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先生在五月廿三日偕鄧燮康、周弗陵看陳獨秀先生病後，卽知其不久人世，已寫這輓聯：

    喋喋毀譽難憑！大道莫容，論定尚須十世後！

    哀哀洛蜀誰悟！慧星既隕，再生已是百年遲！

    聯內「慧星」是傅斯年先生論獨秀先生的話。

    六月五日下午我應國立復旦大學學生之請，「講陳獨秀先生與我」，依「日記」：聽者有五百人。我演講的內容：獨秀先生為青年爭了許多權利，但青年却忘記他。他在中國文化史上之地位，除梁啟超外，無人可與比倫，雖然他後來並沒有繼續這一事業。他是五四運動（不是「五四」）的主持者，他又是CP的創造人。他為國家盡了文化上的大責任，又為中國無產階級服役。他為它，犧牲了兩個兒子和家庭，但所得的代價，却是受背反他之現中共的謾罵與侮辱。這是他應受的待遇，因為他的歷史任務已經結束，他的群眾已經散失。我又說他死後蕭條，和死於此時，是恰到好處，現在人們不紀念他，但中國人總有一天記著他。

    晚年陳獨秀先生的思想，和組黨後完全不同。他主張抗戰，卽支持政府抗日。他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認為：納粹與布爾什維主義是雙生子，也就是希特勒與斯大林為同胎生兄弟。由他油印反中國托派的文件，說明他與當日中國托派是兩個思想路線的人，不僅如此，他還以為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不是普遍的真理。對於列寧主義，他早視為嬰兒時代的鞋子。他主張民主，反對蘇維埃，恰似德社會民主黨領袖盧森堡之評列寧。總一句話，他回到五四運動初期的思想。在中共發動誣他為「托匪漢奸」之前，就批評他有這樣過時的觀點。公平歷史家該做這論斷：他是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由於中國歷史發展的反常，他才充當中共的創建者。在西歐，啟蒙運動和共產主義，是兩個時代。為著中國歷史的飛躍，他不自覺地由這一階段跳到那一階段。如果這不能原諒，也就是不能由他的最後見解原諒他，那站在歷史公案前受審判的人不只他一人。

    我引拙文「陳獨秀先生的晚年」長文中的末段，做這結論：

    「一個人一生只能幹一件有歷史意義的事。陳獨秀先生可說是那種人之一。他的命運，是二十年代和以前良好知識分子的鏡子。我遲到抗戰才認識他，却留下本文的記錄。他的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他根本無富貴之念－－可為我的模範；就為這一點，我尊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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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是以《传记文学》杂志第180号(1977年)同名内容全文光盘版文本为发布底本；原收入HGC在“独立评论”及“罕见奇谈”发布的【成败之鉴·中共首脑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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