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理文先生，名素明，理文其字也，一九○七年生於湖北。早歲參加中共，後赴俄留學，與蔣經國在俄同學，歸國後追隨蔣經國，在新贛南工作，後隨蔣在上海「打老虎」，來台灣任職中央信託局，現定居美國。作者一生驚險曲折，所經歷諸事亦頗富史料價值，承王琰如女士轉介本刊發表，以饗讀者。

參加 CY

    「人生七十古來稀」，在今天醫、藥發達的社會，這句話似乎不完全合乎事實，可是，生長在科學落後、醫藥不發達，尤其是在中國的農村，一個人能活到七十歲，確是一件稀有的事。我同胞兄弟姊妹五人，倖存者，僅我一人，其餘的都夭折了，我還記得比我小六歲的弟弟，患了一場霍亂，上吐、下瀉，不到四天就死了，那時他還不滿兩歲。我母親到處求神問卦，我雖然只有八歲，也幫著母親到廟裡去燒香磕頭。在這樣的環境裡，我居然未受到傳染，而能夠活到今天，想起來，這簡直是奇蹟。我已經八十九歲了，不能不將一生的經過略加敘述，留給後人閱讀。

    我一直到九歲才進蒙館，我的第一位啟蒙老師，是我們族間的一位哥哥，過了一年多，他患肺病死了，那時他才三十幾歲，繼任的也是一位族間的哥哥，年紀才二十幾歲。民國初年的知識分子，如果在城市裡找不到工作，祇好回到鄉下教蒙館。每一個學生每年所交束脩，依程度之不同約為二串到五串錢，約合當時銀元一元到二元半，學生的年齡從八、九歲到十三、十四歲不等，一個蒙館老師一年的收入不超過五十元，農村子弟唸書的少，過了十二、二歲，他已經是一個勞動者，必須參加生產。

    我在蒙館唸了三年書，十二歲的時候，母親去世，我祇好離開鄉間到武昌去跟父親生活。從十三歲起，我開始了另一種都市生活。學校是半新半舊的，全校僅有十數人，全是武昌紡紗局和織布局的職員子弟，課程有算術、英文、國文，而且國文老師還教我們作詩，可惜我在這所小學僅唸了一年，後經族叔的介紹，轉入武昌城內南樓養正小學，這是一所由黎元洪捐資設立的，校長劉鳳章先生，與黎氏為黃陂同鄉，劉先生學宗陽明，在湖北學術界有崇高地位，他的主要職務是湖北省立師範校長，每日到我們學校來看看，教師都是師範學校的畢業生，為劉先生的得意門生。學校分高小及初小兩班，民國八年（一九一九）我被編入高小二年級，同班同學中，我算是年齡最小的，大的同學，有很多已經結婚，或者做父親了。這是一所正式小學，課程的排列與全省公立小學完全一樣，教師的水準也很高。民國十年年底（一九二一）我在養正小學畢業，次年一月考進武昌中華大學附中，這也是一所私立學校，分大學部，中學部；中學四年畢業，屬舊制。校長陳時先生，是湖北黃陂人，家中頗為富有，學校的經費一部分來自他變賣田產，一部分來自海內外熱心人士的捐助，陳校長在學校的時間很少，經年在外勸募經費，遠至南洋一帶，近則交接權貴，用各種方法請他們捐錢，當時的湖北督軍蕭耀南就捐了一筆鉅款，陳校長即以此款建了一座禮堂和十幾間教室。為了報答蕭督軍，陳校長將禮堂命名蕭公堂，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發生後，我和同學施季高（施洋的胞弟，施為一九二三年京漢鐵路大罷工的領導人，為北洋軍閥吳佩孚所害，他是中國共產黨員的第一個犧牲者）及另外數人半夜裡起來將那塊蕭公堂的牌子取下來打爛了。這件事令陳校長大為不滿，但是，在青年運動的高潮壓力下，他也無可奈何。在「五卅」運動發生的前後，武漢三鎮即不斷有青年及學生的示威運動，主要的口號是反對帝國主義，拒用洋貨，尤其是日貨。就在「五卅」運動發生之後，同時還發生了反基督教運動，起因是教會學校的洋人歧視華人，壓迫學生，甚至強迫信教。我就是反基督教同盟的積極分子。武漢的學生運動，一開始就為中國共產黨所重視。當時比較活躍的分子有施季高、武昌商科大學劉胤（後改名李麥麥，在復旦大學任教，抗戰時死於重慶）和陳紹禹（由莫斯科回國後，改為王明），還有武高附中的伍修權。在幕後指揮的有胡彥彬、劉昌群（我們一群年輕的人都叫他麻哥）。發號施令的，則為少共武昌地方委員會，地委書記是林育南，委員有李子芬、黃敬。我加入少共（一般都稱為CY，為Communist Youth的簡寫），是同學胡彥彬介紹的，胡為湖北黃岡人，是大學部的學生，年齡比我們大五、六歲。自從加入少共之後，工作更為努力，經常奔走於各學校之間，聯絡同志，舉行集會。當時武昌城內的中學似乎不少，除武高附中，省立一中、二中之外，還有私立的共進、啟黃、武漢（校長是董必武）。商科大學（校長郭春祺）是活動的大本營，反基督教同盟就設在三道街的商科大學，最活躍的分子有陳紹禹，他負責宣傳，我負責組織。由於這一運動，武漢的教會學校幾乎全部關閉了，文華大學、博文中學、希妮達女子中學在這一年秋季都沒有開學。在大街上幾乎看不到西裝革履以及衣服華麗的教會學校的男女學生。「五卅」及反基督教運動到了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已近尾聲，我個人也從公開的青年運動轉到少共及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的內部工作去了。我加入少共之後約三個月，經我的小學數學老師蔡以忱先生介紹加入中共，成為正式黨員，我那時的年齡還不足十九歲（我生於光緒丙午年十二月中，即西曆一九○七年一月底），我的工作是傳遞消息，送達黨內的重要文件，以及接待外來的同志，我經常往返於武昌、漢口之間，地方委員會設在武昌都撫堤，陳潭秋、徐錢直夫婦和蔡以忱就住在裡面，我記得地方委員會的委員除陳潭秋之外，還有董必武、項德隆（即項英）、彭澤湘、向忠發、許白昊。項為織布工人，向為駁船工人。陳、董均為中共發起人，陳在抗日期間為盛世才所殺，其夫人徐錢直於三○年代在南京為國民黨所殺，同案夏之栩為人沉默、寡言，在被審時僅作無言的抗議，幸未被害；徐個性剛強，法官審問時，慷慨激昂，痛罵國民黨，終於遇害。其時我們住在上海英租界，有一天在朋友家裡看到他的胞妹徐錢勇，她告訴我們她此次是為接她二姐（徐錢直）的孩子而來的，二姐遇害，帶在身邊的孩子輾轉託人交給她帶回武昌，由外婆撫養。這一對同命鴛鴦，為了理想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陳潭秋還有一位胞弟陳蔭林，在長征的時候死於痢疾。陳潭秋是一個口直心快的人，做事認真，對人不假言色，我們相處的時間雖然不到一年，對他都存有極大的敬意。

