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於睡夢中淪陷，大好山河一夜變色，軍民未曾扺抗，日軍垂手而得，氣燄萬丈，造成千古大錯，回憶起來好不痛心也哉！

    我的流浪生活開始於「九一八」；祖國大陸的淪陷亦是肇因於「九一八」，故一提起來「九一八」，是永久痛定思痛而不能忘懷的！我們播遷臺灣又十易寒暑，雖然天天喊著反攻，國人上下亦時時準備反攻，反攻固然在望，可是反攻的實現仍無確期。「九一八」去今已卅一年了。當年的兒童今已長成壯年；當的壯年今已變成蒼白的老年。時事滄桑，不勝國破家亡流浪之感。已故吳鐵城先生有言：「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東北當日俄之衝，為中國大陸之屏障，物阜民豐，不但為中華民族之生命線，亦日俄帝國主義者所多年垂涎而志在必得者。中日戰爭、日俄戰爭、以及八年抗戰與大陸之赤化；近百年的歷史，國內和國際之變化，幾乎無不導源於東北，故東北不但關係中國自身的興亡，實影響全世界的安危。所謂遠東之歷史變化，即是東北之歷史的變化，此為有識者所公諸。惜當時有關當局未能深謀遠慮，而國際人士亦多缺乏遠見，致弄成燎原之勢，卒為蘇俄赤色帝國主義者所乘，而赤禍瀰漫，方興未艾，人類浩劫真不知伊於胡底？

    「九一八」事變之發生，日軍突然進襲，固在「九一八」之一夕，而其早有預謀，成竹在胸，由來久矣。在「九一八」的前幾天，瀋陽日領館已有活動，強令日僑疏散回國和遷居旅大之事，已在進行。又傳由韓國調來新軍和飛機之說，風聲鶴唳，已有迫不及待之勢。當時日本駐瀋陽總領事赤塚且公然向我方通知日關東軍將有異謀，希望我方為之備。消息傳來，我方當局除向北平張學良副司令請示外，毫無應付辦法。當時瀋陽市有所謂抗日救國會者，曾於「九一八」之前二天晚間假大南門裡基督教青年會二○二號房間召開時事座談會，出席者軍人有王以哲、趙國屏、趙錫慶、于黑子（忘其名）等；文人有高崇民、閰寶航、盧乃賡、徐箴及作者等；首由王以哲發言，大抵說：「在這緊急的時候，張副司令又不在，軍人一切以服從命令為旨志，我們不擅專…。」最後他曾慨嘆的說：「尋常穿長袍的當官，作威作福；必要時讓穿二尺半的（軍人）賣命，實在有點那個……。」暗示不抵抗之意。因為王以哲旅長在當時各軍官中是領袖地位，其餘的軍官聽他說話的意思也都默默無言了。至文人方面除我和高崇民主張作戰，要抵抗外，其他的人也皆無可無不可，遂無具體決定而散。據說此時張學良已奉中央命令，而有所指示了。

    當「九一八」的晚上，作者正擔任遼寧私立同澤女子中學校長，彼時瀋陽各界為響應華北直魯豫賑災，假同澤女中大禮堂舉行募捐游藝會。當晚七時開會，正演至九點鐘時候，王以哲來電話通知我說：「日軍已在商埠地警察派出所肇事，恐發生意外，希募捐會早結束。」余接通知後，即託故提前閉會，並打電話找王以哲有所商洽，惜終未得聯絡，一切都茫然，乃召開教職員應變會議。誠以同澤女中校舍與瀋陽監獄相接，又正值獄墻倒塌在修理之際，深恐一旦有事，獄犯有越墻滋事之可能，故不能不預為之備。及深夜約十一時忽聞鄰近有槍聲，據報係日本浪人擊傷監獄看守兵四五人之故。嗣晨出校探望，則所有軍政機關均被日軍裝甲部隊佔領。除北大營士兵被迫還擊幾槍外，其餘軍隊、航空、兵工廠及帥府機關守衛一律被繳械，而空軍司令張煥相且遵循外交手續向日軍辦理移交云，殊為一大笑話。蓋當時瀋陽空軍有飛機二百來架，實力充足，日方深為恐懼奉軍的轟炸，所以事前有緊急疏散的準備。不意我方毫無抵抗，日軍於一夜之間垂手而佔據瀋陽。於是得意忘形乃大膽的長驅北進，沿著所謂南北滿鐵路線，向吉黑二省進侵。吉林仿照瀋陽的舉手移交，黑龍江尚有馬占山、蘇炳文之前後抵抗，雖屬強孥之末，對大局無能為力。然因為激勵人民愛國熱情、喚起國人敵愾同仇心理，故馬、蘇二將軍遂成為當時抗日的民族英雄了。

