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行

    民国二十七年冬，我奉命前往我国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视察空军的场站业务，因此得有机会了解西北的环境和形势。未去之前，来自历史、地理等教科书中的印象是荒凉、辽阔、贫穷、落後，然而究竟如何，并没有认真去想过，等到真的去了，才发现过去的印象与实际完全不同，甚至有些事情是想像不到，或者是不可思议的。譬如抗日战争已打了一年多，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国内各省应该早已听命於中央政府，政府有事，只是通知各省去执行，各省亦必须依命令行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宁夏是马鸿逵的地盘，青海是马步芳的势力范围，新疆是盛世才的天下，中央政府派往那些地方去的人员，必须先徵得对方的同意，由对方派人来接，否则就进不去。像我这样的一个小小视察官，就是经过这样的程序才进去的，简直有一点像去外国还需要签证一样，真是笑话。由此可以说明，尽管大敌当前，而国家并不团结，似乎对日本作战只是中央政府的事，与那些省无关，亦可以说明中央政府的苦心孤诣，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事事迁就。

    不去西北，不知道西北究竟有多荒凉、多辽阔。我这个生长在南方，又曾经走遍东南各省的人，见过的是人烟稠密，阡陌纵横的景象，一到西北，先是经过黄土高原，到处是秃山，只有稀稀落落的矮小树木。再向西行，进入沙漠地带，但见黄沙滚滚，远接天际，沿途见下到一户人家。我简直不知到了甚么世界，乍看之下，似乎是一个未经开发的蛮荒地域，经同行的人告诉我，不是未经开发，而是开发过度。中国人只知砍树，而不知种树，历代的皇帝们将高大树林砍去盖宫殿；穷人们将矮小的树木砍去当柴烧，加上战火连连，大军过处，人畜不留，草木也跟著遭殃，据说古代的黄河，水清见底，两岸森林的覆盖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三，後来因砍伐过度，水土流失，大量的泥土被冲走，於是河里的水变黄了，山上的草木也不能生长了，终於成了现在的景象，然而目前仍旧没有改善的迹象，势必继续恶化下去，对生活在这一带地区的人来说，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不去西北，不知道那里贫穷落後，我们进入西北地区时正是冬季，漫天风雪，气温常在零度以下。住在城市里的居民一般都有足以御寒的衣服，但在乡间则依旧有衣不蔽体、光背赤足的人，在江南一带我见过穷人，但都不及西北地区的那些人穷得那么彻底，然而那些地方上的权贵们却是拥重裘、吃肥鲜，饱暖有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最恰当的写照。

    言归正传，我是去视察空军场站业务的，一路上所经场站计有兰州、武威、张掖、山丹、酒泉、玉门、嘉峪关、安西、哈密、迪化、伊宁等十一处。兰州位处中国的中心位置，而伊宁恰在西北的边陲，我这一趟的行程称得上够远了，令我大开眼界，虽然辛苦，但获益良多，不虚此行。

    我是根据我在航校工作时，所学得的有关空军场站设施而订出的几项视察重点，计有人员能力、安全措施、後勤支援、应变计画、紧急救护能力等五项。

    在人员能力方面，我发现某些场站的主管人员对自己所管的业务弄不清楚，也分不清轻重缓急，完全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心态，不知预谋，事情来了才临时去处理，也不知分工，大小事一把抓，忙得没有头绪，遇到这样的主管，我就不得不摆出视察的身分了，当面指出缺失，并建议如何改正，我在每一个场站停留三至五天，陪著主管人员，亲眼看著他们改正缺失，离去时又再三叮咛，各主管对我都非常尊敬，我也因此而结交了很多朋友。

    我跟随白崇禧将军时，他经常提醒我们，维护部队的安全是主官的第一个责任。他每到一个地方，一定先视察部队的安全措施；每夜睡觉前，一定亲自视察部队的警卫情况，因此使我也养成了重视安全的观念。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场站主管都忽略了这件事情，他们都下意识地认为不会发生甚么事故，有些场站连警卫部队都没有，只有象徵性的几个卫兵，当时常驻有飞行部队场站并不多，有些场站只是准备支援临时路过的飞机，这些场站只有少数的人员和器材；没有飞机来就无事可做，因此显得散漫，人员出入都没有管制，机场上还有牛羊放牧。我特别检查汽油存放的处所，发现既无适当的掩蔽，也无足够的警卫，至於机场上放牧的牛羊，据说都是临时驱赶。我问如果飞机需要紧急降落，来不及驱赶，又该如何？他们都哑口无言了。因此我建议：汽油一定要有适当的掩蔽和警卫，机场上不准有牛羊放牧，这是起码的安全措施；至於人员安全，如临时有大批飞机进驻，飞行人员食宿的安排，都应该预为筹画，尽可能住在场站以内。当时一般人只把飞机看得特别重要，而忽略了飞行人员的安全，我毕竟是从航校出来的，深知训练飞行员的过程，一位飞行员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与飞机相比，飞行员比飞机更重要。

    至於後勤支援，不论人员或器材，各场站都嫌不足，只能做一点加油或轻微故障检修的工作。我知道这不是各场站本身的问题，而是空军整个後勤支援能力的问题，因此只能要求各场站主管尽可能爱惜现有的器材，各工作人员在没有飞机进驻时爱惜身体，储备精力，一旦有事时则努力工作，达成任务。

