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燕京的第一年冬，正巧碰上在北平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運動。燕大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二·九運動是繼五四運動之後，規模最宏偉，影響最深遠，作用最巨大的一次學生運動。有關這次運動已不知有多少文字報道，歷史文獻，對其來龍去脈，經緯因果作了由表及裹的評說與叙述。我雖然參加了，但對這些具體内容，政治背景等在當時毫無所知。我只是認為為了抗日救國，身為青年責無旁貸，理應表達自己的意志，思想十分單純。因此我在此只是如實地談談我的親身經歷和心旄惺堋�

    日寇謀我，處心積慮。從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商業上採用種種手段，對我進行侵略和壓迫，無所不用其極。抗日這個概念，如果不是二、三十年代的過來人恐怕很難正確理解。那時的中國人，抗日之念深埋心中。如今在小說影視中也經常看到日寇侵略殺燒淫掠等等令人髮指的罪行，時常會被認為那是過去的事，不一定能在心靈深處引起刻骨的仇恨，甚至南京大屠殺，惨死同胞三十萬，也許僅被認作是曾經發生過的一件惨绝人寰的歷史事件，不一定能夠體會當年中國人仇日的心情。

    日本貨昔稱東洋貨，幾乎成為一切質量低劣蹩腳貨的代名詞。抵制日貨是一句口號，可以說是全體國民共同奉行的具體行動。今天，日本由戰敗國在短短三四十年内憑借振興教育，精研科技、民族團结的力量一躍而成威震世界的經濟大國，日本商品充斥全球市場，可謂無孔不入，一掃東洋貨惡名之恥。過去在抵制日貨的號召下，國人的使用和購買日貨為恥，目前幾乎家家户户都有日貨，尤以家用電器為甚。我家也不例外，所用新式設備幾乎無一而非日貨。回想當年，猶如隔世。

    現在有些國貨偏要起上個洋化名稱，以廣招徠。而當年有些日本貨要假冒國貨才能出售。在那時除漢奸外，舉國上下，男女老幼，恐怕找不到一個不恨小日本的中國人。

    一二·九學生運動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環境下誕生的，一經發動，全國響應。

    運動前夕，知有遊行請願之舉，我為了要求抗日，本着愛國熱情，毅然決定參加。當天清晨，由燕園整隊出發，徒步行抵西直門，只見城門紧閉，無法進入，我們大批學生滯留門外，飢寒交迫。幸由學校教師送來麵包，開水等以示慰勞。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雷潔瓊教授也在其中。還有幾位美籍教師，他們同情中國青年愛國抗日表示支持。我當時的心情，也是責怪地方政府為甚麼不能面對學生，聽聽要求抗日的呼聲。由於我們被拒城門之外，對當天城内各校遊行請願的情況一無所知。

    守至下午，入城不成，無功而返。歸途中有人領頭大呼「打倒反動政府」「擁護抗日政府」「歡迎紅軍北上抗日」等口號。到校解散前又有人發表演說，主要内容是政府不准學生請願是不准抗日，寧願投降。因此必須打倒舊政府，建立新政府等。這些都使我感覺到和我原來參加請願的主旨不合。我是要求政府抗日，而不是打倒現政府後再由紅軍北上抗日。當時紅軍經過長征，初到陝北立足，何來力量打倒現政府然後再北上抗日。如果真的再生戰亂，兩敗俱傷，何能再行抗日。所以我的主張是要求蔣介石領導抗日，紅軍加入抗日行列，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為此，我的思想在參加遊行前後起了變化。

    燕京是美國人辦的學校，行動自由，中國軍警不得任意入内，所以北平各校學生代表都齊集燕京，停於體育館内，商討如何進行第二步的活動，我當然不知内情。據聞指揮部設在燕京六樓，以策安全。主持人是遜清太傅陳寶琛之孫陳絜等。

    繼一二·九之後，決定進行第二次一二·一六遊行請願，我已知其目的，但考慮到無論如何，主旨還是為了抗日。請願是促使政府領導抗日，所以依然參加。可是這次參加的是交通隊，騎自行車隨大隊行進。一方面可免步行，一方面遇事便於行動。

    大隊行抵西直門，仍然不得入内。轉至西便門，與守警交涉，居然獲准入城。進城後只見很多學校各舉旗幟，成群结隊，聲势浩大。我們沿路未受阻攔，直達前門。這時才有軍警的水龍木棍驅散學生，甚至宋哲元的大刀隊亮出大刀以示威嚇。有的發生拉扯，有的形成對峙。我見此情景，躲入一條小胡同内，靜觀其變，所見只是人潮如湧，不明實況。請願目的顯然無法達到，抗日意願表達無遺，我就騎車離去，作了一名逃兵。事後得知有幾名學生在與軍警碰撞中受傷，燕京有位女生也在其内，同學曾去醫院慰問，進行廣泛宣傳。這位女生在抗戰期間到重慶，據說上書孔祥熙，自報燕京家門，被派在中央銀行任職。

