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文學社前幾天請我來參加今天這個座談會。當我接到信的時候，我想我對獨秀先生幾乎沒有什麼重要的話可以講；不過，傳記文學社每月人物專題談會，選擇了幾個北大師友，如適之先生、以及傅孟真、羅志希、段書貽三位學長，作為專題人物，我都應邀參加，並且在會中講了話。至於獨秀先生，我在北大讀書時，他是文科學長。我和他個人的來往雖不多，但近年想到過去的師長，心裏頭對他也有些話要說。所以我今天決定來參加這個座談會。

    在過去一個星期裏，我想找一些陳先生早年的資科，正像剛才主講人任卓宣先生所說的陳先生早年在安徽高等學堂執教的情形，可是我沒有找到。但是任先生的話，倒引起我的話頭了。我知道抗戰前陳先生曾寫了好幾篇關於中國文字的文章，叫作「實庵字說」。

    這些文章，聽說只有中央研究院圖書館尚存有當年搜集的藏本，專供研究者的參考。抗戰期間，我曾在昆明逼茲坡路旁的書攤上看到油印的講中國文字的另星冊子，乃是陳先生所撰寫的「識字教科書」的殘本。因為已不完全而又沒有首尾，我就沒有買。抗戰勝利後，我於三十五年夏天回到北平；因為北大教員宿舍沒有造成，暫住在清華大學教授鄧以蟄【HGC：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故闻人邓稼先之父。】先生家中。有一天，鄧先生和我談到陳先生於前清末年和劉申叔同在安徽教書的事情。我當時即想起，那時正是劉申叔所著的「中國文學教科書第一冊（文字學）」正在編寫或剛出版的時候。陳先生在抗戰前對中國文字學發生興趣以及在江津時撰寫那本「識字教科書」，可能是由於二十多年前在安徽時受了劉申叔這本教科書的影饗。不過這種學術史上的問題，如非得有陳先生的親口傳述，現已難以窮究了。幸而陳先生的「識字教科書」的油印本，當年尚得有一位學者為慎重保存，且為保存國家學術資料起見，於混亂中把它帶來臺北，使我們知道它的著作人在學術另一方面的用心，實可說是一件好事。據我所知，這本書已於民國六十年由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為整理影印行世，以便研究文字學的人的參考。（因原名易起諘�，易名為「文字新詮」。現由中國語文月刊社代售。）我們應感謝梁實秋和趙友培兩教授為我國學術界保存研究資料的盛意！

    這書分上下兩篇，上篇為五百四十五個「字根」和「半字根」作詮釋；下篇只詮釋了三百六十六個「字根孳乳字」，沒有完篇而陳先生去世。梁、趙兩教授都以為這書有很多新的見解，值得我們文字學者的參考；我以為獨秀先生這本「文字新詮」和他的「最後見解」，是他給我們國人最有價值的遺產，是我們所當寶貴的。

    陳先生之到北大，是在民國六年，蔡先生接長北大的時候，蔡先生請他做北大的文科學長，聽說是經過湯爾和先生的介紹。這大概是不錯的（我記到沈尹默先生也這樣說）。陳先生到北大做文科學長後，那年（民國六年）的秋天，胡適之先生也到了北大。胡先生的到北大任教，可說完全是由陳先生推薦的。胡先生在陳先生創辦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等一系列主張文學改革的文章，得到國內大多數知識界人士的贊同。當時北大校長蔡先生對胡先生的學問當然能賞識。而「新青年」這份雜誌和獨秀先生的言論，亦因胡先生的文章而為社會所重視。因五四事件而起的新文化運動，雖然和「新青年」沒有直接的關係，但當時「新青年」雜誌對新文化運動確有很大的推動力。五四以後，我很少和陳先生晤談。大約在民國十年裏，他已經離開北大，前往廣州；我那時已經畢業（我於民國九年畢業北大），在北大教書。他從廣州寫信給李大釗先生，要我到廣州教書。我因為已經接受在母校教書的聘約，不願移動，所以雖然當時北平教育界普遍欠薪，一年只能領到三四個月的薪水，我也沒有離開北大去廣州。後來不久，我即聽見人家說陳獨秀加入共產黨；我當時心裏想，這乃是為軍閥黑暗的政治所驅迫的！民國十一年冬天，我就和姚從吾先生同到德國留學去了。以後便沒有機會再見到陳先生。

