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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東北政情的人都知道，大致說來，接收後的東北人士可分成三大系統：

    一是政學系佔據行政系統，由行轅主任熊式輝領導，行轅下設政治、經濟兩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由熊式輝自兼，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則爲張嘉璈。保安司令杜聿明掌管軍隊系統，而駐蘇代表團團長董彥平則負責對蘇聯佔領軍交涉。即使後來將東北改成九省三市，其省主席、市長都是與政學系有關或抗戰期間從事行政工作者。

    二是黨務系統，幾乎全由陳立夫、齊世英指揮，只有羅大愚屬朱家驊系，關大成與政學系比較接近除外。東北的黨務工作人員，以地下工作同志爲主，這些人中，大部分都與齊世英較有淵源。

    三是朱家驊掌握的教育系統，舉凡東北九省三市教育廳（局）長、所有學校校長，都由朱家驊派任。

    另外還有青年團、軍統、中統等，各有各的勢力範圍。以省爲例：有省政府、省黨部、駐軍司令官、青年團部，再加上教育系統，彼此間互相摩擦、抵制，接收後的東北可以說毫無章法可言。

    黨政軍教各系統間既互相摩擦、抵制，而內部亦互相傾軋。以黨務工作爲例，先前爲了從事地下工作，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派了三位省党部主任委員，朱家驊又另派有羅大愚的「專員系統」。

    勝利後東北各地都鬧雙包案，以長春爲例，有市党部書記長，又有市党部專員。我覺得我兩邊都有關係，羅大愚是我早期領導人，石堅則是我當時的直屬長官——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員。我於是主動邀請石堅和袁樹芳，去找羅大愚。我說別的地方鬧雙包案我不管，但長春市絕對不可以，因爲雙方同志都有關係。

    因此我建議雙方合併，並自動請辭長春市党部書記長，遺缺給羅大愚系統的長春市党部專員王宏文。王宏文是日本京都大學畢業，年齡比我稍長，在一二三○事件中被捕，在獄中關了三年。

    當時我又向羅大愚建議，長春市黨部七位委員中，省黨部系統四位元、專員系統三位。羅大愚不答應。他說：「第一，他是專員系統，應該有四位元委員；第二，長春市將來要改制爲特別市，不歸吉林省黨部管轄。」

    另一方面，石堅卻埋怨我說：「肅戎，你是中央黨部登記有案的長春市書記長，怎麼說讓就讓呢？」我說：「我不願意見到長春市有兩個黨部，各行其事，我寧願回去省黨部當個科長也好！」

    羅大愚不接受我的建議，雙方談判破裂，各幹各的。

    王宏文由於被關了三年，出獄時，已人事全非；我雖也被關了一年半，但是八十位基本同志還在，雙方實力顯然有段差距。

    雙方互鬧意氣的結果，本來他們那邊有兩位同志非常優秀，要作市党部委員。我說你們不屬我這個系統，我無法承認。我就自己組織新的市黨部。

    後來中央發佈東北改爲「九省三市」，羅大愚因遭多人誹謗，陳立夫本來不給他當主任委員，但齊世英向陳立夫說：「羅大愚從事地下工作時，和石堅並駕齊驅，兩人都有貢獻。現在東北收復了，連個主任委員都不給他，這不太好吧！」

    羅大愚要的是遼寧省，但遼寧有李光忱，就發表他爲遼北省党部主任委員。我則被發表爲羅大愚麾下的宣傳處長。當時我在長春寫了一封信給羅大愚，表示我馬上要到遼北省黨部所在地的四平市上任。他竟一口回絕說：「你就在長春發展好了，我已替你把宣傳處的人員安排好了。」

    明顯地他是在拒絕我。此時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員李錫恩向我說：「肅戎，你不要回遼北，長春是東北行轅所在地，我任命你爲吉林省党部委員兼長春市党部書記長好了。」

    我是有心留下，因爲長春是我的根基地，很多同志也再三挽留我。但張一中委員對我說：「老梁，你是遼北省党部委員兼宣傳處長，你不去站穩位子，還在這兒占別人位置。」我考慮了一陣子，便向李錫恩說：「中國人向來排外性很強，吉林省黨部都給遼寧人當委員，吉林人一定會反對，我還是回遼北好了。」

    此時長春正選市議員，吉林籍的軍統大將軍畢澤宇想藉此次選舉獲選爲市議員，然後再進軍省議會，奪取議長寶座。爲此和省黨部發生嚴重的權力鬥爭，我向李錫恩主委建議說：「我在長春市有八十位最堅強的同志，我們這些人對三民主義的理論及黨的認識雖有所不足，但絕對忠党愛國，只要省黨部一聲令下，這些人絕對聽命令。既然党部有意掌握市議會，議員不妨由這些同志來擔任。」

    後來獲得提名的人選大部分都是這些同志，只有沙耀金、陸長增兩位，由於他們是李錫恩在吉林大學當校長時（九一八事變前）的學生，加以在偽滿時代當過長春地區的區長，很有些地方勢力。他們兩位向李錫恩爭取當市議員，我向李錫恩說：「這兩位雖是你的學生，可惜黨性不夠堅強，一旦受到威脅，這兩票非跑不 可！」李錫恩不以爲然地說：「他們是我學生，不會的。」