    當「九一八」日軍佔據瀋陽之第二天，瀋陽市面除出現大批日軍及日、鮮合組之浪人團，到處巡邏示威外，一般民眾尚屬平安無事。惟北大營軍隊被日軍掃射，不得已將槍庫打開，人人拿步槍相繼奔東陵方面逃去。聽說王以哲旅長於事後乃隻身出走瀋陽，追尋該部隊到東山嘴子始與部下會合。其餘若兵工廠，帥府衛隊，和空軍司令部，均都不抵抗之下而舉手投降了，所以市上並無多數死傷，殆所謂和平讓渡者是。我在學校裡因為有許多學生住校，和教職員等共同維持安全計，不敢一步離開，第一先解決監獄食糧問題；第二急速疏散學生回家問題。正以電話分向有關當局洽商中，適值奉天南滿第一中學堂校長日人佐藤來訪，要求我陪同他晉見遼寧省教育廳長金毓黻先生，余亦求彼幫忙向日本鐵路方面交涉學生乘車免費證（日人稱之為割引募），彼乃慨允。故所有南滿、安奉鐵路沿線之學生均分別安全返里。除瀋海路因軍隊阻礙有四十多女生無法返里外，乃臨時安置於東門外女青年會宿舍，於是學生問題得以順利解決。同時佐藤校長已與金廳長會面商洽接管教育問題，余則虛與委蛇，實則各懷心事。蓋彼連日和我洽商讓我協助他接收教育廳長，欲使我作傀儡供其驅策。我到了第三天即化裝乘平瀋路車出走，臨走時曾給佐藤留一信言「人各有志，亦各愛其國，諸希原諒而已」。在出走之前乃往教育廳見金廳長，並由教育廳後門晉謁張式儀省長，告以明天日方特務要實行逮捕要人，當時張省長告我曰：「張副司令有命令不准我離去、同時我有八十歲老母在堂亦難於分離」。我遂離去，正逢日方憲兵來，幸未盤問，得以安然離開。吳前教育廳長仲賢兼長官公署機要秘書處長，得余報告後當晚即潛離瀋陽城，故未被逮捕，其餘各機關首長及要人均不得自由而被監視了。

    當余於第三天黎明之晨，推人力車到皇姑屯中國車站，身著洋服，手持日本外交雜誌及奉天日日新聞，抵站後日軍問我：「你是日本人嗎？」我說「是」！彼即讓我過去，於是幸闖了第一關。及到站臺上一看人山人海的中國逃難者像螞蟻堆似擁擠著，個個垂頭喪氣形同喪家之犬，而站臺上只有日軍一人荷槍闊步的來回走著。我此時為恐被熟人發覺乃隻身面壁而坐，裝作看報的樣子，以待火車的來臨，心中非常的焦急。正苦悶獨坐中，忽有人從背後來，小聲向我說：「你不是曹督學嗎？請跟我來。」隨手把我提包提走，領我到他的辦公室裡邊坐下， 並說：「您老不要搭早晨這一班車走，恐怕有事情發生，最好等到夜間十點鐘有一列車專開溝幫子，比較人少安全些。」余忘記其人為誰，然也不便探問，只有接受其厚意，以聽天由命了。彼當時工作是在車站分發員工食米者。因為所有銀行皆被日軍凍解，員工領不到薪餉，只有按日配給實物以暫時維持罷了。待彼下班後，將余提包提著一同領我到其家中。家中有老母和妻子各一人，已將餃子包好，待我們進門引見後，即開始煮餃子讓我吃，我也不客氣飽吃一頓後，遂依榻而睡。實則我那能真睡呢，故意裝作著睡耳。他母親向彼說：「曹督學一個人逃難，恐怕手中未多帶路費，你可把家中存著十塊現大洋（銀元）給他放在衣墘來，不必讓他知道好了。」其子遵命照辦，余乃醒向彼致謝並推而不受，彼誠懇的向我表示說：「您老有點不認識我了吧，我是以前本溪縣南門女子高等小學校唐校長，因為曹督學查學到本校主持公道，傳令嘉獎我，並給蕭教育局長記一大過，我深為感激終身不忘。今晨遇見了曹督學，當然要盡力保護您老的安全，故爾留您等到夜間快車再走較安全些呀！聽說早晨那班車已在大陵河橋上被日軍轟炸，同時又被土匪搶劫，乘客被害者累累。」余聞之非常驚恐，感謝不已。事後家人亦都認為我已遇難。到處詢問 始得知真相，才化悲為喜了。

    當晚十時上車後坐二等車廂只我一人，倒也清靜。據說前面頭等車均係日本軍警特務人員，專車赴溝幫子探查國軍動態者。余此時心中忐忑不安，深恐被日人發覺真面目，所幸安抵溝幫子驛，並未出意外，實屬幸運之至！車到溝幫子已經天亮，沿路兩旁國軍露天駐紮，秩序非常之亂。余當時並未下車，一直赴北平。車行甚慢，人亦非常擁擠，由溝幫子迄於北平行了一晝夜，於次晨抵北平。下車時適有奉軍叫車，而車夫高要價錢，惹得奉軍大罵「媽拉巴子」，可是洋車夫一邊走一邊笑著說：「媽拉巴子已經把根據地丟啦！」余聞之頗有感觸，此雖無意中的諷語，可是一語道破，難免不生國破家亡之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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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九一八之忆》，是以《传记文学》杂志总第4号(1962年)同名内容全文光盘版文本为发布底本；收入析世鉴时对光盘版原文本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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