    對於陳先生，我最受感動的一次，是在他做了北大文科學長後不久，有一次在騾馬市大街的湖廣食館演講，我聽了很受感動。那時正是他辦「新青年」的時代，「新青年」原在上海出版，陳先生到北大後就移到北平。我聽了他那次演講後，覺得他這個人對改良社會很熱心，對政治學亦有獨特的看法，對青年的思想則有很大的影響，我雖然對陳先生有這些認識，但我很少去見他。就我的意思講，陳先生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學，我以為是「不成問題」的。我對於「文學革命」亦以為「理所當然」。但因為我在北大唸的是數學系，所以我對文學革命這回事，感覺到並不在我的事務以內。而且，那時侯我還不覺得白話文的重要。我心裏雖然相信我們寫的應該和說的一樣，但以為從文學的觀點講，白話文言沒有什麼分別。我認為只要文章本身內容好，便可以說是好的文學作品。至於文字或文體怎樣，是次要的問題。只要很清楚的把意思表達出來，白話也好，文言也好。譬如一朵極美麗的花，用銀瓶來插好看，用磁瓶來插也好看！

    從聽過陳先生在湖廣會館的演講以後，我約略可以瞭解他的心情，他後來所以走上共產黨的路上去，並且成為中共的發起人，我們似乎也可為說出一些理由。上邊我曾提到一句，現在我略作解釋。他到北大的時候，是民國六年。袁世凱已經先一年死了，然而中國仍在無知的軍閥統治之下，政治的黑暗，使一切明瞭世界大勢的知識人士，對國家的前途都感到憂心。在那種的黑暗政治裏，沒有人不感到好像身在幽深的石洞裏，將永遠不見天日了。民國六年的秋天，俄國的帝制被推翻；七年的冬天，世界第一次大戰終止。凡有點現代知識的人，都知道在這個世界的局面裏，不容許中國的政治再那樣拖延下去，非徹底加以改革不可。陳先生在北方住了兩三年，親眼看見北方軍閥的黑暗政治；他是一個熱心而又性急的人，自然會想到那樣的局面，非加以徹底摧毀，另闢一條新路，決沒有希望。因此，他才走上共產主義的道路上去。這好像一個久病纏綿的人，到了群醫束手的時候，也只好去試那些毫沒有根據的偏方了。一個人受了現實環境的影響，就很難有很通達的見解了。

    我現在想，陳先生的情形也是這樣。他在走投無路的環境下，搞起共產主義來，以為這是救中國的唯一方法。他的崇拜社會主義，並沒有錯。錯在不明瞭什麼樣子的社會主義，怎樣才可以行得出有利於最大多數人民的社會主義！設使他生長在英國，他也許和當時哲學家羅素一樣。在蘇維埃政府成立不久，就可以看出第三國際的共產主義決不能行出好一點的社會主義的！

    我們從「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中來看，陳先生這個人的確有他很偉大的地方，不能因他中年時期的一時莽撞而一筆勾銷。陳先生後來在漢口、重慶和江津的生活情形，在場的人差不多都比我知道多。他的「最後見解」，是我們政治思想史上最有價值的文件。這宗文件，我們現在還應好好的廣為傳播，使我們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談到政治或想起政治問題時都有所借鑑！（胡適之先生在自由中國社印行陳先生的最後見解時，曾寫了一篇「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言」，當然亦是我們政治思想史裏最有價值的文字。）

    在抗戰前，我這個做學生的人覺得陳獨秀和黃季剛（侃）先生有許多意氣上的類似。季剛先生才很高，也能沉思做學問，但他有時有專任意氣的毛病。就一個文人來說，這本不算什麼；就一個做老師的人來說，他就遠比不上他的老師（章太炎先生）。我當時對陳先生的發起中共，也以為由於「狂妄不思」，決夠不上一個真正的思想家。十七八年前讀了他的「最後見解」，我覺得他實在可以不愧為一思想家。我今天來參加這個會，有一個原因就是要表明我這一點意思。

    從前王陽明有「朱子晚年定論」的說法，據歷史家的考訂，是出自王陽明的臆造。我覺得王陽明未免有點「英雄欺人」的作風！實際上，朱子並不需要晚年定論。以朱子的人格講，他如果有「晚年定論」，他一定會明明白白說出來的。他的「四書集注章句」，一直到他去世前兩天還在那裏修改；他生平並不諱言他的前幾年的注解有不妥的地方。現在朱子這個同鄉後輩在改正自己的意見上，的確有朱子同樣的風度。我們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出陳先生的人格，這種人格的完成，亦需要「智」和「勇」的修養。我總覺得陳先生在這點上，不愧為一個有大智大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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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陈先生的文字学著作与最后的政治见解》，是以《传记文学》杂志第180号(1977年)同名内容全文光盘版文本为发布底本；原收入HGC在“独立评论”及“罕见奇谈”发布的【成败之鉴·中共首脑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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