅中将厅长扬麟，第三厅中将厅长郭沫若，总务厅中将厅长赵志尧，秘书处少将处长张宗良，机要室上校主任叶光，设计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柳克述。此外，该部并附属有扫荡报、中国电影制片厂。组织的庞大，为军委会各部之冠，部址则设在武昌武胜门内昙华林文华大学原址！

    当时在共同御侮的大旗帜下，共党巨头周恩来，摇身一变，做了国民政府的高官，周妻邓穎超、又荣任了同少将设计委员。而且周恩来於走马上任之时，还带来一位同上校秘书湛××（贵州人，忘其名）。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表面上虽已公开宣布取销红军番号，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抗战到底，但共党是否具有真正合作诚意，则只有天晓得！因此，当局对周恩来的加入政府之内，自是满怀戒心的。

    笔者那时适服务於中央党部某单位，在政治部正式成立後不久，即奉派持陈果夫先生的亲笔介绍信，谒见陈诚部长於武昌大东门外的南湖，陈氏披阅了果夫先生亲函，并面询了我几句，当下便亲笔写了一道手谕：「派××为本部中校服务员，着到总务厅工作。」这道手谕由传令兵送到机要室，再由机要室签交总务厅第一处（人事处），三日後，便由日日命令正式发表，於是，我亦开始成为政治部的一员。

    我到差之日，先往拜见赵志尧厅长，因我当时由中央党部转调政治部，主要任务系专责监视副部长周恩来的，对於总务厅的本身事务，不负任何实责，但在表面上又必须做得天衣无缝地要装成是干着实际业务，而且这一职位更绝对要可以不断穿插於任何办公室之间，而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否则我是无从干起的。我将这些问题当面向赵厅长提出时，他起初似有些感到困惑，本欲与第二处（事务处）洽商，然而第二处的少将处长黄和春，又是第三党人物，那是绝对不能和他讨论这类问题的。赵厅长只得将副厅长庄明远少将（庄氏当时是陈部长的心腹班底之一）找来秘商，才决定了有关我执掌的事务，结果，我在表面上似模似样的负责管理政治部全体杂兵，计有特务连一连、传达排一排、通讯排一排、以及洁清班、油印兵、各级主官的卫士、炊事班、号兵、驾驶兵、各级勤务兵等，如此这般，我居然做了一名杂兵头儿！同时又加派了总务厅第二处第一科（管理科）少校科员王钰做我的副手，他才是管理部内所有杂兵的真正负责人，我只是担个虚名而已。

    在当时的政治部来说，各厅处的业务，各有专司，互不相犯，彼此要见面都不容易，惟有我这个杂兵头儿的职务，可以任意出入於任何一个地方，上至部长室，下至炊事场，我都可以随处乱钻，因为都与我的职责有所关连之故。

    我开始上班不久，便不停地到处打转，任何单位的办公厅里，都可见到我的踪迹；其实，我唯一的目标只是周副部长室而已，但我先要将自己变成一个无头的苍蝇，到处乱飞，慢慢有机会才能飞将进去，否则便会不自然了。

    记得我第一次跑进副部长室，周恩来似乎蛮客气，我则以主管杂兵的身份，很殷勤地向他问长问短，譬如：「副部长需要什麽吗？」「卫士称不称职？」「汽车有无毛病？」「汽油的供应充不充足？」这一派语气，我简直变成了政治部的「管家婆」！而周恩来的答覆，若非「很好」，便是「还好」。

    以後，我因为常来常往，和周的那位随从秘书湛某，彼此也相处得十分融洽，有时溜进副部长室，只和湛秘书天南地北的闲聊一阵，便中看看动静。周副部长室的上士卫士严嵩山（湖北人）也是由我特别选派的。

    周恩来自就任後，每日准时到部办公，至於周妻邓穎超，虽为设计委员，但因无计可设，并不天天来部。我在武昌文华大学那段时期，对周氏的监视，并不十分严紧，等到武汉外围准备大会战之际，因陈诚部长又兼任了武汉卫戌总司令，此时政治部各厅处都疏散至武昌大东门外珞珈山武汉大学左近一带办公，并开始计划离开武昌先退到湖南衡山，再由衡山向桂林、柳州、贵州而迁抵重庆。在这段时间，因为辗转迁徙，奔波无定，我一直无法执行我的任务，甚至连设法和周接触一下，有时都成问题。

    到了民廿七年多，政洽部终於撤退到达重庆了，各厅处都集中在重庆两路口市立初级中学内办公。我则为周恩来安排好上清寺曾家岩八十号作为他的公馆。周的办公室则在市立中学二楼，与张厉生副部长的办公室隔邻（此时黄琪翔副部长已调任集团军总司令，遗缺由张继任）。重庆是那时的陪都，一切都比较安定，周恩来对外的活动，也较在武汉时广泛和复杂，他经常和黄炎培、李公朴、闻一多、范长江、史良这般人来来往往，走动频繁（黄、史等那时皆住在重庆观音岩枣子岚垭，此时第十八集团军驻京代表叶剑英似乎已赴香港）。

