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二十五年，真是一個最令心情激動的年代。自從九一八日本軍閥占了我東北三省，更隨時在北平、天津、上海製造事件，以為威逼侵略的藉口。凡是中華男兒，稍有人心者，無不悲憤填膺，有寧為玉碎毋為瓦全誓與敵偕亡的情緒，恰如一座卽將爆發的火山。

    當時實際主持軍國大計的蔣委員長介石先生，本來就是日本士官學校的高材生，在日本多年，可說是一為眞正的日本通。他對於敵人的圖謀和實力，以及自己國家的力量，了解得精闢入微。他知道這不是感情衝動的問題，而是稍一不慎便有亡國的危險。千萬斤的重擔，壓抑在心頭。他不能有一點衝動，一分冒失，更絕不能犯絲毫的輕率的錯眨�陷國家前途於萬劫不復的境地。他考慮在三，才決定了安內攘外的政策。在中央宣言中，指出「和平未至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說穿了內容，就是延緩時機，以充實抗日的準備。多一分的準備，便可以減少一分亡國的危險。

    政策是絕對萬分的正確；但對一般情緒激昂的群眾來說，東北已失，國際聯盟調查無用，掌打在臉上，脚踢在身上，既不還手，也不還口，究竟忍辱到何時？與其坐而待亡，不如奮起 一戰。這一種沉着的老謀深算，與一般激昂康慨的愛國熱情相比，是不對胃口，也是不容易解說得清楚的。加上剿匪的戰爭，節節勝利，共匪逃竄延安，他們黨員的情緒低落，士兵戰志消沉，唯一的解着，便是設法轉移目標，促成政府提前抗日。此着有成，不特共匪的危難立即全部解除，且可混水摸魚，以圖發展。因此共黨不惜用盡全力，在全國大都市，尤其是愛國的青年群中，以「抗日救國」「停止內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口號，為宣傳的骨幹。本來學生的們的心情，已經是忍無可忍，再加上一個有組織的共產黨，隱在幕內，以全力策動，推其波而助其瀾。於是各地學潮，遂有澎湃不可遏止的趨勢。

    一方面是強橫愚昧進行壓迫不止的日本軍閥；一方面是死裏求生用全部組織力量陰謀策動抗日的共產黨；一方面是忍辱負重。有苦說不出的國民政府；一方面是愛國救亡熱血沸騰寧死不辱的青年學生。於是錯綜複雜激盪而成為學潮，這就是當時的時代背景。

    全國大專學生最多的地區，是南京、北平、上海。北平太遠，不足以影響大局。南京是國府所在地，不容易發動。於是活動的重心，免不了是上海首當其衝。鼓盪復鼓盪，醞釀復醞釀，上海的學潮，已經山雨欲來，呼之欲出，上海地方當局，已經感覺到無法處理了，才向中樞報告，請求預防與協助。事情可以想像得到的，數千大專學生集體向南京前進請願，要求政府抗日。卽不能使京滬路中斷；卽使中斷，學生可以徒步，更容易刺激情緒，製造糾紛。事關青年愛國行動，又不能派兵截阻。縱然是勸阻，也容易發生慘案。何況明知幕後友人根本以製造慘案摧毀政府信譽為目的呢？所以中樞方面，對於此事，確感覺到應該重視，而且是一件束手難辦的事情。為了化大專為小事，弭巨浪於未然，中央派張道藩和我去上海，協同地方政黨當局，儘量做一點疏導的工作。