    在中華大學附中，我一共唸了四年書，成績平平，尤以數理最差，數學僅僅及格。我們班上的老師，除了國文、數學是專任之外，餘多為武昌高師畢業，在高師附中任教的老師，如教博物某先生（已忘其名），英文老師嚴仕佳先生為大學部專任教授，是留美的碩士。另外，學校還為我們特開了一門文字學的課程，聘請望重一時的黃侃（季剛）先生任教，黃為北京大學教授，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與儀徵劉申叔雖為同門，但在師友之間，劉死前將所著有關音韻學的文稿完全交給黃先生，因為劉認為當時能傳此學的，僅黃季剛一人。黃先生所以屈就一個中學的教員，一方面是陳校長的懇求，其次是黃先生的兒子也在我們這一班。他教我們的文字學以段玉裁（字懋堂，江蘇金壇人，清乾隆舉人，學貫經、史，尤長音韻、小學，師事休寧戴東原）的說文解字注為課本。黃先生教了我們兩年文字學，每逢他上文字學的課，座無虛席。我們這一年級原有兩班，即第九、第十，此外還有大學部和其他各班的同學。黃先生對我們講文字學，深入淺出，文字學雖是一門艱深而又枯燥的功課，可是由黃先生講授，趣味橫生，學生沒有一個不是靜心的聽，兩堂課，他一口氣講完，課畢拿起書就走了。他上課不像別的老師坐在椅子上，或立在講台上，而他是在教室四周走動。照例校工先給他沏上一壺茶，所以他時而喝茶，時而抽煙，不拘小節。黃先生教我們的時候（約當一九二二－一九二四）正是「五四」運動之後不久，授課的時候，有時也大罵那些新文學運動家，胡適是時常被罵的。有一次他告訴我們，在北京他和胡適、錢玄同諸人討論學問，等到一燈盞的油燃燒完了，他們的學問也就談完了，故特以「一燈盞油的學問」譏笑那些新文學運動的人。大概那個時候，電燈還不普遍，有些偏僻的地方還以植物油作為照明之用。

