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927年6月22日（即旧历5月25日）的午夜我的女儿诞生了。我的生产为着节省经费没有进医院，是在家里，只是请了一位日本籍的女护士来接生，当然这在设备和安全方面都不妥当，因我当时的身体已经十分瘦弱。本来在我当时的思想倾向，认为革命者，尤其是女子，有了孩子便会妨碍工作，因而不希望有孩子。但当护士将我的刚刚诞生的女儿洗得乾乾净净用白色的毛巾裹着放在我的身旁睡着时，一种天然的母爱便油然而生，我看看她的小脸，她的轮廓就活肖她的父亲，但皮肤却此她的父亲白嫩得多，乌黑而细密的头发，披散在她的小额上，显得十分可爱。

    在她诞生後，约一个星期左右，述之因去北方路途阻隔，又回到武汉住了几天後转道上海再去北方。我当时的经济情形很坏，但这是由於述之和我一向太不注意私生活的态度所致，假如稍微注意一下，也不致弄得我在生产之後每餐只吃点蔬菜而没有任何肉食，甚至鸡蛋。在生产之前，我到长江书店（党的书店，由於革命潮流高涨，该书店在几个月之内就赚了数百万元）【HGC： “数百万元”，原文如此；下文又作“几十万元”，似以后者近是。】去拿了一百元（因述之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小册子在那里出版，该书店的经理告诉述之可以拿七百或八百元的稿费，但我觉得不需要拿那样多的钱在手里），作为生产费用，但接生的手续费就付了六十元，其余的要留着生活之用。党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之下也没有照顾到我，照理党是应该给我生活费的，因我是一个职业革命者，由於生产才停止工作的，有些从未担任过党内工作的女同志，当她们的丈夫离开了，党一定要安排她们的生活。对我的这种待遇事後想来，也许是由於瞿秋白的原因；也许是他们猜想我从长江书店拿了一笔钱在手里，因谁也想不到我会那样儍，述之会那样书生气完全不闻不问，而我也没有向党提起，只是自己极力节省吧了。但述之回来後，我已经生了孩子，终日躺在床上，不能出门，按照一般的常情，他是应该问及我的经济情形的，或者到长江书店去拿些钱来；或者向党交涉支持我的生活，但他彷佛没有这回事—样，不闻不问。而我自己也是同以前一样，不注意私人的生活，只告诉述之在长江书店拿了一百元，也没有要求他安排生活的意向。他约莫住了一个星期就去北方了，不过在他未走之前，有一件事情是向他提起的，就是在我的房子里，有二个很大的有网的竹篮子，其中装满了俄文书籍和党的文件（以前的以及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每一个竹篮可容纳约二百磅至三百磅的书籍和文件，放在後房里，其面积占了房间四分之一，而且一点也没有掩护。我要求他设法运到党的秘密技术机关里去（这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他安排一下，负责技术工作的同志会来搬运的）。但由於他对私人生活方面的事不甚注重而终於没有做到。这件事遗留下来，给予我很大的麻烦，甚至会因此而几乎送掉生命。

    约在7月初，述之已去北方，我一方面由於经济的困难，没有吃任何有营养的食物，同时天气又异常炎热，晚上总是热得不能睡，以致身体异常瘦弱。记得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正在同姑母共进午餐，中央的交通柏代坤①同志来看我，他看见桌上只有两样蔬菜，便对我说：

    「为甚么你在刚生产之後，不吃些鸡和肉食呢？中国妇女生了孩子一定要吃鸡的，你只吃这样的东西是不够营养的，何况你自己还喂孩子的奶哩，难怪你现在瘦得这样厉害哩。」

    我除了答谢他的好意报以一笑外，没有回答甚么，这实在太笨一点，我应当把我的经济情形告诉他，他可以转告党中央，或者我写一张字条请他到长江书店去代取些钱来（几百元都可以拿，当时该书店的财产甚大），我不了解当时为甚么这样机械地不想这些办法，只是死守穷困，也许是由於平时对金钱的观念不重视（特别看不起重金钱的同志）而又不懂得当时的环境比以前不同之故。

    柏代坤同志第二天又来看我，他交给我二十元，他说：「这是李立三送给你买些东西吃的，因为昨天晚上，我要去见瞿秋白和李立三，别的同志告诉我说：他们正在某大酒楼聚餐（我忘记了他提的名字，那是最上等的酒楼，他们经常在那里宴会），我就到那里去找他们，他们正在同周恩来等—大批人大设筵席，於是我就忍不住地说：

    『碧兰刚刚生了孩子，而且还是自己喂孩子的奶，我偶然到她的家里去看她，她和她的姑母正在吃午饭，我看见桌子上只有两样蔬菜，你们在这里吃得这样丰富呀。』李立三②听到这话，便从口袋里拿出这二十元来，叫我转送给你。」

    从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上，便反映当时某些党的上层已经或者正在开始腐化，和一般党员还保持着一种优良的传统。而柏代坤同志竟敢於在众多最高领袖面前说这样坦率的话，正是一般党员仍旧保持优良传统之具体表现。

