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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談的是民國卅四年十二月一日的昆明學潮，它又簡稱為「一二·一學生慘案」。話從抗戰勝利談起。民國卅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之時，第五軍駐紮在昆明，當時軍長邱清泉，副軍長高吉人（現擔任國防部參議），我擔任政治部副主任。當時的制度是副軍長兼政治部主任，軍部政工的實際工作則由政治部副主任負責。

    勝利初，雲南省主席仍為龍雲，他當了二十幾年的軍人，儼然有西南王之稱。共匪極力想利用封建殘存勢力，想盡辦法詆毀蔣委員長，破壞政府威信。政府是時仍在重慶，見雲南封建殘存勢力與共匪交相呼應，覺得有必要採取斷然措施，因而決心改組雲南省政府。

    卅四年十月間，政府以駐昆明之第五軍為後盾，以李宗黃從重慶帶來委員長決心改組的命令，在一夜之間不費槍彈而將省府拿下來。龍雲此時雖在五華山區有一師之眾反對改組，但兵力非第五軍之敵，終於還是交卸職務（十月二日重慶在名義上發表龍雲為參軍長，幾經勸駕而就任）。新主席發表為盧漢（十月二日），而盧漢當時在河內，因以民政廳長身分的李宗黃暫代。這是第一件事情，另外雲南省府改組後，我們所注意到的是西南聯合大學的問題。

    昆明在當時的大專院校有四個，即西南聯大、中法大、雲南大、英專等，其中西南聯大是共匪滲透最深的學府。早在民國卅三年抗戰勝利之前，西南聯大即有聞一多、李公朴、潘光旦等教授所領導的民主大同盟，平素對青年學生的言論頗為偏激，經常詆毀中央，破壞政府威信。當時第五軍軍長邱清泉（軍校二期）為領袖最忠實的信徒，他感到未改組前的省政府、省黨部（負責人褒承潘）、軍隊特別黨部（書記長樓兆元）以及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高雲裳）等，雖負責黨團工作，但對雲南反動勢力皆不敢與之鬥爭，只有附和。第五軍當時駐防在昆明以北的北較場，邱軍長問我：「西南聯大被共匪滲透，打著民主同盟的招牌，究竟有哪些教授，其思想言論到底激烈到什麼程度，可否設法去瞭解他們？」研究結果，我和西南聯大訓導長查良釗先生接頭，以邱軍長出面邀請這幾位教授參加座談會，希望從座談會中他們所發表的言論去瞭解他們的態度。

    座談會在卅三年十月間於北較場舉行，軍方除邱軍長、我，還有羅友倫（軍校七期，當時叫羅又倫，後來有一次總統下條子誤為「友倫」以後自動從其誤），宋長治（當時為軍法處長，今為高雄市議員）共四人，教授有聞一多、馮友蘭、楊西孟、潘光旦。座談會以邱清泉為主席，討論題目為反攻問題，當時日軍正在攻打衡陽。座談會中主席簡單報告後，楊西孟以經濟學專家立場發表很多對當前的財經問題看法。聞一多卻不發一言，主席則無論如何要他發言，因為此會主要的目的就要瞭解他的思想態度。幾經敦促後，他終於說道：「今天談軍事反攻問題，政治、經濟各方面當然有關，但應以軍事為首要，而在座則以主席為軍事權威，在我發表意見之前，容我請教主席幾個軍事問題。」他隨即問了四個很厲害的問題：「第一，衡陽是不是能守得住？第二，如果守不住，日軍是不是繼續前進？第三，如果繼續前進則往哪一方向，是廣西還是貴州？第四，如果往這個方向，則可能打到哪里？」對於這種問題，邱軍長首先聲明：「如果以我本身職務的立場，我是一個軍長，為了軍事的機密性，即使知道了，我也無法答覆你，但好在今天是一個學術性的座談會，我姑且以研究問題的性質來談談。」他隨即坦率地答覆：「第一，衡陽守不住！」當時衡陽是二○七師（方先覺）防守，邱軍長以日我雙方裝備實力等著眼，說明我方守不住的理由。「第二，日人當然繼續前進：第三，根據軍事地理分析，繼續前進以貴州之可能多於廣西；第四，可能打到獨山。」這是軍長以軍事眼光所作極為確切的結論。聞一多聽完站起來，終於說：「今天我們各方面的專家都有，而軍事方面只有主席是唯一的權威，現在聽了主席的結論之後，我們談反攻問題還談什麼呢！老實說，今天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部已經沒有希望，都得重新改革，換句話說，就是要造反！我們唯一還存有一點點希望的只剩下軍事，而今連軍事都已沒有希望，日本人一打，我們就沒辦法守，那我們還談什麼呢！那麼，現在我們只有一條路，就是全面的造反，全面的革命！」在一個革命的營地裡，他叫著要革命、要造反，其思想言論之偏激已可想而知。在座其他人都以驚奇恐慌的神色看他，既然要「全面造反」了，座談會也開不下去了。吃中飯的時間，年輕的羅友倫（時為上校團長）拿著一杯酒敬他：「聞先生，我敬你一杯酒，你剛才說得很對，今天我們青年必須走一條路，你是知名的學者，應該指導我們青年人，究竟我們應該走哪條路，請你告訴我們！」羅逼問他，聞一多一時張口結舌面紅耳赤不知如何作答。他的目的當然不是走三民主義的路，最後不歡而散。

