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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一九四五年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來華調處國共爭端以後，一九四六年一月便在北平成立了一個「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這個調處機構，一共包括國共和美國三方的代表，國府代表是當時的國防部第二廳廳長鄭介民；共方代表則是現在中共「十大元帥」之一的葉劍英。至於美方代表人員，自馬歇爾元帥以下，也有很多人到了北平。

那時，北平市政府為了招待國際友人，就在東交民巷台基路，舊奧國公使館的故址，組織了一個「中西俱樂部」。這塊地方，環境相當清幽，院內花木扶疏，綠茵鋪地。俱樂部裡設備之完善，更不待言，有餐廳、有茶室、有酒吧間、有休息室、有網球塲、有游泳池；此外，還有一個非常寬敞堂皇的聚會室。如果要有人利用這裡開開會、請請客，可以說是最理想的所在。

    中西俱樂部既是爲了軍調部而設，周圍都設有崗位，以資警衞。當時共方要人如周恩來、葉劍英、徐冰等，都常在這裡出現。

    除了軍調部的人員以外，那時的北平行營參謀長王鴻韶夫婦、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夫婦、北平市市長熊斌夫婦、北平警備總司令陳繼承夫婦等，都在這裡時有出入。奇怪的是當時第十一戰區的較高級人員如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余心清和他的小女兒、軍務處處長謝士炎、外事處處長胡鐘京、副處長陳融生，以及孫連仲的機要秘書丁力行等人，都成爲俱樂部的常客，這當然都是沾的孫連仲長官的光，因爲如果沒有特別許可證，這裡照例是要擋駕的。

    在這些人之中，風頭最健的首推余心清了。他瘦瘦的身裁，高高的個子，斑斑的白髮，一面孔嘻嘻哈哈的表情，對任何人都好像抱有極大的好感。記得是一九四六年的初秋，他穿起一件白色毛線上裝，白色短褲，白色毛襪，腳下穿著一雙白色的回力球鞋，手上拿著網球拍，全副裝束，十分講究，經常的在球塲上馳騁。孫連仲夫婦都喜歡打網球，所以余心清便成了他們的一個良好對手，在表面上，余心清跑到俱樂部來，似乎完全是爲了要陪上司打球。

    除了余心清以外，謝士炎、陳融生、丁力行這幾個人，在俱樂部裡來來去去，也非常活躍，我去過幾次俱樂部，每次必遇見他們。

    陳融生是第十一戰區外事處的副處長，丁力行是孫連仲的機要秘書，他們兩人經常的追隨在孫長官左右，還說得過去。惟有謝士炎，他是軍務處長，掌管的業務又屬於單純的軍事性質，他本身的工作本來很忙，跟這些人又沒有業務上的往來，他爲什麽要經常的往這裡跑？日子一久，就不能不引起特工人員的注意了。

    在那一段時間的華北戰塲上，國共兩軍作戰，已經出了毛病，當國軍大部集中以後，共軍總是事先聞風而遁，似乎有人通風報信似的，使國軍失掉許多次捕捉共軍主力的好機會。相反地，假如是國軍小部隊採取行動，又一定會遭受共軍有計劃的奇襲，被他吃掉。共軍對於國軍出動的時間、地點、兵力等等，都弄得非常的準確，分明是裡面有了文章！

    到了一九四七年的夏天，那時國共的調處，已告失敗，華北當局會計劃實行一次對共軍的「冀中掃蕩戰」，爲了要捕捉聶榮臻的主力，國軍動員了四個軍的兵力，準備集中使用。此外，還把傅作義所部第卅五軍，也由察綏方面抽調過來，希望一舉把聶部殲滅。事前國軍在兵力調動方面，糧秣彈藥準備方面，都做到了相當保密的程度。可是，當大量部隊開始行動以後，沿着平漢鐵路北段兩側，如保定、高陽、博野、蠡縣，望都、無極，一直伸入定縣城郊這些地帶，連半個共軍的影子都沒有碰到。

    不僅如此，而且早在幾天以前，共軍已經在這些地方實行了「堅壁清野」的對策，把民間的健壯男女，以及糧食、鍋灶，全部搜遷一空。剩下來的只是一片荒涼的村落，和少數老弱婦孺，使國軍白費一番氣力，辛苦部署，毫無收穫。

    這樣一來，若干高級將領都認爲這是自己軍事機構裡面，有了敵人的間諜滲入，這個仗如果這樣的打下去，太危險了。非先從肅奸和保密這兩方面同時入手不可。

    說到肅奸，就是政府特務人員與共党間諜人員鬥法的好戲了。當時在華北負責的「保密局」的高級人員馬漢三、倪超凡、毛惕園、張公度等，即開始決定了初步的偵查工作：

    第一，是注意檢查郵電。

    第二，是截收各無線電臺所收發的電報，拿來加以分析；同時，並搜查本市的秘密電臺，以期發現新的線索。

    初步偵查的結果，成績還算不錯，因爲根據所獲得的資料，知道我方洩露出去的電報，對於國軍調動的日期、地點、人數、裝備，和部隊作戰能力等，都非常正確。而且情報做得異常迅速。這絕不是一個普通間諜人員所能擔當的任務，於是，更進一步的縮小偵察範圍，由注意高級司令部裡面的幕僚人員方面入手。