   我們到上海之後，先去見上海市長吳鐵城先生。由吳市長出名，邀了上海的學者名流教授約四五百人，在市府大禮堂開了一次茶會。由我來將中樞的國策對大家作了一番詳盡的解釋。上海是人才集中藏龍伏虎的地區，儘管這種場合，多半不會有人發表意見，公開贊成與否；但就一般情緒觀察，也還算是了解與同情的成分居多。散會之後，我和道藩兄還就自己可能前往會談的人士，分別前去交換意見。就記憶所及如章士釗、褚輔成、沈鈞儒、章乃器等，我們都曾登門拜訪，相談也尚無不洽。不管他們是不是眞心了解，或者只是虛偽的應酬。但他們對中央的苦心孤詣，並沒有一人正式提出懷疑，或認為不當，則是事實。也許當時凡是沒有成見偏見的人，對政府的措施，並不是認為錯誤。至於後來上海抗日救國會的活動，所謂七君子事件已經是超越常情。其中自然含有為了個人出路，甚至有的人與中共有了連繫，甘為前驅，當然早已不是衡情說理所能解決的問題。再加以拘捕的辦法，實在是有些笨拙，反而使根本不具備任何君子條件的人，都變成了君子了。是笑話，也有些令人浩嘆了！

    到上海兩天之後，經了多方多面的接觸。不管是名流也好，教授也好。眞誠了解也好，虛應故事也好。總之：他們只能管他們自己。問題在學校，在學生。鬧得最起勁是復旦大學、曁南大學、上海法學院；而活動的重心，大部在復旦。誰也不能和不願去向學生解說，所以市政府這一場報告，等於白費。當然這也是應該做而不能做的工作。但隔靴搔癢，於學潮的消弭，不發生直接的作用，我們不能不想出直接和青年學生開誠相見的辦法。通過了市教育當局的安排，我和張道藩兄分別擔任到各地學校去講演。

    這個時期，復旦大學的前後門，都已經緊閉，外面是警察加上消防隊的水龍，準備學生一旦集體衝出大門，警察們不能用槍，不能用刀，也不能用棍，唯一的武器，仰仗在水龍。同時學校裏面，滿貼着標語，都是些熱血沸騰和不滿意政府懦弱的口號。學生與警察之間，都很像如臨大敵。大約因為各校學生，還不曾完全聯絡得好。如果眞正發動，我想水龍的效用，還是有限的很的。

    日子記不清楚了，我們得到了學校當局的許可，於晨間八時到達復旦大學的校長室。校長李登輝博士，是有名的教育家，誠篤而慈藹的外貌，令人生欽敬之感。他招待我坐下吃茶之後，卽打上課鐘。我問：「同學是否已經集合好？」他說：「集合好了」。我問：「在什麼地方？」他說：「在一個大教室」。我問：「教室能容多少人？」他說：「能容二三百人」。我心中已經明白，他集合的，絕不是學生的全部。我因此再問：「李先生，貴校有多少學生？」他說：「有一千多人」。我說：「那末今晨所集合的只是極少的一部份了」。他說：「是的」。我說：「我為學潮而來，看貴校這種警察與學生相拒的情形，隨時都可能發生大事故。如果我不能和貴校全體學生見面，豈不使多此一舉？」我明白李登輝先生的意思，他只是選一些平素對中央有認識而無問題的同學，在小講堂內應付我這一場演講罷了。結果李校長乾脆對我說：「劉先生，這幾天學生的情緒特別緊張。如果在演講中發生事故，我們對政府和劉先生不起，希望你原諒」。

    李老博士對於學生的管理，他已經沒有自信了。他旣不能謝絕我的演講，又不能保證學生沒有問題，所以他苦心孤詣想出這個兩全而不美的辦法。我這時候，不能不堅持我的意見了。我說：「李先生，如果不是全體學生的集合，我寧可不講，如果現在還有辦法，請你想辦法；如果沒有辦法，我希望你另定時間我再來。至於學生的情趣和行動，誰也不能保證，請你不必顧慮」。當時陪去的，好像還有市教育局的人，我說：「我當着同來的各位向你保證，如果在演講中發生事故，甚至挨大受傷，都由我自己負擔責任，絕不使你受累」。他躊躇了一會，才答應遲一個鐘頭，通知全體學生下課，到室內運動場集合去聽我講話，大約他已經了解這是一個不能兩全的問題了。