    結果卻被我不幸而言中。此時我已回遼北擔任省党部委員兼宣傳處長。長春市議員選出後由市議員互選產生省議員，畢澤宇又要競選。配票結果差兩票，畢澤宇就透過警備司令部威脅沙耀金、陸長增兩位說：「你們兩位當過偽滿區長就是漢奸（其實東北和台灣一樣，政府明令沒有懲治漢奸），你們如果不選畢澤宇，就把你們關起來。」

    他們兩位就去找李錫恩哭訴說：「老師，這個我們沒有辦法，他要關我們，我們受不了，你也保護不了，我們只得投畢澤宇了。」

    畢澤宇因此獲選爲長春市的省議員。

    如果我還在長春，我敢斷言，畢澤宇一定選不上，因我非阻止他們兩位不可。後來李錫恩很懊悔地向我說：「肅戎，當初如果聽你的，不要沙耀金、陸長增就沒事了！」

    畢澤宇當選省議員後，果然當選了吉林省議長。

    東北兩位大老齊世英與王德溥與黨中央關係甚深，先是齊世英主持「東北協會」期間，掌握了東北黨部，不過有少部分人反對齊世英，這些人就投靠到王德溥那邊，並另組「東北黨務辦事處」。

    王德溥與陳果夫關係頗深，陳果夫當江蘇省政府主席時，王擔任江蘇行政督察專員，王有東北人的霸氣，把當地土匪完全肅清，因此而名噪一時。後來陳果夫就提拔他，先後擔任過陝西省民政廳長、財政廳長、內政部次長。勝利後，王德溥擔任政校畢業生輔導會主任，所以政校ＣＣ系統和王德溥關係比較深。

    早期「東北協會」和「東北黨務辦事處」常有磨擦，後來改組爲遼、吉、黑三省黨部。勝利後，齊世英一枝獨秀，幾乎把九省三市的主任委員都囊括，如遼寧省的石堅、安東省的李光忱、吉林省的李錫恩、松江省的崔垂言、合江省的張麟生、黑龍江省的韓春暄、嫩江省的王漢倬、哈爾濱市的王寒生等等。（只有遼北省的羅大愚是朱家驊系統、興安省的關大成屬吳鐵城系統。）這還不打緊，連党部委員都由齊世英報中央派任。所以後來東北選出七、八十位立法委員中，除十餘位屬於朱家驊系統、少數幾位元屬青年團外，其餘都與齊世英有關係。

    勝利後大都在爭權奪利，東北行轅由政學系的人把持，黨務系統的人沒有機會掌握政權，也就是說省主席、省府委員、廳處長這一系列的行政官員都由政學系包辦。黨務方面，齊世英則有發言權，我們這些地下工作人員，當不上行政官員，退而求其次，以當省党部委員爲主。當時党部常常改組，齊世英和王德溥的人馬，來來去去。時任中央邊疆黨務處處長的張智直，來台後曾開玩笑的說：「這兩位東北大老眞夠我受的，齊世英打的牌全都是『清一色』ＣＣ派人馬；王德溥更絕，老是打『十三爛』十三么。」張智直從兩人基本性格，分析用人法則，令我印象深刻。王德溥因爲沒有嫡系人馬，只要反齊世英的，他都收留。

    王德溥輩分比我們高，奉天法政專科學校畢業，曾任典獄長、稅捐稽徵處長、高等法院檢察官，實務經驗豐富，加以有東北人所具有的魄力。前已提過，在大陸時，曾出任遇江蘇行政督察專員、陝西省民政、財政廳長；來台後，擔任過內政部部長。

    他原是立法委員，當官後辭立委職，內政部長下台後，當國策顧問，但他爲了要當律師，不當國策顧問。由於律師非科班出身，業務無法拓展，晚年太太亡故，兒子經商失敗，弄得進退失據，狼狽不堪。最後不得已便到廟裡參加天德教，同一輩的朋友如于斌、莫德惠、齊世英又已作古，生活相當淒涼，在民國八十年鬱鬱而終。

    抗戰勝利後，國共雙方對東北的政策截然不同，共產黨下令凡是與東北有淵源的人一律趕回東北；國民黨卻在策略上考慮，避免原先與東北有關係的人員回派。也許是因爲西安事變的教訓，國民黨層峰很明顯地不願讓張學良回老家。這也許是因爲在民國十七年北伐後，國民政府雖然形式上統一中國，但許多地方實力派軍人依然各據山頭，中央勢力無法到達；勝利後，乃千方百計要把地方勢力瓦解，因此任何地方實力派人物都無法被派回去。

    這是國共雙方政策最大歧異之處，國民政府也就是這種錯誤的政策，導致東北局勢一發不可收拾。當時國軍原本要從大連登陸前往東北接收，蘇聯卻以大連是自由港爲由，不讓國軍登陸，因此不得已改由葫蘆島上岸。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左右，東北行轅把偽滿在北平的「鐵石部隊」（兩個師，與日本人一起在河北、熱河一帶剿共）改成國軍，進駐長春。

    東北行轅主任本來說是張治中，後來卻改派政學系的熊式輝。熊式輝非常排斥黨務工作人員，以致使原先「黨政一體」的組織分裂爲二，雙方各自爲政。當時由於蘇聯部隊到處姦淫擄掠，我們黨務工作人員在忍無可忍情況下，只好組織部分武裝，保護地方，不時與蘇軍發生衝突。東北行轅卻往中央把我們告了一狀，說黨務系統人員不聽指揮，妨礙我們與蘇聯國交甚大，籲請中央處理。中央給我們來個電報說：「一律停止活動，違命者押解來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