    請願過後，運動擴大，學校停課，我去鄭州在時任隴海鐵路局車務處處長的姑夫葛酉泉家暫住。復課始返。主要是舆運動主旨意見不合，不願置身其中。

    由於我的抗日見解，時發議論。即有三年級同學沈鲲翔找我來談，彼此認識相同，十分投機。於是，他就告訴我，校内有個誠社，是國民黨外圍组織，受組織部領導，主要宗旨是在學生中宣傳擁護政府領導抗日，北平各大學多有誠社，由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派有專人負責聯繫。燕京現有成員不足十人，都是高年級同學，不久即將離校，而我是新生，熟人多，有影響力，希望我能參加，成為骨幹，在今後可以務色志同道合的對象擴大發展，開展活動。有了组織力量，也可為我今後進入自治會做好準備。話很動聽，正合我意，尤其感於高年級同學選中了我，給我高帽子戴，立即同意參加。

    我參加誠社後，積極地介紹在平時所知低年級中見解與我相同的幾位同學參加。為了抗日，人同此心，一說即通，其所以如此順利，是由於大家均抱抗日救國的意願和信念。經他們再介紹，誠社逐漸發展到約有三十人，其中包括我們升人二年級後，新入校的一年級生。

    一二·九運動後不久，共產黨的外圍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的正式成立，在各大學裹十分活躍，隊伍擴展很快，遠非誠社所能比。兩個組織都主張抗日，可是心目中的抗日方式大相逕庭。解放後得知當年民先的最高領導是劉少奇。如今回想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國民政府統治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高樹旗職，公開活動，而國民黨的外圍組織反要身置地下，對外保密。連我的室友都不知道我是誠社成員。

    一九三六年秋，我已是二年級生，看不出誠社對抗日救國能起甚麼作用，只不過偶而由沈鲲翔給我們看一些從市黨部取回來的宣傳文件，平時處於低潮，極少活動。直到西安事變發生才又掀起了一個小高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劫持蔣介石，進行兵諫，要求抗日。消息傳出，震驚中外。有關此事的原委，歷程和評論，眾所週知，在此不多着墨。我只說在當時燕京所見種種的情況。

    在事變發生後，學生們議論紛紛，意見不一。民先興高采烈，誠社震撼悲憤。一煞時，在穆樓（教學樓）門廳裹貼滿了五顏六色的大字報，有說蔣介石該殺，有說蔣介石該放，有說張楊英雄，有說張楊叛亂。署名也是各式各樣，多數用××社或者不署名。也有人主張討伐平亂。各憑主觀想像，誰也說不清究是怎麼一回事。

    誠社此時，每隔三二天就有書面或電話傳來消息，我也見過幾次電報抄本，以父代表蔣介石，内容如父安或父病漸痊等。相信民先一定也有共產黨方面傳來的指示。我們發動成員各以不同筆名寫文張貼，相互辯駁。

    記得我也寫過兩篇大字報、為怕筆跡被同學認出，由别人代抄。主張以和為貴，以抗日為重，決不能天下大亂，殺蔣介石等於自取亡國之道。從電文中至少可知趨勢，内心稍安。然而不知究將如何结果。

    天津由幾位女太太主持舉辦了一個冬季募捐慈善晚會，籌備多時，準備聖誕夜在西湖飯店舉行。晚會不因西安事變而延期。早就安排我負責招待，並買一些北平小點心等帶津義賣，所以我在早一天去了天津。

    晚會次日，蔣介石遇釋，由張學良伴返南京。當晚燕京主張擁護政府抗日的學生自發地舉行了提燈會，誠社分子當然有份，我因在津没有參加。

    西安事變激發了兩派學生進一步的情緒抵觸和矛盾。公開地和暗地裹展開控制學生自治會的競爭。我當初參加誠社的目的，一方面是鑒於其宗旨符合我的抗日主張，一方面是想有背景支持可以在一些學校活動中出出風頭。此時看見沈鲲翔等有事時找新成員包括我所介紹的的次數多過找我，我的興趣大減，認為對我不夠重視。此外，我又有了新交女友，一有空就往城裹跑，晚問時常找不到我。有些活動最多事後向我說說。自治會競選，我也没份。投票那天我不在場。结果是主張擁蔣一派的二年級同學陳亨利在中間派同學的支持下當選主席，取代了原任主席的民先朱濤譜。

    順帶一提的是，我入燕京時自治會主席是研究生沈昌焕，其後又由王汝梅（黄華）繼任。所以先後出了國共兩黨後來的兩位外交部長。

    抗戰後，我離開燕京，也就離開了誠社。

    解放後，我看見原天津社會局長胡夢華寫的一篇文史資料，詳談誠社始末，我才知道我所參加的這個组織的内情。有趣的是，我在任天津市政府第三科科長時，我是社會局的主管科。我於一九四八年春又曾和他一起去南京參加五市糧食配售會議，他在文中提到在南京時曾有南京各機關誠社分子假座六華春聚餐，擬議重組誠社。在當時有關誠社，他不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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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从「一二·九」到「一二·一二」——我参加燕京大学学生运动的经历》，标题为HGC所拟，是以孔令朋回忆录《风雨人生》（香港： 天地图书）内同名各节内容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首发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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