    一九二五年九月學校開學了，我只剩下一學期就可以畢業了，但是當時我負責武漢CY的宣傳工作及中共地方委員會的交通工作，每天除了寫、印傳單之外，還要奔走於武昌、漢口之間，有時夜間還要到街上去張貼傳單。武漢地方委員會在武昌、漢口都設有機關，漢口地委會的機關設在夏之栩的家。她有一位寡母為這個機關看守房屋，地委會開會，各地同志到武漢有事接頭，都到夏之栩的家。她家一共僅有母、女兩人，人口簡單，不為外人注意，而且在一九二五年北洋軍閥統治時代，對於共產黨的防範也沒那麼嚴厲。有一次施季高因散發傳單被捕關在督軍府，蕭耀南為了怕觸犯眾怒，特別優待施季高，除了供給特別伙食之外，還為他做了一件羊皮袍子，因為武漢的冬天是很冷的，怕他受凍，大約僅關了一個月就放出來了。這是劉胤於一九二七年到莫斯科之後告訴我的。施於一九二七年汪精衛的武漢政府變節後，被國民黨所殺，距他哥哥施洋之死不過五年。

    經過了半個世紀，武漢的共產黨負責人，除董必武得享天年之外，其餘的，都為國民黨所殺害，我所知道的有陳潭秋、徐錢直、項英、許白昊、林育南、向忠發、蔡以忱，彭澤湘很早就脫離了共產黨，抗日戰爭時和黃琪翔諸人組織社會黨，中共統治中國後，他們都當了人大的代表。夏之栩於抗日戰爭發生後在南京被釋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做了紡織部的次長，她的愛人趙世炎則在北伐前已為國民黨所殺害。她的遭遇也是很悲慘的。

    一九二五年九月以後，「五卅」運動的浪潮漸漸的平息了，但是武漢的共產黨員及青年團員增加了很多，年齡比較輕的有高師附中的伍修權、江定仙、江定位兄弟，武昌察院坡時中書局的貝雲峰則是一個很左傾的店員，所有左派的書籍及有關共產主義的書籍都由他那裡發賣。

赴俄受訓

    到一九二五年十月，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接到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命令，要湖北省黨部派十名青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受訓，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的負責人大部分是共產黨地方委員會的委員。名單由共產黨地方委員會決定。因此由湖北派出去的十名學生，清一色的是共產黨員。這十個人除我之外，有中華大學的胡彥彬，女師的宋煒（女）、杜琳（女），兩湖書院的黃勵（女），高師附中的伍修權、樸世拓，時中書局的貝雲蜂，還有潘文育，另外有一位熊姓的學生，我已經不記得他的名字。原來計畫中的，還有陳紹禹，後以湖北的名額滿了，被安排在江西的名額之內，陳紹禹當時既非團員，亦非黨員，只是由於他參加反基督教的工作積極，故為武漢地方委員會所注意。到了莫斯科之後才加入青年團，我們這十個人是陽曆十月間出漢口乘招商局江安輪去上海的，領隊是胡彥彬，離家前，我向父親託辭去上海唸書，父親給了我三十元大洋，我帶了一只籐箱子，裝幾件換洗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的棉袍子去了莫斯科，船行三日到了上海，上岸後我們跟著法租界平安旅館的接客的伙計住進了平安旅館，店主是湖北人，在語言方面我們得到不少便利。後來從江西、北京來的人也住在這家旅館。到了上海之後，由胡彥彬負責和江蘇省黨部聯絡，並由江蘇省黨部發給每人幾十元生活費。另外，中共中央也派人和我們談話，我記得，和我們談話的，有湖北籍的惲代英，還有湖南的彭述之，他一口湘西寶慶話，我有一大半聽不懂，在上海住了四、五天，大家趕此時買些日用品或添製冬衣，我記得我花了十塊錢買了一只手錶，到蘇聯沒有用到幾個月就壞了，上海商人欺生將一只爛錶高價（一九二五年的十塊錢銀元是很值錢的）賣給我，他們知道我們是過路客人，能騙則騙。有一天中午，正當我外出購物回旅館的時候，人去樓空，連我自己的一口籐箱子舖蓋捲也拿走了，後來旅館茶房告訴我，他們已經到海關碼頭去了，他們會在那裡等我，房錢都已結算清楚，這時我心裡實在有點著慌，海關碼頭在那裡，我毫無觀念，出門就叫一部黃包車，告訴他去黃浦碼頭，可是到了碼頭之後，看不到一個熟人，我告訴黃包車伕趕快拉到海關碼頭（灵机一動，我記起了海關碼頭），到了海關碼頭之後，我們一行湖北來的九個人都乘第一艘小火輪走了，我到的時候，第二批人即將起行，我總算趕上了這一班船，可是其中沒有一個認識的人，因為他們都是由其他各省派來的學生。一艘小火輪拖一艘駁船，船上的人大約有四十到五十人之多。在黃浦江差不多走了一小時，沿途看到了不少大船，可是沒有一艘是我們所要乘的。最後，小火輪靠近一艘很小很小的輪船，心裡不免有點失望，難道我們就乘這麼小的一艘船漂洋過海嗎？上到海船之後，看到了我們一行從武昌來的同伴，他們立在船邊，怕我趕不上第二班船而正在焦急，他們告訴我，萬一我趕不上這班船而流落在上海，後果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