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前，我只讀過陳先生的一些論文，未見過面。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日，我因公由開封到武漢。翌日，李麥麥兄提議同往武昌看陳先生，他拒不見。（詳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香港「掌故」月刊第二期，拙作「憶李麥麥」一文。）

    同年三月間，中共在漢口發動反「托匪漢奸」宣傳，把從未參加「托派」的我和任卓宣先生等，同已脫離「托派」的陳獨秀先生誣謗為「托匪漢奸」。關於這一大事件的經過，不久以前出版拙作「所謂『托匪漢奸』事件」有全部文獻，不必再說。

    同年五月五日，我由武昌珞珈山東湖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第二大隊上課畢返漢口住處南京飯店，接重慶「時事新報」漢口辦事處轉該報總主筆薛農山函，內附三十元鈔票，要我馬上轉陳獨秀先生，何以不直接送往？為陳先生的安全。他已搬往漢口模範區吉慶里附近一成衣店樓上。我不吃午飯，按址前往，問成衣店夥計：「樓上有姓陳的嗎？」「是安微的老頭兒嗎？他住在樓上。」由這答話，顯然他不知那位老頭兒是中共創立者和曾連任總書記的政治舞臺上大人物。我正欲上樓，那個人又說：「小心喲，當心跌下來！」

    在黑暗中，我摸上扶梯。前樓的微光，引我走入室內。那是大約八個塌塌米大的前樓。左方靠窗的牆邊放一張木板床，上掛蚊帳，中有單被。床前一張方桌，三、四張木凳，兩三（？）隻紅皮箱放在床邊。看見我的室內三個人有些驚訝，因為才下課的我，穿黃布軍裝（我是上校教官）。也許他們以為我是受中共指使而來殺「托匪漢奸」的暴徒！

    那三個人中有一位婦人，我認得是在武昌住宅拒我和李麥麥兄會見陳先生的陳夫人。另兩人之一，穿短衣，身材矮小，花白頭髮，有鬍子。我問他：「這兒有陳仲甫先生嗎？」他走到我面前說：「你是誰？」我忙把名片遞給他。他看後微笑道：「喲！我們是『漢奸』同志。」我知道他就是陳獨秀先生。那時，每天中共「新華社」誣謗他和我當倭寇的「漢奸」。

    他閱薛農山信後問我：「吃過飯沒有？」我看方桌上盛好兩碗飯，一碗青菜，一碗菜湯。那飯是我從未吃過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樣飯菜，實無法下咽，因此撒謊說：「已吃過了。」他不客氣地坐下，介紹室內另一人。這個人，是自那天起，和我友好的羅漢先生。由於他的義俠心腸，在「五四」重慶大轟炸中失踪。郭沫若曾寫短文紀念他或對報紙說過他，我不能確定。

    陳先生一面吃飯，一面問我許多事。他兩目有稜威。我一生只見兩個人有這樣的稜威，陳先生卽其一。以後我常到他住處，並遇見張東蓀。

    這初次會見，給我以極深刻的印像。在臺北，我曾見文學革命運動另一人物，卽胡適博士。在南港他的住處會見（只這一次）時，他以洋酒招待我，並抱歉地說：「廚夫不在，無下酒菜。」由這一點說明兩個人的一切。

    六月十五日我到他住處，他在收拾行李，室內有幾個人，似來送行。他們去後，留我和張國燾先生。他告張：「你比任何人危險，應走。」又和我說關於「抗戰嚮導」的事。

    六月二十四日我乘中央銀行差船離漢口，二十八日抵宜昌。以康兆民（澤）先生的介紹片，馬上轉民權輪。登輪後，會見陳獨秀先生一家人。除了他夫婦，還有老幼，都在頭等艙外席地而臥。同船，還有胡秋原夫人和在座的任大嫂。在船上無話不談，只記得有下面一段話：

