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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陸各城市的大學生演出示威遊行，並大夥兒在校園焚燒報紙之後，我們在電視裡看到這些鏡頭，既爲之血脈僨張；又爲之心旌搖搖！

因爲無論在世界上的任何國家，若有數千大學生舉行遊行示威，而又此起彼落，都將認爲是大件事；何況在中國大陸已經將近四十年不見這般情景了！茲一旦連續出現這陣容滔滔的塲面，叫人如夢如幻之餘，又充滿了新鮮與刺激之感！

    大陸各地的大學生能結隊上街遊行示威，人人都會感到這是「好現象」，因爲學生們「敢上街遊行」與「不敢上街遊行」，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相信大家對此都能理解，用不着多說。

    不過，海外關心國事的人們，多數皆不太躭心學生遊行示威的事態會擴大，卻對遊行後所產生的影響，寄以較大之關切，諸如：

    一、大學生們的遊行示威行動，主要是爭取民主，這對當前的改革派是否能助長聲勢？能否發生推動（加速）的作用？

    二、相反地，這行動是否會給予頑固的保守派以口實，用以打擊改革派，反而產生相反的效果？

    但筆者個人則以爲，大陸大學生之遊行示威，爭取民主是大前提，其間還附帶有爭取他們在校內的一切活動與行動的民主與自由，諸如由他們自行組織不受任何干預的「學生會」，即屬其中之一。

    總之，今天的國內大學生，雖有勇氣上街遊行、示威、燒報紙，相信他（她）們將不致搞出難以善後的局面。

    中國人在近四十年來，因爲受到毛澤東生前（尤其是晚年）一連串錯誤政策之累，已失落了一代，從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權起，算起來現在的大學生已經是第三代了！中共的第一代，人才濟濟，可是歲月無情，已經老的老、死的死，僅餘鄧、胡、趙、李，……幾位，抖擻老精神，在力圖改革。至於第二代的人才（因爲失落了），則猶如海底撈針，好不容易才撈到胡啟立、李鵬，……等，有數的幾位，亦即前此所謂的第二梯隊人物，希望他們能承先啟後。所以我奉勸如今北京的高層領導人，應多多珍護第三代，應曲意培育第三代，因爲他（她）們絕不似當年的「紅衞兵」，沒有高高在上的毛主席，「紅」既不可，「衞」亦不能！也絕不似抗戰勝利後的各地大學生，因爲政治情勢的不同，爭取的目的亦互異。若細心體察他（她）們遊行示威的起因，似與心情苦悶，欠缺一份中心思想有關。

    近閱報戴，方勵之、劉雁賓、王若望，傳已開除黨籍，相信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時也「化」不起來，遊行示威，亦將適可而止了。

    寫至此，筆者腦際卻浮起重重舊景，從如今的學潮，不禁回想起當年的學潮。

    筆者出身於從前昆明的「西南聯大」，當時的「聯大」，有學生運動發源地之稱，在戰後的那幾年，筆者曾參與多次的遊行示威，留有深刻的感受，曾想將這一段親身經歷作一有系統的記述，因忙於生活，始終未果，而今趁此機會，不妨了卻這一心願，且在下面慢慢道來：

    筆者是抗戰勝利那年才踏進大學門口的，自勝利之後，從復員開始，便一直鬧着罷課、遊行示威、逮捕、饑餓、直至大陸易手爲止，我做學生的所謂「黃金時代」，就在這暗淡的四年期間渡過；對於當年的學生運動，筆者也曾多次親身經歷，時光荏苒，三十多年一幌就過去了，在此後這些年中，雖不再遊行示威，但眼前兒女繞膝，卻爲生活而奔波；午夜夢廻，每空自惋惜當年的那一派豪興！

    學生運動在戰後那動盪的幾年中，可說不絕如縷，最先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十二月，率先產生了昆明的「一二、一」學生運動。

    在未講這次學生運動前，先有介紹一下當年學生運動的發源地——「西南聯大」的必要。

    自一九三七年蘆溝橋抗日烽火初起，當時在北京的幾間大學即預備內遷。北京西郊清華園的國立清華大學，北京城內沙灘的國立北京大學，天津六里台的私立南開大學等，奉教育部命內遷長沙，合併爲「臨時大學」。翌年（一九三八），因長沙常遭敵機的轟襲，加之戰事節節失利，武漢告急，「臨時大學」又奉命再遷昆明，並改名爲：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或「聯大」。當時，一部份「臨大」師生取道廣州、香港，繞經越南海防而去昆明；一部份則搭乘其他的交通工具到昆明報到；更有一部份是從長沙經湘西步行幾省而到昆明的。領隊的就是當時清華的中文系教授聞一多，他在數月的奔波中，連鬍鬚也沒有剃過一次。另外也有一些教授同行，如師範學院的黃志堅，名劇作家袁俊（即張駿祥，後爲「聯大」的外文系講師，他的劇作「萬世師表」中有一幕曾以這次長途步行爲背景，寫出沿途顛沛流離而又朝氣勃勃的生活。）