    我所说的应变计画，是指对临时发生重大事故的预谋对策，如遭受空袭、场站被盗匪攻击、重要物资如汽油、飞机器材被人破坏等。这有两种作用：其一是有了应变计画，在发生事故後可从容处置，不至於茫无头绪；其次是心理上的，凡是知道作这种计画的人，心里面就有这件事，随时都知所警惕，预为防范，故应变计画有善後和预防的双重作用。国事如此，家事如此，个人的身心健康亦如此。我以此判断各场站主管的能力，并协助其改善，凡是无应变计画的场站，我一定促其立即建立，并当场演练，改正缺失。

    至於紧急救护能力，是鉴於当时常有飞机迷航，飞行员跳伞，或迫降後，不能获得及时的救护，陪同我执行视察业务的医务所主任裘景仲亦已注意到此一问题，因此我们建议，各场站均须成立医务单位，增派医务人员，并应成立机动救护小组，配备救护车，以备随时出动执行紧急救护工作。鉴於自新疆至兰州之距离颇远，中间虽有哈密、安西、武威等场站，但安西以东常因气候变化，而有飞机在沙漠中迫降，因此建议在嘉峪关增设一站，蒙上级采纳，对飞行安全裨益良多。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回到成都，写视察报告，各场站个别性的缺点，经当面提出，且已立即改正者均从略，仅就一般性而且需要上级解决的问题，才以建议的方式呈请上级参考。不料我这个陆军出身、半路出家的空军所提出的建议，竟全部被采纳而付诸实施，譬如我曾建议设立「站务训练班」和「译员训练班」，前者训练场站主管及专业人员，後者训练外语翻译人员，即现在外语学校的前身，两者後来对抗日战争都有卓越的贡献。

    去过西北，始知中国领土之辽阔，亦始知西北在战略形势上的重要性，同时亦才明了昔日贤豪经营西北之苦心，我们对日作战的战略指导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去过西北，就知道这个战略指导绝对正确。我们拥有这么大的空间，不论敌人如何猖狂，只要我们不认输，它就赢不了，最後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HGC：以下为纪念西北行的诗文数首，从略。】

　　西古城

    西古城距兰州市五十公里，是我国对日抗战初期最大的空军基地，机场内常驻有飞机一百余架，飞行员三百多人，等於现代的部队训练基地，当时的名称是驱逐总队，负责训练各作战部队及刚从空军官校毕业的飞行员，熟习新机种的操作和战斗技术，完训後分别回到各作战部队执行作战任务。

    西古城基地有这么多飞机和这样多的飞行员，其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却只有一个连的警卫兵力，且人数不足，装备不全，缺乏训练，无作战经验，我视察时就觉得大有问题。事情就是那么巧，等我回到成都写完视察报告後，就接获通知，说是驱逐总队总队长刘炯光将军指名要我前往该基地任第三科科长，主管基地安全业务。我到任後，一方面检查基地内的警卫安全措施，另一方面调查社会治安情况，不久就获得情报，谓有土匪一千余人在东古城一带活动。我当即想到，匪徒有一千余人，而我们的警卫兵力只有一百人左右，万一匪徒来攻击基地，如何应付？因此我除了继续监视匪徒的动向外，并立即以电话向空军第一军区司令部报告，请求增派警卫兵力，不料我得到的答覆却是：「别担忧，那些匪徒，你们不惹他们，他们是不会来找你们麻烦的。」不久地面情报相继传来，匪徒已离开东古城地区，向西古城方向移动。我判断匪徒一定会前来攻击，於是再以电话向第一军区司令部报告，所得到的答覆与前一次相同，真教人气结。

    我将情况向刘总队长报告，并立即著手防卫措施。西古城是一个寨子，四围都有高墙，利於防守，飞行员和行政人员都住在里面，我将警卫连的两个排部署在寨子里，由连长指挥，另将飞行员和行政人员编成几个小组，分别派人指挥，守护寨子。我同刘总队长以卡车一辆、轿车一辆、装载警卫人员二十余员，在机场内采机动方式，守护飞机。

    据了解，匪徒只有少数枪械，其余多半是大刀戈矛之类的武器。我本想将飞机上的机枪卸下来使用，无奈临时找不到枪架，赶做也来不及，只好作罢。幸好很多人都有手枪，经统计共有一百多支，俨然一连人的火力，用以对付手持大刀戈矛的匪徒，在近距离内射击，应可稳操胜券。

    据地面情报人员报告，匪徒已接近西古城二十余里。至下午四时，已进入十里范围以内，我立即向第一军区司令部、第八战区长官部以及省政府报告，请求立即派兵支援。不料各单位都说：「不去惹他们，他们不会来攻击。」我简直不知道那些人的脑袋里装的是甚么东西，何以竟如此麻木不仁，火快烧到眉头了，居然还安若泰山。当时已接近黄昏，黄沙漫天，我判断匪徒一定会利用这种气候进行攻击，我当即召集各单位主管作以下的指示：

    一、寨子里的人以纯防御态势，坚守城寨。

    二、机场内采机动方式攻守兼施。

    为顾及卡车上人员的安全，我将车内堆置沙包，并嘱咐警卫人员绝对不准匪徒攀登上车，我与刘总队长同乘轿车，与卡车并排停置於机场大门附近。晚间七时左右，匪分两路直扑东西寨门，守寨的两排官兵，才一接触就溃不成军，连长第一个逃走，其余的人连枪也不要，跟著连长走了，所幸飞行人员训练有素，一个个都能沉著应战，有手枪的以手枪射击，无手枪的爬到屋顶上以石头木棍等应战。飞行员周培恭拾起卫兵丢弃的步枪射杀数名匪徒，再以刺刀与匪徒格斗，被匪徒刺伤膝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