    我問他：「中共提倡土語拉丁化，取消漢字是對的嗎？」因為他曾發表「實庵字說」，所以有此問。他說：「中國文字是世界最好的。一本英文字典，都是單字，要一字一字記。中國文字不同。它非常科學，如木旁的字，與木有關，另一旁常是音。漢字的根本字約數百字，如有好的通文字學老師教小學生，認得字根，其他的字，多能推知，總之，比念英文簡單的多。」目前，陳獨秀的著作，不管內容如何，全都禁止。「實庵字說」如列為禁書，那是當前文化復興運動的大諷刺。

    三十日船到萬縣，我們一同登岸遊公園。他囑我打電報給薛農山到碼頭招呼，和代定旅館。七月二日下午四時，民權輪抵渝，出陳先生意料外的，接的人很多，內有高語罕先生，此後到他在南京逝世止，我們成為好友，我還保留他近二十封信。當晚有劉某（似是民生實業公司的人員）為陳先生洗塵，高語罕先生和我陪席。

    陳先生依薛農山請，間為「時事新報」和薛辦「青年嚮導」寫稿。不久，薛與同報主筆羅敦偉暗鬥。依薛的話，羅不滿該報登陳文。恰好，陳先生應民生公司之邀演說，中國必須發展資本主義才能實現民生主義。對這演詞羅氏等不滿，於是引起不小風波。胡秋原和我，都以為陳的話沒有錯，因為只有發展資本主義（我主張國家資本主義）才有力抗戰，抗戰成功，有資本主義化工業，才有社會主義，而「民生主義」依「三民主義」是社會主義之一。可是，羅敦偉、「民意」主編童蒙聖等認為：主張發展資本主義，是「二次革命論」，準備革國民黨政府的命。羅在臺北于一九五二年出版的「五十年回憶錄」，關於這件事，多歪曲事實。他是事件發動者之一，却寫為附和者。何以有此事？依我記憶，由於陳獨秀先生發表短文「說老實話」，被汪精衛認為諷刺他。（陳曾對我評汪：「此公不說老實話」。）羅曾參加汪的北平擴大會議，當時人們都說汪授意他出面，他在回憶錄中因此極力洗刷他和汪的關係。八月二十二日，汪召集全市記者開會，卽席指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由這指示，有人向國民黨中央控告胡秋原（他發表「民生主義卽資本主義」）等，我因論文被「西南日報」社長汪觀之扣留，自動辭主筆職。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各報宴國民黨宣傳部長周佛海等，周講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接著該部宣傳處長劉百閔發表一文平息了爭論。這時，由資本主義與民生主義轉寫「二次革命論」。現在回想，道件事十分可笑。陳獨秀是唯物史觀者，當然以為到社會主義之路要經過資本主義；反對唯物史觀的人，如反對馬克思的社會形式發展的公式，那社會發展當然不一定要經過資本主義。只有不推翻那公式的人，才會有「二次革命論」。

    由於在渝生活的困難，陳獨秀先生全家搬住江津。那地方，有第九安徽中學，有陳先生的許多友人，高語罕先生卽其中之一。陳先生住東門內郭家公館，後遷大西門城內黃荊街八十三號。以後，他常和找通信。我留下來十多封信，多發表於「掌故」。有值得一說的事。

    一九四一年二月，因何孟吾（浩若）師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兼三青團宣傳處長，邀我任該部設計委員兼團宣傳處組長，我因非國民黨員，辭後一職。三月二十五日接陳先生信，內附五千元支票，要我面交張國燾先生，信內說：「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後萬為我辭。」原來，當局知陳窮困，由朱家驊先生贈五千元（當日這是不小的數目），被拒。朱以張為陳友，又要張轉，因此，認為張「多事」的陳，請我還張，張接信和支票後說：「仲甫先生總是如此。」