    大家陸續到達昆明後，因校舍不敷，文法學院一度曾設於雲南南部的蒙自；蒙自這地方原甚荒僻，一下子來了這許多大學生，不但震動了這小城，並且也鬧了不少笑話：

    清華的一些學生，初到蒙自時，有的還着西裝，當地警察少見多怪，甚至以爲他們是中央大員，給他們立正敬禮。有些當地人對女學生的服裝，常出粗言嘲笑，於是女生從宿舍到校上課，也需要校警沿途保護，以免爲街頭的頑童投石，過了一段時間，文法學院始從蒙自遷住昆明。

    當時西南「聯大」的組織也不同於其他大學，它是不設校長，而採用委員制的。由清華校長梅貽琦、北大校長蔣夢麟（梅、蔣兩人皆已在台灣病逝）及南開的校長張伯苓（一九五○年病逝天津）組成校務委員會，但這個校務委員會並不掌握學校大權，實際掌握學校大權的則是「教授會」；而「聯大」當時教授陣容之強，可稱無敵；香港中文大學前任校長李卓敏博士，當時就在「聯大」法學院任教。其後也人材輩出，如曾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楊振寧博士就是當時「聯大」的學生。

    儘管「聯大」擁有全國第一流的教授，學生也可稱得上集中了民族的英華；但，誰都知道當時「聯大」的物質條件很差，校舍設備簡陋，教職員過着清苦的生活，學生更有不少家在淪陷區的，經擠接濟斷絕，迫得除了上課外，要在校外兼職；較好一點的，在昆明市的中小學任教，有的甚至賣報來維持生活。學校雖有公費；但那點公費是很難維持生活的。正爲這冷酷而無情的現實，使「聯大」的師生對現狀頗感不滿。其時戰事方殷，物價高漲，有的教授學生被迫要出賣自己的衣服用具，來維持食用，所以「聯大」的「民主牆」（即學生用的佈告欄）上，就出現了「荒年賣的傷心兒，不賣衣裳難活命」這樣的字句。他們不再是「天之驕子」，而是在爲生活掙扎。他們不滿於現狀，常用「文字」來表現他們對現實的批評；「民主牆」上每天都貼滿了些既辛酸又尖銳的文字；當時，人們常稱「西南聯大」是「民主堡壘」，就是在這樣情形下產生的。「聯大」的教授，甚至校務委員，對學生是采放任政策的，誰都可以在「民主牆」上發表自己的意見，去批評學校甚至政府；但當時還不曾發明「大字報」這項稱呼。

    造成「聯大」這「民主堡壘」的另一客觀原因是：其時，雲南尚是龍雲的天下，誰都知道，龍雲對中央的關係是微妙的；「聯大」師生所攻擊的是中央，所以他也不聞不問。但在一九四五年秋，情況有變了！一夜之間，雲南發生「兵變」，中央掌握了雲南，龍雲被「邀請」到了重慶，請他出任軍事參議院的院長。龍雲的軍隊被「解決」了，由中央軍將領關麟徵就任爲昆明的駐軍司令，李宗黃代理省長。雲南遂爲中央所統治，並且下了戒嚴令，其中甚至有「不准集會結社」的一條。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日本雖已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了；伹國共內戰的陰影卻籠罩着每個角落。十一月廿五日晚，「聯大」的學生在新校舍舉行了「時事座談會」，參加的除「聯大」學生外，並有雲南大學、中法大學、省立英專及一些中學生，爲數約近三千人。事先，昆明的駐軍司令曾有公函致「聯大」的學生會，說昆明情形特殊，且有戒嚴令，要求取消這次座談會；但學生卻認爲集會是人民的自由，何況又在校內集會，駐軍無權干涉；最後並「請」駐軍來「保衞」他們的集會。

    是晚的會議進行得很熱烈，許多教授都被邀演講，一致指責內戰；但其中也有人發言指責軍隊的，內容確對軍方帶有些侮辱性。最後是社會學系的費孝通教授發言。

    就在這時，校外鎗聲突起，一時會塲秩序大亂；費孝通大聲要求維持秩序，不久鎗聲停止了，學生也恢復了平靜，但剛才的鎗聲顯然激動了費孝通，他高聲向大家說：「我們是在子彈下要求停止內戰！」

    相繼又有許多學生上台發言，有的指責內戰，有的指責昆明駐軍對他們的侮辱。

    本來，事情也不會擴大的，但散會後，卻發現駐軍卻包圍了「聯大」的校舍，不准學生出入，以致「聯大」以外的「雲大」、「中法」等學生，只得在「聯大」操塲上過夜。

    翌日，昆明出版的「中央日報」刊有一段小消息，大意是說昨晚在「聯大」新校舍附近發現有「匪徒」在「圖謀不軌」，被駐軍「圍剿」達一小時，後「匪徒」因不敵而散去云云。這卻激動了「聯大」的學生，他們要求罷課，向駐軍司令關麟徵及代主席兼雲南省党部秘書長李宗黃請願，並且提出質問：

   「昨夜駐軍用機鎗，甚至小鋼炮射擊「匪徒」達一小時之久，請問：「匪徒」是從那方來的？又逃到那方去？爲什麽不再追擊？」

    又問：「既然射擊一小時，『匪徒』死傷若干？死者在那裡？傷者又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