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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州的地理位置，眞正是中國的中心。在東南西北四至上說，由蘭州到東北、東南、西北、西南邊陲的距離，相當的勻稱，在「海棠葉」上找一個位於中心的大城市，就非蘭州莫屬了。但一般說到蘭州，却總以爲那是西北的重鎮，這可能是以人口密度作標準的觀點造成的錯覺吧。蘭州氣候乾爽，雨水稀少，高原的泥土終年硬梆梆的。記得孔家墩機場上並無跑道設施，飛機無論落在那裏或滑滾到那裏，都無陷入鬆土之虞，孔家墩機場另一特色是機場中心部份隆起，如果從某一頭觀看另一頭起飛或落地的飛機，飛機着陸或推大油門加速滾動時，你看不到對面的情形，一直等到在機場中心隆起部份出現飛機的輪廊時，才能夠看到飛機的動靜。

    民國廿六年抗日戰火剛剛點燃的時候，蘭州空軍總站長名叫李疆雄，外號李狗熊。這人很獨特。他是廣東人，却長得一付外國人的像貌，舉止和性格都非常像一個洋人。他有兩段名言，至今我還記得。其一是有一次他對機場服務人員訓話時說：「命令是由長官的嘴裏傳到我嘴裏，再由我嘴裏吐出來傳到大家身上。」他講話時，好似向大家身上吐口水一般。其二那時蘭州有「來華助戰洋人」，他在洋人搞不清的時候，會大叫道：「去找一個會放洋屁的來。」我那時到蘭州機場工作，便是這「放洋屁」的人隊伍中的一員。

    李「狗熊」年輕時候，曾經率領華工到法國去代表我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對英文法文，都懂得一些。他在蘭州任總站長時，那身制服顯然與其他空軍官佐不同，穿得非常挺拔。尤其他的馬褲和馬靴，剪裁特別貼身，馬靴擦得雪亮，特別引人注意。空軍上校高志航是留法的，那時也時常穿馬褲馬靴，神氣却遠不如李狗熊。李狗熊碰到來華助戰洋人還要喊叫放洋屁的來幫忙，這可以推想到那些洋人決不是英美或法國人。年紀大一點的人該會記得，那些洋人就是「大鼻子俄國人」。

    民國廿五年我在北平大學畢業。經過兩度不同的訓練之後，民國廿六年被分發到財政部直接稅局上海辦事處工作。直接稅剛剛創辦，主其事的人，是孔祥熙部長手下的大紅人高秉坊。上海辦事處的主任是梁敬錞。我以「辦事」名義開始工作（不叫「辦事員」），距離各層長官高不可攀，遠得很呢。七七抗戰爆發，八二三滬戰開始，我都在上海作起碼級的公務員。在我空軍襲擊日方「出雲艦」時，流彈曾經落在我居住的法租界環龍路公寓隣居陽臺上，但我們仍舊不太直接體會到戰爭的恐怖和緊迫。當然這與我年輕無知有很大的關係，但這不是說我沒有憎惡日寇侵略我國的同仇敵愾的心情。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廿日前後，粱敬錞主任有一天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劈頭第一句話他問我：「你在空軍裏作過事嗎？」「我沒有。」「哦？你看看這一份電報」，他取一份電報遞給我。報文很簡短：「借調朱士熊立即赴南京航空委員會報到」，底下署名的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你看這是怎麽回事？」他問我。我說我不知道。「不管怎樣，這是軍事命令，你必須遵辦。你甚麽時候走？今天可以吧？」那時是上午，但當天啟程總是太難了，於是回答說：「今天可能來不及，明天我一定出發。」第二天我果然就離開家人出發了。那時滬戰已經很酣熱，松江鐵橋已經炸壞了，京滬火車不通。從上海到南京，必須走滬杭甬公路到嘉興，轉車到蘇州再轉南京去。松江大橋已經不能通火車，旅行的人到了松江大橋下車步行順着鐵軌過大橋，再上火車到嘉興。記得在蘇嘉路段時，雖然坐的是夜行車，還是遇見了日機的轟炸。火車停駛後，隨車人員命令我們每一位旅客下車，跑到附近農田坑畦地帶去躲避。日機倒是瞄準列車投的炸彈，但都與列車平行一條線，落在水田中爆炸，結果並未造成傷亡。警報解除後火車繼續行駛。這是我第一次直接受到日本炮火的洗劫。

    南京小場航空委員已作撤退的準備。辦事人員發給我幾個證件，一張出差證、旅費，叫我立刻坐火車去西安空軍總站報到。我曾問找我去作甚麽，答案是到了西安就會知道了。火車到了西安，我住進一家旅館，立刻到西安總站去報到。站上的人告訴我，明天清早有架飛機去蘭州，叫我到時候去總站等候上飛機。我問：「到蘭州作甚麽？還要再到別的地方嗎？」答案是到了蘭州就會知道。這還眞的有點戰時的氣氛。沒有受過基本軍事訓練的一個青年人，難怪會不懂事的亂髮問題，想要知道他不一定應當知道的事情。另一方面，幾處與我接觸的人員，也許只是奉命把某一些人一站一站的往下送，至於到底送到那裏去作甚麽，他們眞的都不知道。

