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二三年的暑假結束，包慧僧同我一起去上海．他帶我到上海把我交給黨中央，也是他這次去上海的重要任務之一。我們在天津住了一夜，當晚包主張利用空餘的時間去欣賞天津有名的京戲，但我對此無甚興趣，翌晨即乘輪，經過四天之後，抵達滬濱，我們上岸後，乘着一輛馬車直到蔡和森的住所。這是黨中央的機關，我們就在這襄住下。蔡和森為法國勤工儉學生之一，當時黨中央委員，《嚮導》機關報的主編。他的外表有點與眾不同，身材高而不大，頭小而尖，兩肩甚寬，看來同他的瘦長的身材頗不相稱；面容憔悴，舉止呆板，談吐枯燥，使人一見便感覺索然無味。

    他的妻子向警予是一個身材矮小，面貌尚清秀的婦人；態度嚴肃，有點超乎尋常；口齒清爽，但不喜和同志們交談，缺乏一般的和藹和熱情，消教徒的色彩很濃厚。她在法國時便同蔡和森結合在一起，為當時黨里年齡較長資格較老的女同志。

    當天下午，包帶我去訪問鄧中夏，他原為北京大學的學生，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之一，同時也是初期共產黨作工人運動的重要幹部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鐵路工人運動，但自一九二三年「二七」京汉路總罷工失敗後，他流亡上海。當時他為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負責者，上海大學的事務主任。他的態度誠懇，熱忱，不亢不卑。经過包將我的履历約略介紹之後，他便建議要我在他所主持的機關工作，我當時未置可否；因為我要等待黨中央的决定。

    第二天晚上，包慧僧已約好黨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在瞿秋白的家里會談，我們按時便到寶山路三德里瞿的住宅。那是一座小型的西式樓房，清潔而歐化，他身材瘦弱，背有點屈，面色青癯；學者的氣氛很濃厚。他對文學和社會科學據說都有修養，俄文甚好，為黨中央委員，兼編新青年季刊，上海大學的教授兼社會科學系的主任。

    陳獨秀不但是人所共知的「五四」運動的权威领袖，而且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和總書記，這位在中國历史上起過巨大作用而且正在起着作用的人物，每一個革命的青年，對他自然發生一種敬仰，我一見面，對他便肅然起敬。他的頭部，頂平额寬，頭髮到頂，兩眼放射着光芒，表現他有充分的智慧；他的精神飽满，风度瀟洒，談吐饒有風趣。當包把我的履歷和在武汉的一切鬥爭過程擇要介紹之後，他們對我這次來滬，表示歡迎。陳獨秀首先對瞿秋白说：

    「從陳碧蘭同志的歷史和鬥爭的經過看來，她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女同志，上海方面就缺少能夠接近群眾的女同志。她最好一方面學習；同時做點女工運動。」

    瞿秋白接着說：

    「她的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女同志，我想還是讓她在上海大學讀書；另一方面學習俄文，將來再送她到蘇聯去學習一個時期，那麼，將來的作用還會更大些。」

    獨秀毫不猶疑地回答他說：

    「這樣很好，暂時她就住在蔡和森夫婦那里比較方便，生活費用由中央負担；學校方面就由你負責去辦好了。」

    瞿秋白面對着我說：

    「就這樣决定奸了，明天我就去替你辦入學手續，過兩天你就到青雲路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去找我和施存統。他的家就在學校隔壁。」

    我興奋地對他们说：

    「那真好極了！我來上海的願望就是希望達到这兩個目的，尤其希望將來能到蘇聯去學習，因我現在無论在任何方面还是很幼稚，需要認真的學習。」

    關於安排我的問题談完之後．包慧僧向他們報告关于北京黨內所發生的一些事情，随后又谈了某些黨內的工作问题。

    我們离開瞿秋白的寓所，已是深夜了，我們漫步走回來。我覺得自己好像長着轻翼一般，心身轻快，腦子里充满着對於自己前途的希望和喜悅！不但到上海大學的目的已經達到，將來到蘇聯學習的願望也有確定的把握了。当晚，我簡直興奋得不能成寐。