    室內運動場，大約可以容千餘人，復旦有無大禮堂，是否一千人以上的聚會，只此一處，更無他所。我也不得而知，我只好按照鐘點前去。臨時安了一張演講桌，同學們都沒有座位，都只是站着聽。李博士也沒有陪我去介紹。大約他是怕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我自己一人前去，若果眞出了事，只算是自作自受，於人無尤。

    同學們的秩序，並不是理想中的那末壞。可能他們也想聽幾句於國家有關的眞心話。所以容許我盡情地講下去。我從了解敵人了解自己了解環境一件一件地向他們報告。整整兩個鐘頭，雖然都是站着聽，在幾分鐘之後，人也到齊，秩序井然。

    我記得當時在講演中提出了兩個很輕鬆有力的比方：

    第一，我說蔣委員長此時負了國家的重任，好比抱着一挺相當陳舊又十分不可用的機關槍。日本人扳着他的右手，要他「防共反俄」，向左邊開槍。蘇俄和中共，却扳他的左手要他「抗日作戰」，趕快向右邊開槍。他明白雙方的用心，也明白自己的力量。他只是兢兢業業，自己整理機關槍，以備大用。同時對左右的敵人，都說道，你們誰也不許動我，誰動我我就和誰過不去。這一種微妙的關係，和冷靜的自持，是對國家忠誠的盡責，也是高度的智慧。

    第二，譬如下象棋，明明讓對方一車，自己隱下殺者，一舉而成不可再解的勝利。觀棋的人，若是高手，自然會緘默而作會心的微笑。此時此地最忌諱着分低而熱心開口的笨伯，在一旁忍不住，高呼一聲「馬吃車」。此呼一出，全局皆輸。因為另下一着棋，不是很容易的，若孰識而無覩，則對方一切了然，這條車便算是白送了。因魯莽而失棋是小事，因魯莽而亡國，便是千古的罪人。

    說到最後，我說不管如何，蔣先生的抗日方略，至少是相當有效的方略。上海方面，只憑意氣衝動，高呼抗日救國的方略，於敵人有利，於自己有害。這種方略，請原諒我坦率借用上海人一句話，這只能算是「豬頭三」抗日方略。

    同學們對我所說的結論，來了一個哄堂大笑。我們都在了解愉快中，分別走出了屋內運動場。

    有眞實而後有宣傳，有宣傳必須有組織。老實說，到一個有名的大學，去向千名以上自由自尊的學生講話，又不能得到老師的招待和協助，我這還是第一次。我有甚麼自信呢？完全靠當時自己心中，有蔣委員對抗日的眞誠和高度的謀略，作為基礎。所以我才有勇氣，一直往前，理直而氣壯，遂不覺其氣充辭沛，年輕時讀孟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這個道理到此才得到了證明。

    講演完畢之後，我們在上海工作的同志將已經預備好的一篇宣言，卽在復旦大學大門左側一長桌上展開，發起抗日救國實踐社。要求學生簽名，自動參加。事實上卽係與抗日救國會對抗。當天簽名會參加的復旦同學到達了全校百分之六十，還有平素根本不過問政治只專心功課的同學在外。證明同意中央抗日的辦法，已占了絕大多數。學潮的原因，根本不存在。學校內的標語，很快就消逝。門外的警察水龍，完全撤退復員。一場行將爆發的大風暴，等於雨過天青。

    當天晚上，復旦大教室裡，居然還發現張貼了一張約兩三萬字的文章，呼籲同學為了愛國，為了抗日，不要輕率盲目地喜歡劉某人的講話。要懷疑他，研究他，諸如劉某人是不是能代表政府？是否說的是眞話等，列舉了若干條，也算竭盡挑撥的能事，但說來說去，沒有法子正面指出，劉某人所說的抗日方略，是錯誤的。沒有正面的主張，只從側面挑撥取巧，在有理解力的愛國大學生群中，不會發生有力的作用。文章雖然清通，只不過是共產黨囉嘍們向上級報賬交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