    從西安到蘭州，是我生平第一次乘坐飛機的旅行。載我去蘭州的飛行員是一位青年空軍軍官，名字叫作徐煥升。飛機是波音廠產品，式別已不記得了。那是一架雙引擎的旅客機。聽說還是蔣委員長的座機呢。沒想到以後我在命運的安排下，曾經乘坐過大約廿種大小的飛機（不是廿次，而是廿種不同的飛機），從兩個座位的教練機、偵察機（開敞的座艙），直到重型轟炸機和空中巨無霸等型，可謂機會不太尋常。

    民國廿六年時的蘭州，有幾點特色，特別記錄下來作爲花邊報導。首先是大概因爲電燈廠的發電不足，電燈亮的時候，一閃一閃的忽明忽暗，稍久之後也就習慣不怪了。其次那時蘭州的主要街道，路面倒比店鋪前面的人行道高出許多。從馬路上進店鋪，要下幾步階崁，也與別處不同。再有傍晚時分，氣候轉涼了（九月、十月及以後），路燈不夠亮，行人相當稀少，這時在淒涼的夜色裏，你可以看到一縷縷的正藍色的輕煙，從許多住宅區的馬路上袅袅上升，景色相當好看。不小心的話，可以看到這種藍色的輕煙被人吸進鼻孔之內，不見再出來。以後我們才曉得，原來是住戶人家在燒「炕」（音「抗」，床的一種），燒的是曬乾了的牛馬糞，以其具有緩慢燃燒的優點，可以保持炕頭一夜的溫暖，所以人們喜愛它。蘭州人們的飲水，最好的算是黃河水，特點是混濁濁的，不沉澱的話，只有帶泥喝。但是蘭州氣候好，可以說天天大太陽，無論男女老幼，臉蛋兄都是紅紅的，普遍說來都很健康，黃河之水混點實無害，誠可信也。因爲幾乎每一個人的臉蛋都是紅紅的，所以蘭州人大衆獲得一個總稱的綽號：「沙菓（甘肅音念鍋）子」。沙菓與蘋果的味道可說是一樣，也許稍爲酸一點，但是其大小則只是和雞蛋差不多。華北許多地方出沙菓，倒是蘭州沙菓（說的是水果而不是指人）臉蛋特別紅得好看就是了。

    甘肅老鄉樸實而且忠厚，我自然愛上了這個地方和這裏的人。因爲我自己一生，也只是想作一個樸實而忠厚的人而已。

    我的老同學孫運璿，國內人人皆知，國外自然也有他的名聲－－因爲他作過中華民國的行政院院長。我不打算對他加任何一句讚揚之詞，因爲那樣做的話，對他並不增色半點，我則必然淪入阿諛、奉承之流，落人話柄不算，而「我的同學孫運璿」這一句話，或會同樣具有卅年代、四十年代「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話所具有的諷刺意味了……我是念小學時與他同學；地點是哈爾濱。

    哈爾濱是我一生裏最懷念的地方。我的童年－－很幸福而且快樂的童年－－大都在這裏度過的。這裏是中東鐵路一個最重要的樞紐。因爲鐵路是帝俄時代俄國人策劃修建的，所有鐵路沿線以及東北北部大片地方，俄國人的影響力不小，俄國人也爲數衆多。中東鐵路是中俄共管的，處處都用得到俄文，連帶着東北北部也因爲其他實際需要而學習俄文的人也就非常多。其流行程度不比內地各大商埠都市國人學習英文來得差。

    我在這樣環境背景之下，自幼年起就開始學習俄文。這是我與「大鼻子」俄國人第一次接觸，時間持續五、六年，我與孫院長同學，就是這一個階段。但也僅僅就是這一個階段而已，他不久就轉入哈爾濱工業大學預科就讀，我和他的緣份就此終了。半世紀以後孫運璿作了中華民國行政院長，我也作了四十幾年努力負責而平凡的公務員。

    到了蘭州的當天，我就知道了我爲甚麽千里迢迢來到這個地方的原因。

    在孔家墩下了飛機之後，進入總站就碰見了我的幾位同學、老班的學長，以及我的一位老師李仲武先生。李先生是我在北平大學讀書時的老師，貴州人，留俄的，臉龐上有一小片青痣，最容易使人記得。是他在向有關當局提出一份學過俄文人員的名單時，把我的名字列入，所以才有借調命令的發出。不幸李老師不久在一次出差途中，因爲飛機失事而殉職，和我們永別，眞是人生聚散無常呢！

    關於北平大學須要作一點說明。「國立北平大學校」，簡稱爲「平大」，與「國立北京大學校」，簡稱爲「北大」，是兩個學校。後者是中國最負盛名的大學堂之一，前者不敢爭這個頭銜。北平另外還有一座私立的「平民大學」，簡稱也叫作「平大」，那又是第三個學校了，特在這裏加以澄清。

    中日戰火爆發後，蘇聯採取了機動而且主動的外交攻勢，和我國政府展開了密切的接觸。賀耀組先生率領了一個特使團，不久就到了莫斯科商談蘇方對我抗戰予以援助的問題。談判內容和經過，我曾聽說過一些，其中有一點後經事實證明，就是蘇方以一些空軍的器材及軍火、油料等供應我們。這些物資當然不是白送的，我國以鎢砂、羊毛、茶葉以及其他物資供給蘇聯作爲交換。川流西北，尤其是河西走廊的「羊毛車」，就是執行這項任務的主要交通工具。「猩猩峽」這個一般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名字，突然有許多人聽到談到。我匆匆的跑到蘭州，也正是爲此分擔一部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