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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往事 我生長在一個舊式而富裕的大家庭中。祖父經商,是湖北新堤的大茶商兼木材商,分行遍及武漢三鎮,行名「羅永泰」,祖父的上兩代由河北省南遷至夏口縣落戶,祖父曾中前清秀才,但善於經商。祖母生有五子二女,大伯父不滿家庭束缚,婚姻不自由,而削发为僧。生父行二,不但不善理财,而且是祖父母心目中的败家子,生育繁多,我兄弟姊妹八九人之多。幸存者仅兄妹三人,餘皆夭折,後來生父雙目皆盲,未能工作。生母目力亦差,但我與生母相處短暫。故我對於所謂「母愛」不甚瞭解,幼年記憶中,只知家中糾紛時起,大部分都是為了財產。
我的養父 當我六歲時,我三叔父,諱名典,在北京為袁世凱派人刺殺,我即奉祖母命過繼給叔父。先父當時就讀北京學堂,習法律,因不滿意清政府腐敗而參加革命。後更參加刺殺袁世凱運動。當辛亥革命在武昌成功後,革命軍中部分同志堅決主張把革命向北方推進。但因袁世凱陽奉陰撸锩x舉,曾遭受三次失敗,革命黨人死傷慘重。 民國元年,自南京革命政府成立之後,北方革命黨人更趨積極,先父及同志多人聯絡發動第四次舉義,因有余臨江其人向袁告密,機關破獲,革命同志多人被捕。當時先父獲知袁世凱於第二天上朝,決定先暗殺袁世凱,以除後患。當時分四組進行,先父與吳若龍、鄭毓秀共乘一馬車游弋於東華門、王府井兩大街之間,但炸彈落在袁之馬車後爆炸,袁即逃脫。先父等僅以手槍和炸彈,威脅沿街夾立之軍警。當時捕獲十餘革命黨人,三人就義。先父當時雖倖免於難,但從事革命之工作,並未稍懈。後因奉祖父命返里完婚,未滿月,即返京與吳寶安志士聯名發表告國人書,揭穿袁的政治陰謀。當時南北和政已成,袁世凱之子袁克定及陸建章,僱傭一名劊子手到賓館去拜訪先父及吳寶安志士,表示敬意。以後經常請他們吃酒看戲。連續有一星期之久,先父仍未發覺。有一天,那人又約了另一人來,請他們去齊化門外二閘觀水。他們四人分別乘兩部馬車前往,走到城外,地區荒僻,那兩個劊子手,即抽出刀,刺殺先父及吳烈士,並棄屍而去。先父身中十四刀,後被友人帥根坤找到兩人屍體,即向法院控告,法院置之不理。一代英雄,從此長眠地下。不數日,家中老小,皆迎靈柩於揚子江岸。後安葬於漢陽煤子山,當時祖父母傷痛欲絕,自不在話下。唯人間最為悽慘者,莫過於先母,年方十九,新婚未滿月,即告寡居,立志守節。將靈位隨同移居漢陽敬節堂中,我亦隨侍在側,在堂中,每日三餐,供奉先父茶飯,三年如一日。守孝三年後,始入學,入學時,全部免費,享受烈士遺孤優待。每年十月十日校長必率領我等至紫陽橋畔學校對面烈士祠祭祀,先父靈位亦設於祠中。 余幼時,祖母時加告誡:「將來長大成人,應為父親報仇,惜余從未遇見彼等劊子手及袁世凱父子及陸建章等,否則,必然血債血還。但我羅氏子孫,將永誌不忘。」我個人所受此影響之深,無以復加,我後來之所以參加革命,此乃真正原因。 當時祖父因憂傷過度去世,我奉祖母命,繼嗣先父,侍奉先母於敬節堂中,後因我去國外,亦未能照顧她的生活,回國後過了很久,才對其生活時有接濟。大陸淪陷後,音訊斷絕,既未能奉養她的晚年,身後又不復親自安葬,雖為現實使然,但我則終感遺憾。
我的四叔父 四叔父乃一孝子,他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後,在家庭中設館教學,不願遠離老母赴日深造,惜乎天不假年,三十餘歲就死了。我七歲時,即在家館中受啟蒙教育,背誦過全部四書,懂得孔孟的恕道,遇事退讓,與人無爭。