    根據以上線索，經分頭嚴密偵查之下，這個案子已經有了一個相當的頭緒。原來那位經常和孫連仲將軍在「中西俱樂部」打網球的余心清，和十一戰區長官部軍務處處長謝士炎，以及孫連仲的機要秘書丁力行等人，都是可疑的人物。至於那個「中西俱樂部」，就成了他們經常連絡和交換情報的所在。可憐孫連仲還一直蒙在鼓裡。

    余心清和筆者原是多年的老友，他如今是中共的「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副主任，又是中共「人代會」典禮局長。他是安徽壽縣人，他在北平那年大概已經有六十左右年紀。他是一個「基督教徒」，早年曾在河南開封教堂做過牧師。一九二二年「基督將軍」馮玉祥任河南督軍時，由於馮氏信仰基督，常赴教堂做禮拜，因此就和余心清認識了。

    余爲人小有聰明，嘴又能講，和馮玉祥自然很談得來，於是馮便邀請他到軍隊中做傳教工作。從此以後，西北軍的人，都知道他們軍隊裡面有了一位「余牧師」，而不呼其名。

    從那個時候起，余心清便加入了西北軍工作，他曾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擔任「西北軍子弟學校」的校長，所以西北軍的官兵，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沒有不認識他的。

    余心清的政治欲望很高，他因爲長期追隨馮玉祥，在心理上未免有著「先入爲主」的成見，面對蔣先生極端不滿，凡是有「倒蔣」的運動，他一定參加。一九三四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雖然是曇花一現，但他還是跑了去，當了一任「福建人民政府」的短命經濟部長。

    閩變失敗後，他是軍統局「黑名單」上的人物，所以他一直是到處「躲躲藏藏」，不敢公開露面。一直的到抗戰軍興，全國在「一致團結」對外的口號下，蔣馮二氏都攜手合作了。像余這樣的小人物，自然是在寬恕之列，他才敢公開出來活動。

    在抗戰時的重慶那段時間，余心清就住在馮王祥家裡，他的英文底子不錯，常常替馮翻譯一點文字，對外宣傳。此外，也由他替馮聯絡聯絡民主人士。

    余和馮，有一個共同的原則，就是盡最大的可能來拆蔣先生的台，只要能達到這個目的，他就不惜使用出「渾身解數」，悉力以赴。抗戰初期，他和馮玉樣在默契之下，常常利用西北軍同仁的老面子，到那些舊西北軍隊伍中去做連絡工作。

    西北軍的老同仁，如宋哲元、張仲連、孫自忠【析世鑒：“張仲連、孫自忠”，原文如此；當係“孫連仲、張自忠”之誤植。】、馮治安、劉汝明等都很討厭他，認爲他是一個「危險份子」。常常當面和他開玩笑，稱呼他是「紅色牧師」。看見他來了，少不得送他幾文路費，叫他一走了事。所以在西北軍中，除了馮玉祥以外，他討厭任何人；也就是說任何人也都討厭他。

    那時，他看到遊說的辦法已經此路不通，只好仍舊回到老馮身邊，依然替馮做點拉攏民主人士的工作。到了抗戰末期，國共決裂已成表面化，他和李濟深、張瀾、龍雲、陳銘樞、劉文輝這些「反蔣」的人物，過從非常密切，並且還弄到了一個「民盟中委」的頭銜。

    日本投降以後，住在重慶的外省人，有工作的都紛紛走上工作崗位；沒有工作的人也相率作復員回鄉之計。只有他，這時才感覺到中國之大，幾乎沒有他的棲身之處。所以，他在重慶遲延又遲延，始終沒有地方好走。

    後來，連馮玉祥本人也以「考察水利」的名義，準備放洋出國，他才有些着慌了。最後，還是由老馮厚著臉皮，寫了一封信給孫連仲，把他介紹到華北來，這已是一九四六年七月，抗戰勝利已經快一年了。

    他的到華北來，原也是他們「倒蔣」計畫之一，在余心清的一篇自述文中，曾有如下這麽一段話：「一九四六年的一個雨後夜晚，他們（指反蔣份子）在重慶民權路聚興誠銀行樓上的客廳裡，有一個秘密的聚會，參加的人有：馮玉祥、陳銘樞、劉文輝、龍雲、朱蘊山、張瀾、李濟深等。在會談中馮玉祥曾說：「國民黨如果發動軍事攻勢，一定是先北而後南，因此我們工作的重點，也必須放在北方。余心清先生對北方人事最熟悉，請他去擔任這項工作，是最適當也沒有的事。」

    經過這樣決定以後，余心清曾和周恩來、葉劍英在重慶陳銘樞家裡晤談過兩次。據余心清事後供稱：「他們（指周、葉）一致希望把北方的雜牌軍隊拉過來，策應共軍的作戰。因爲他們認爲：一個雜牌軍的倒戈，在軍事力量對比上說，就等於國軍損失了三個軍，共軍增加了三個軍，縱然不能說服國軍叫他們倒戈相向，但如能動搖那些指揮官的作戰信心，也與共方有莫大的利益。」

    除了那次聚興誠銀行開了一次會議，以及余與周、葉作了兩次晤談以外，後來他們又在馮玉祥重慶的寓所——歇臺子——開過兩次會，作了不少更具體的決定，關於他們之間的聯絡工作，經推由陳銘樞、朱蘊山、余心清三個人分別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