    住在这里祇有幾天，我便随同蔡和森夫婦搬到另一座規模較小的房屋里。他們把我安置在樓下客厅后面樓梯旁邊的一塊地方，既無窗戶，也沒有房門，只有一張床和一張小桌子，連一張椅子都沒有，我的衣箱便只好放在桌子上。由於我住的地方沒有光线，他們便在樓上，即他們所住的前樓後面臨窗摆一張小桌子和一張椅子，作為我讀書寫字之用。此外，樓上还有一间方正的光线足夠的小房間(上海稱為亭子間，建築於厨房之上) ，作為女傭的居室。我倒覺得：那間完整而光线充足的小房間對我居住和讀書更適合，因它有很大的窗戶和房門，我可以把門关起來安靜地作我的功課或看書。但既然由他們安排已定，而且我和他們刚認識不久，當然不表示任何意見。

    次日清晨，我便到青雲路去找上海大學，因初次來上海，邊走邊問，終於找到了。從上大的門房那里得知了施存統的住宅，当我去拜訪他們時，瞿秋白也在那里，他告訴我：「你的入學手續已辨好了，明天你就到社會科學系來上課奸了。」

    施存統初次给我的印象：朴素，誠懇，但有點书生气。他是日本留學生。在五四運动後，他作了一些反封建的文章，尤其提倡「非孝」，颇著盛名；隨後又作了許多关於討論社會主义和無政府主义問题的文章，因而在初期共產黨里取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曾作過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總書記。但当我到上海時，他已不負黨或團的任何责任，而只是在上海大学社會科学系当教授，主要的課程是教經濟學。

    他的妻子王一知也是同志，中等身材，眉目清秀．可稱「小家碧玉」。除了略嫌肥胖而無曲线外，算是一個具有相当吸引力的女子；對人的態度和藹自然，这便是我初次對她的印象。

    在他们家里來往最密的，要算是瞿秋白和我以及丁冰之(即后来成名的文艺女作家丁玲)和她的女友王剑虹。这里便成為我們幾個人的休息室了。經過了一個時期，由於我常到瞿的住所，我覺得他不但有社會科学修養，而且還有文学的修養，俄文很好，他也是我們社會科學系的俄文教師。當時，由於他對我的关懷和期望，我對他不但很尊敬，而且还有相当的友誼。

    丁和王都是文學系的學生，當時还談不到有很好的文学修養，不過愛好吧了。她倆是一對形影不離的變態同性戀爱者，都具有極濃厚的無政府主义傾向，極端的主觀主义和極端的自由主義。她們高興怎樣就怎樣，絲毫不顾客觀的环境。她倆往後都一同狂熱地戀爱着瞿秋白。他們在戀爱的過程中，無論遊覽或娛樂總是三人聯在一起。從外表看來，她們二人都说不上漂亮。丁雖然身材肥而不夠高，但她却有一雙迷人的大眼睛和兩個酒窩；王則身材矮小，瘦弱，頭髮稀疏，看得見頭皮，像一個發育不全的女子。從她們的個性上說，丁的風度瀟洒，浪漫豪放不羈；王則孤僻，傲慢，但她具有某些旧文學的修養，能作舊詩詞等。也許正由於王的這種孤僻傲慢的性格和懂得舊文學的原故吧，才吸引了病態革命家瞿秋白的憐愛。每一個接近和關心瞿秋白的朋友和同志，都以為他所選擇的是丁冰之。當他宣佈王劍虹為他所戀爱的對象時，大家都出乎意外。丁從此情感失常，時哭時笑，狂放不羈。