女師附小 十一歲始正式入小學,但我識字很多,唯數學較差故特准插入小學三年級。自己不會梳辮子,每天由高班同學代梳。因家住漢陽,學校在武昌,故必須住校。畢業後,即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師範。按照遺族教育擾待條例,我可用公費讀到大學,畢業後,還可保送到法國深造。但我因受先父革命影響太深,常懷為父報仇,參加革命之心,故於民國十六年即離開女師。
參加革命行列 民國十五年,北伐軍至武漢,各學校幾乎成為半停課狀態。當在校時,喜讀課外書籍刊物,如「嚮導」、「新青年」等,皆為前進之刊物,並常與先進同學接觸。如是有高班同學亢文蕙,時常約談,知我思想前進,又有革命的家庭背景,故介紹我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當時武昌的總書記的林育南,即林彪之兄,為一學識豐富、品德高尚、思想進步之領導人,其為人在知識青年群中,沒有不欽佩的。 現在的所謂先進青年,總認為當時的(五六十年前)革命先進,一定是無產階級出身者,事實大為不然,當時領導革命者,多為知識分子。不論中外歷史上,每次革命領導者,多為知識分子所發起,如中國之五四運動等。所以我認為近代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不必存自卑感,認為非無產階級,即不能參加革命,這一觀念,必須糾正。 再談到入團後之工作狀況,開始即為歡迎國民革命軍作宣傳工作,奔走於武漢三鎮各處演講、貼標語。有時風大浪高,長江中船隻不能渡江,我常乘擺渡(大木船)至武昌。操舟者,多經驗豐富,但許多人都怕危險,不敢搭乘,我當時置危險於度外,只知工作重要,生命危險在所不計。 當時因工作關係,我已離開學校,暫借居於武昌中和里共產黨之軍事機關中,以常與聶榮臻、周恩來等共同用餐。聶住前廳,我住後房,為時不久,我即遷往婦女協會居住。因當時婦女工作,尚未展開,故我即參加婦女解放運動,指導婦女如何參加婦女運動,有許多婦女家庭中有糾紛者,有婚姻不自由者,也得代為調解。當時最重要工作之一為解放纏足運動,也花了許多精力和口舌。再進一步,才指導婦女參加革命行列,吸收新會員和團員。 民國十六年,因武勝門外紗廠多,職工運動非常重要,如是年初,即派到武勝門裕華廠做團支部書記。黨外名義為工人學校老師,當時吸收的團員,由數十人而至八九百人。在放工後,也教導他們讀書識字,和講環境衛生等。但主要的工作,是訓練對革命的熱情,為他們爭取減少工作時間,提高工資,儘量少用童工等。女工的產期,仍給一月工資。在這期間,曾領導罷工三次、暴動一次,同時帶領工人參加講演,示威遊行,參加全國的反帝國主義,反對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打倒北洋軍閥,和抵制日貨等運動無數次。 是年三八婦女節,我領著城外的工人隊伍,約數千人,大家都到閱馬場集合,場址在省議會對面,參加遊行的,也有數千人。在此每次聚會的會場上,我被臨時指派登台演講,毫無準備,但我勇氣十足,毫不懼怯,登台大講三八婦女節的起源,及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現況,約略也提到要求得到婦女完全解放,和取得參政權,必須先從經濟解放著手,侃侃而談,也不怕下面的老師同學取笑。下台後,竟有許多老師要我介紹加入共產黨。第二天,各大報均將演講詞發表,並大加讚揚,但美中不足的是:將我的名字,誤寫成「亞男」。當時很為生氣,就去信報社,要求更正。第二天報社才更正為亞蘭。生氣的主要原因是認為亞於男子,是為我所最不樂意的事。當我在先叔父墊館中啟蒙時,先叔父特為我取此學名,其用意是要我將來的成就,只是亞於花木蘭,鼓勵我,應與花木蘭媲美才好。為這一點小事而生氣,可想我的抱負是多大。當時在一女工家中借住並一同吃飯。她只母女兩人,相依為命。我雖工作繁重,生活清苦,也毫不在意。