    正在这个期间，武汉的局势呈现着—种极度不安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假如一个单身的男子想租一间房子居住，房东为了慎重起见，需要一个家庭作担保。因此，毛泽民（毛泽东的胞弟）忽然有一天跑到我家里来（事後想来，一定是毛泽东叫他来找我的，因泽东已经要求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堂叔容留他的家庭避难，前面已叙述过），要求我为他找一间房子，并作保人。恰巧我的房东有一间房子出租，正在我的隔壁，於是我便出面为他担保租了这间房子。毛泽民当时在党开办的长江书店任职，他看到政治局势愈来愈危险，寻找房子也正是为了准备作避难之所，但他在这里只住了几天。由於汪精卫与冯玉祥的会谈以及宁汉之重新合作——汪蒋合作——结成了一道反革命的联合战线，於是7月1 4日所谓「武汉革命政府」开始向共产党和革命的群众开刀了，共产党的文化机关长江书店当然首先被注视然後被封闭了。

    一天下午我刚从毛泽民那里回来还不到五分钟，女房东形色慌张地跑到我的房子里来，她颤栗着说：

    「哎呀！真吓死了呀！你介绍的那个房客刚才被五六个拿着手枪同盒子炮的军警抓去了，真把我吓死了呀！」

    我听了这话心里着慌知道事情对我不妙；但表面上还强作镇静的态度，装作没有甚么政治知识的口气回答她说：

    「为甚么抓他去呀？他是一个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人哩。」

    「嘿！他们说他是共产党哩！现在找到共产党是要枪毙的呀！」她着重地说。

    说完了这话，她就匆忙地走了，但她带来的消息对我来说也是致命的。我处在这种危急的情形之下，怎么办呢？一方面我因分娩关系没有和任何同志的家庭有来往；同时，由於7月14日的反动事变，同志们都迁徙逃亡，因而我找不到一个同志，不能得到任何同志的帮助和商量，只有自己想办法。我准备带着孩子马上离开这里到我的堂叔父家里去避一避（这是我在武汉唯一的家属关系，这地方曾经给过毛泽东必要时避难的），姑母以後再安排（她没有关系）。但想不到，当我抱着孩子走到门口时，女房东同她的母亲挡在门口不许我出门。我说：我的孩子有病出去看医生。她们坚持地说：

    「在这个人的事情没有了结以前，你是不能出门一步的。」

    我一定坚持要出去，她们却以四只手把我推进来。我没有办法，我已经被房东软禁了，只好坐以待毙；我的出路是完全阻塞了，白天里，她们经常守在门口；夜晚就把门锁起来，我出去的希望是完全没有了。但我想把我房子里的那两大网篮子的俄文书籍和党的文件请我的父亲运出去，以准备军警来逮捕我或搜查我的家时，找不出任何我是共产党员的证据，或者还有万—的希望。但更想不到，当我的父亲领着夫役搬着这两大网篮从门口出去时，她们像魔鬼一样又在门口挡住，并声言不但人不能出去，也不能搬东西出去（只有我的老姑母可以出去买食物之类）。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完全失望了，真只有坐以待毙，因为找不能和房东争吵。我猜想她们软禁我也许是为了自保，她们预防万一军政当局来麻烦她们时，便可推在我身上，因房客是我介绍的。假如我同她们吵闹起来，她们会报告警察，那就等於自投罗网。

    我在这种万分无望的情况之下，仍旧想寻求一线的希望，就是如何处置那些书籍和文件的问题。完全撕毁也不可能，因为数量太多（有几百磅）。但怎么办呢？房子只有两间。後来发现在上楼梯的上面搭了一个小阁楼，是房东放旧东西的，我决定把这些危险的东西放在这个阁楼上，至少比放在我自己的房间里要好—点。但阁楼相当高，需要梯子才能上去，我当然不能向房东、也不能向邻居借梯子。在午夜的时分，人们都已入梦乡，我便开始活动起来，我利用吃饭的小圆桌，上面再搭上椅子，我先爬上去，像做贼—般，轻轻地把那些灰尘满布的旧东西搬在一边；然後便下来站在桌子上面的椅子上，我的姑母一搭一搭地递给我，我把它们放在阁楼上。等到全部的书籍和文件都运上去了，我才又上去把它们安放妥当，然後再把原来的那些旧家俱和乱七八糟的东西盖在上面。这样上来下去，足足搞了两个钟头，天气异常炎热，身体本已十分瘦弱，因而在此两小时中头昏了几次，心跳不停，幸而还能勉强支持到底，没有跌倒下来。这样，我的心头稍微轻松了一些。当然，假如事情发生万一搜查到那上面去，我也是抵赖不了的；不过总比放在自己的房子里要好一点，至少在我的心理上轻松一些。

    软禁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过去，党方面知道毛泽民被捕，当然没有一个同志敢到我那里来，即连我的父亲也不便多来这里，我身边只有—位年迈的姑母和我的还未满一个月的婴儿，外面的小孩子像故意恶作剧一样（也许是有意的因毛泽民被捕後我的姑母从邻居的互相谈话中听到他们说我一定是共产党），在我的窗口底下嘶着粗涩刺耳的噪音，叫着：「呀！又在抓共产党呀！今天又要枪毙共产党呀！」像报凶的枭鸟一般从窗口送进来，不断地袭击着我的心灵。我觉得长久下去，牺牲在所不免，我有点不耐了，我的心已经横了，我想：假如事情一定难免的话，我倒希望早日降临；与其在这个无限期的囚笼里渡日如年，还不如痛快地在敌人的枪弹下丧生。我告诉姑母说：

    「假如事情发生了，我是不能活命的，因武汉认识和知道我的人太多，这里还有一点钱（我把仅有的几十元交给她，叫她放在口袋里，以免军警来逮捕我时来不及，你把我的女儿带到乡下去，请你为记念我好好地养育她，把她当作你自己的孙女一样。她的父亲是不会来找她的。」

    我的姑母听了我的这一番话，眼泪不住的流下来，我安慰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