    我同蔡和森、向警予住在一起，雖然經過了幾個月，但同他們之間的情感始終不能聯繫起來。除了每天兩次同桌吃飯外，差不多沒有機會見到他們，更沒有機會同他們談話。因為他們整天都关在自己的房間里；即在一起吃飯，大家也不開口說話，在每次吃完飯時，總是向警予连聲說：「好恰!好恰! 」 (湖南人讀吃作恰音)的寒喧稱贊來擊破沉悶的气氛，但這並不能清除我內心里的窒息。在性格方面，我覺得和他們相處宛如冰炭之不相投。我一向爱朋友，热情，喜歡談笑，但同他們简直无話可說。他們的生活是異常之單調而不合乎人情和衛生。蔡除了寫作和每星期一次出席上海大學教职員支部會議外，整天躺在床上看報，不出門一步，也沒有任何朋友和同志的私人來往。陳獨秀和瞿秋白雖然照例每星期來一衣，但都是開中央常務委員會，而不是私人的來往。我對他說不上有多少尊敬和好感，只覺得他是一個古怪的革命者，一個同志而已。

    向警予最初給我的印象還不算壞，樸實、態度嚴肅，雖然嚴肅之中有些呆板，我仍舊是相當敬重她的。但相處了幾個月之後，我覺得她雖然比我年長得多，而且到過法国勤工儉學，但她從沒有给我任何教益，沒有同我談過任何問题，也沒有問過武漢和北京黨內的情形，尤其是曾經在武漢轟動一時的湖北女子師範的学潮(這一段故事，北京的某些男同志听起來都很有興趣) 。雖然我有時乘機片段地告訴她一些情形，但她却不感興趣，我當然無法多談。經過一個相當時期的細心觀察之後，我對她的尊敬之心便逐渐減退。我覺得她的個性古怪，不合人情，心胸不開闊，擬男主義和清教徒的色彩很濃厚。她的年齡當時還不過二十七八歲，但已經像一個尼姑或老太婆型。她和任何同志的關係都很壞，尤其是陳獨秀、瞿秋白和施存統等，都很討厭她的那種清教徒式的態度。有時他們同她爭論甚至衝突(當然她對陳客氣些，陳批評她時她不抵抗；但以陳的性格和風度來說，對她更看不慣)。她和我之間雖然從未衝突過．但她對我是漠不關心，冷冰冰地絲毫沒有同志間的關懷和友誼。

    從我當時的境况說，擺脫了家庭的關係(母親逝世不久) ，離開了舊有的朋友和同志，隻身來到上海，在畢目無親、人地生疏的情景之下，雖然黨中央對我的安排是超乎尋常的(我是唯一享受這種特权的黨員，以前沒有過，往后也沒有) ，但在生活方面，由於唯一接近的人是如此的冷漠無情，难免感到悽涼和寂寞！每當清晨從萝中甦醒時，躺在樓梯底下罩着一頂蓝灰色的破帳子的床上，感到一陣一陣的心酸! 尤其當我同向警予商量把女傭人住的樓上的小房間和我樓梯底下的床鋪掉換而遭到她的拒絕時，真出乎我的意外! 因我所需要的只是一間有光线房間，便於讀書和写字，生活比较方便些，而女傭人只需要一张床睡觉，她白天里根本不到她的房间里去。像這樣的要求竟被拒絕，我只好忍气吞声地住下去，不愿意将这種生活上的小事情向任何同志伸訴，只是自己暗自伤心而已。

    此外，最不合衛生和感到痛苦的，便是早晨和傍晚女傭在厨房里燒早餐和晚飯時木材的濃煙(燒午飯時我上課去了)，像催淚弹岂樣，每一個人的眼捩都不停地往下流，至少需一小時以上之久，陳獨秀每次遭逢这種滋味時，他總是說：

    「警予! 你耍想個辦法呀！这很不衛生，尤其對和森氣管炎和咳嗽更不相宜，我看別人家沒有这樣煙的。」

    儘管他時常這樣勸告，但向仍舊不管，她也不到厨房里去看一看，把那個原始的燒飯爐子换一個有煙筒的就沒有問题了。事後想來，她的這種頑強和固執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一种強烈的婦女主义傾向，不屑管理家事的心理所致。一般的家庭傭人都稱女主人為「太太」，但她却要她的女傭人叫她「向先生」，同叫她的丈夫「蔡先生」一樣稱呼。假如有人叫她「蔡太太」，她會当面斥责人家說：「下次不要這樣稱呼我。」這是反映中國婦女長期受封建制度的壓迫一種幼稚的初步解放的意識形态，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婦女解放的正確觀點和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