被捕與潛逃 直至南京國民政府改組後,清黨除共,工會也改組了,我因工作未辦移交,組織上要我親自去廠中處理,當時的區委書記是陳道南,後來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他有欠考慮,在當時情況下,我在光天化日下去走那條路,是絕不可能通過的,應該採取秘密行動,晚間潛行工人家中去辦理才對,或通訊處理亦可。但當時只知服從命令,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如果因此犧牲命,也是心甘情願的。由於一時僥倖,我從死亡邊緣逃過來了。 夏天的傍晚,夕陽雖已西下,但炙熱的暑氣,仍未消散,黃包車夫身上汗臭,陣陣襲來,令人難耐,但是因常在工廠中與工人生活在一起,也不覺得。此時我同「第一紗廠」的小工友同志,共坐一輛黃包車,在濛濛的、灰暗的天空下,由一個滿身臭汗的黃包車夫,徐徐的、懶懶的、有氣無力的,拉著我們往下清河走去。從第一紗廠拉到下清河,至少三四里路,平素我走這條路,從不坐車,那天因帶著小同志,怕他走不動,組織上安排他與我同行,以便轉回報告消息。其實,這一安排,於我是毫無用處的。車剛到下清河裕華紗廠工會附近,即被改組的工人隊伍,手執鐵棍,將車攔住,不許前進,小工友同志急忙跳下車溜了,我則被帶至工會內,禁閉在一小房昌內,先已禁閉有兩名女工同志。見我即淚如雨下,我當時也不知如何是,只故做鎮靜的,婉言相勸:「不要難過,慢慢再想辦法吧!」而工會負責人只一意逼我交出手槍、盒子砲等武器,我也無法,只好將房門鎖匙交給他們,他們就將全部-約二十餘支,暴動時自衛用的武器-搜括而去。因當時天色已晚,要等到第二天,再移送警備總部。我想我的生命就此完結,也死而無怨。我雖未能為父報仇,但我對得起黨。我曾轟轟烈烈的為革命事業,作了一番貢獻,為窮苦的工人,做了有益的事。這也未嘗不是完成了我的抱負之一。不久,窗外有許多工人同志,聞訊聚集而來,有的用紙包著金錢,或慰問信件,從窗戶拋進來。還有許多男工泣不成聲,此情此景,感我甚深。我想,我在他們心目中,曾佔有一席地?而這是我應得的報酬嗎?他們是太純真,對同志太愛護,對我是太好了。 武漢的夏天,是熱不可當的,當時是陰曆六月中旬,夜色深沈,後門已被大釘釘死,前門則派有童子團看守,另外還加了一個大石頭抵住前門,而我的房門之外,是一個大院子,院中橫七豎八的,排滿了門板,上面睡著許多彪形大漢,鼾聲四起,當時正是月明星稀的夜晚,我幾曾合眼,思前想後,我只想到我的老娘,未曾奉養她,也未曾作個交代。我在工廠工作時,他一個人由漢陽過江來,找到工人家來看我,勸我回學校去唸書,或者請姨父送我到教會學校-希理達-去唸書,我斷然拒絕,一點都不知道體貼親心。如今想來,也覺得當時對她老人家太冷酷無情了。 姨父是當時武勝門外聖安得烈堂的牧師,記得有一次鮑羅廷來武漢,工會要開歡迎會,而是我去向姨父借教堂作會場的,我姨父也對我莫可奈何。他名叫楊永清,現在也不知物化多久了。但他有一女名愛德,是在西南聯大學醫的,現時也不知道她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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