    周氏在政治部内，和各厅处的主管人员一直少有接触，他既不理别人，别人也不敢亲近他，有时和他招呼的，只是第三厅的阳翰生、田汉、洪琛诸人而已。偶然秘书处长张宗良或因故去见他谈谈公事，除此之外，周氏在政治部内实在无公可办。周妻邓穎超有时也到部办公，但不一定偕周同来，那时和邓穎超最谈得来的，首推「性学博士」张竞生的离婚太太许××，因为她也是设计委员，所以邓、许两人，经常出双入对，十分亲近。

    有一次下班後，我跑到周的办公室巡视，无意间在地面拾获了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只写着「李铁军、董钊、粱干乔」三个人的名字（按：李、董、梁三位，皆为当时胡宗南部的高级将领），我仔细省阅之下，既不是周的笔迹，也不是湛秘书所写。我当时便将这张纸条送呈上级去研究，但一直没有下文。第二天清晨，湛秘书返公後，坐下不久，就见他在办公桌的抽屉内，东翻西觅，显然有点着急。跟着又追问卫士严嵩山：「字纸篓是倒在什麽地方的？」结果湛秘书居然和卫士一同到垃圾堆里找下半天。这些情景，一一都被我看在眼里了。

    周恩来虽非军人出身，但那时因充任中将副部长，却常常穿起全副戎装，领章上的两颗金星，熠熠发光。他每月除领中将薪饷外，还可领一些特别办公费，可是他每月的收入，除留下延安方面规定的生活费之外，其余无论多寡，都必须按月解缴中共党部。设计委员邓穎超和湛秘书也都是如此，对於这点，他们并不讳言。邓穎超以後也和我混得很熟，她经常着一件布质旗袍，黑布鞋，看来相当朴素。政治部原位于一个小山之巅，到部办公，必须走上一百多级石阶，邓每次来部，多不能一口气爬上，常要坐在半途休息一阵。我在重庆时，因认识中央航空公司渝站主任柳君，常托他在香港买点奢侈品带到重庆，诸如咖啡、三五香烟、一两枝洋酒，甚至女人用的玻璃丝袜、唇膏等，我为了联络感情，偶尔拿几件东西送给邓穎超，但邓除了咖啡以外，其余一概不收，原来她的咖啡瘾甚大，每次见到我时，必笑着问我：「有咖啡饮吗？」

    政治部迁到重庆後不久，即行改组，副部长黄淇翔外调，遗缺由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继任另增设部长办公厅（中将主任刘千俊）。在办公厅以下，又设调查组（少将组长丘学训）、文书组（少将组长张玉书）、机要组（少将组长叶光）、副官室（上校主任由笔者充任）。总务厅改称第四厅（中将厅长朱代杰，原总务厅长赵志尧调湖北省政府财政厅长）。又增设一个交通处（少将处长梁×新）。其余各厅处主管仍旧。扫荡报则由刘威凤任社长，中国电影制片厂以郑用之任厅长【HGC：“厅长”，原文如此。】。这时周恩来每日仍依时到部办公，可是清闲得很，只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例行公文，才送请他批阅，他於批阅过後，在公文上也只签一个「阅」字便算完事。其他文件，多系集中在秘书长贺衷寒办公室，较重要的则由张厉生副部长处理。因为周氏的公务无多，连带他的那位湛秘书也经常无聊地坐在办公桌上练习书法。

    我有时在下班之後，也偶尔借题跑到曾家岩周公馆去走动（当时陈诚部长寓曾家岩求精中学内，张副部长住重庆新村七号，贺秘书长住李子坝建设新村一号），问问邓穎超对於房子是否满意？落雨时是否漏雨？凡此种种，据我个人的直觉，周恩来一直对我都没有任何怀疑。记得有一次，我在周的办公室内，周忽正色地问我：「×同志，我希望你能到延安去一趟？」我立即谦逊而又敷衍地答覆说：「希望有这个机会，并望副部长提拔。」那时他是上司，我居下僚，像这样答覆，只是官样文章而已。此事後来并没有下文，也不知周当时说这句话是什麽用意。

    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和周恩来紧密接近的印象，我觉得周是一个极端沉默寡言的人，面部表情永远保持冰冷，从来不苟言笑，但却极工心术，当时政治部各厅处人员，对周在表面上固然很尊重，但除公事上的必要接触外，谁都是敬而远之。周自己也明白此时此地的环境，也从来未作过任何不满或消极的表示。处处小心翼翼，拘谨的工夫，实在是无以复加。至于邓穎超和湛秘书的态度，与周恩来是完全一致的。在我执行任务过程中，似乎没有发觉什么有关周恩来破坏团结的显著活动，我每周都要向上级呈递周报的。两年来我对周虽无发觉什么重要秘密，而能在周、邓、湛的小圈子里，来去自如，未露任何破绽，事後曾经受到上峰嘉许，而我自己也觉得非常自慰。这里我要顺便向读者诸君奉告有关周恩来在政治部时一件有趣的故事：原来陈诚部长当时身兼数职，非常忙碌，逢到星期日，要在饭厅临时改作大礼堂，举行国父纪念周，陈部长有时因事不能到部主持，而张厉生副部长又或因事未到，按照阶级职位，便应该由周副部长代表部长领导行礼，但周每当司仪人员高唱向党国旗及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时，全体行礼如仪，而周身为主席，却始终直立不动。笔者为此，有一次曾大胆问过周恩来，何以不鞠躬？周解释说：「我不是国民党员，没有资格向党国旗行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