    在這期間，他因病曾到重慶寬仁醫院診治，住普通病房，我聞訊帶橘子看他，他說話無力，表示一切都全完了的心境。翌日再往，他已于早上返江津了。這是我和他最後一面。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二日他來信說：「弟近作頗為時人所非議，托派却攻擊此文為政府親美政策辯護，甚矣此時代說話之難也。」所謂「頗為時人所非議」的論文，是指三月二十三日登「大公報」一半被禁止的「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他於被禁後，曾油印寄我兩份。他預言：如戰後勝利屬於英美，由於「英無力及於遠東，遠東以至南洋澳洲，自然全屬於美國勢力範圈。那時蘇俄將是兩方面拉攏的奇貨，英美的命運乃決定於下次大戰。」他不知羅斯福的錯照�策，造成後來俄美的對立。他堅決認為只有德、日敗北，我國和亞洲殖民地才能獨立，却屬正確。

    陳先生的健康，自三月起轉壞，他不能執筆，四月間他託國立復旦大學一學生帶來一信，那是他口述，何之瑜筆記的，說我所寫「毛澤東評傳」，「簡直每一事實，都是錯誤的」。我的「評傳」是根據毛澤東對斯諾的談話而寫的。他稱毛與惲代英「都是黨對外的喇叭，然任之（應為「潤之」－－稼）起初總做過幾天黨的工作，這是與代英不同的」。那時，他邀我赴江津面談中共黨史，尤其是成立史。五月初我因長女燕川被庸醫所誤夭逝，忙於喪事。二十九日閱「大公報」才知陳先生已于二十七日下午九時四十分逝世，卽電弔唁。關於他逝世情況，六月五月「大公報」登高語罕先生的「參與陳獨秀先生葬儀感言」，記得相當明白。他的善後，由江津紳耆鄧燮康，和叔父蟬秋負擔，墓地卽為江津大西門外桃花林鄧的別墅－－康莊。鄧家為這件事，曾被召問，因為謠言有人利用陳喪發動「具體而微的『新五四運動』」（高語罕的話）。當時，有多人送輓聯，如陳銘樞：

    言皆斷制，行絕詭隨。橫覽九州，公真健者！

    謗積邱山，志吞江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

    董退思（時進）先生以稿費五百元代賻，另附函說「陳一生清苦，寂寞以死，然而惟其如此，乃屬難能可貴。『獨』之一字，陳先生足以當之！滔滔天下，能有幾人？真大哲人，固如是乎？」但這筆賻金，依遺囑退回。葬日，由重慶前往者，有北大高足張國燾、段錫朋、俞飛三人，還有當地素昧生平的人。他的遺囑，由何之瑜和鄧初松起草，並有獨秀先生公子松年簽字。遺囑中最重要的，是遺稿的整理，把三十多年來患難之交的高語罕先生除外。已出版的遺稿，由胡適博士贈美國會圖書館者，均非政治性著作。那些著作，和他未寫完的「自傳」當然由何之瑜轉呈中共。這何氏是中共派在陳先生家臥底的人，陳與高絕交，是何的作用。（高先生在我主編「民主與統一」中發表「入蜀前後」說陳晚年事，未公開此事，是為陳諱，因何在陳家幹了不可說、不可說的事！）依我當年六月十六日日記，高先生給我長信，述陳先生不滿他的內情，內有這段話：

    「高語罕自有其所以自立為人之道，絕非他人所能毀謗，所能磨滅，然獨秀因此抱著一種懷疑－－有一個三十多年的老友賣了他－－的心情入地，彼一定不瞑目，弟之痛心實在此。」

    所謂「賣了他」，是指獨秀先生依何之瑜的話，疑他曾匿名寫文章攻擊他。又策動皖人在黨部大會上，引「大公報」只發表一半文章罵他為反革命。該信依囑寄還，未抄留下來十分可惜。

    我曾寫信慰問高先生，他二十日覆信說到何之瑜，關於整理遺著事有這句話：「惟仲甫遺著關係中國近四十年來歷史文獻至鉅，一有蹉跎，必失其本來面目。鰓鰓之慮，職此之由，然亦只好聽之而已。」他不知道，由於時局大變，陳的遺著中，關於政治部分，全作為中共特工的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