    我補述這一段的目的，乃是要使後人瞭解西南聯大當時師生的思想狀況。當時西南聯大的民主大同盟受了共黨的滲透而成為其外圍，從這個座談會中他所發表的言論裡，可以瞭解其激烈的程度，此後我們對西南聯大聞一多這批人特別注意。照理，第五軍只負防守昆明之責，軍人不宜幹政，但當時的省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雲南省軍隊黨部這些機構，都不敢正面拿出力量與匪鬥爭，邱軍長熱愛黨國，認為以黨員的身分，也必須盡己所能去與匪奮鬥，西南聯大及其教授乃是繼省府改組後為我們所注意的一大問題。

    學潮的序幕將要開展。抗戰由於勝利得太突然，雲南無法復員的軍隊有二千多，軍官組成軍官總隊（又叫軍官團）駐在北較場，以余詔為團長。打了八年的仗，勝利而一下子潦倒地退下來，當然滿腹牢騷，因此管理得較嚴格，平素無法隨便外出，但軍官總隊在以後的事件中還擔任了要角。

    卅四年十月初雲南省府改組後，共匪積極利用龍雲所遺留下來的封建殘存勢力，這批省府舊的班底由於遭受冷落，人人心懷不滿，如民政廳長陸子安等是，當時打著民主大同盟的一批人就與他們勾結。十一月初，他們設計採取六個步驟來對抗政府：第一是罷課：第二罷市；第三罷工；第四抗租：第五抗稅：第六不當兵。要達成此項計劃，他們所採取的方法是發動青年，舉行座談會，要美國人退出國土。我們所獲得的情報是錢端升、聞一多這般人於十一月廿六日（按：據一般記載疑為廿五日）在雲南大學禮堂舉行座談會，其目的首先要發動罷課。我跟邱軍長報告，邱軍長說：「你跟省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方面協調協調，看他們有沒有辦法。」結果經我一問，他們說：「要開座談會，那有什麼辦法呢？」沒辦法！邱軍長便說：「我們想辦法使這個會開不成。」我說：「報告邱軍長，好事情我不一定會，搗亂我有辦法！」軍長問什麼辦法，我說：「他們歡迎青年參加，我也帶些人參加，使他們開不成，就是開成了，他們講一套，我另講一套，他們標榜言論自由，不能不讓我講。」軍長說：「好吧！你就帶些人去吧！」我於是帶了一百三十個包括軍事諜報員、情報參謀、連指導員等去。

    那時我才三十一、二歲，年輕人有勇氣而無智謀，現在回憶起來也很輕率。我所帶的人每人身上帶一把二十幾發的駁殼槍，當天便衣，以我為首帶到雲大去（按：此次學生聚會疑似因故改於聯大操場召開）。當時座談會的主席是西南聯大教授錢端升（錢原為國民黨員，後脫離黨，為聯大名教授），在場有一千多人，他們的職業學生有限，發言者都是事先指定安排好了的。主席開場白之後要大家發表意見，我第一個舉手，跑到講台去，我曾在雲大演講過，和青年朋友很熟，底下的學生便大叫：「他是第五軍政治部副主任！」同時底下還有很多人舉手要講話，他們不要我講，我偏要講。正在拉拉扯扯之間，有人從背後突然給我一記耳光，隨著，底下我的指導員看我挨了揍，便拔槍對空鳴槍，槍聲一響，秩序於是大亂，男男女女到處跑。正在這個極紊亂的時候，錢端升用了兩句有千鈞之力的話穩定會場，轉變會場情緒。他說：「青年朋友們！不要驚慌，我們要在槍聲底下求得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這真是鎮壓會場的名言，會場秩序被他穩定了，這兩句話一直至今印象極深。年青人都喜歡表現勇氣的，秩序冷靜了一陣子，但最後女學生沉不住氣還是跑。會終於沒開成，但卻幫助了他們，因為我的招牌被打出來了，給他們一個藉口：「軍人來干涉我們！」

    第二天終於趁機罷課，他們原先的計劃便是罷課，而今目的果然達成。十一月廿七日開始罷，四個大學都罷，並且組織了罷課委員會，到昆明二十幾所中學去把講台上課的老師拉下來。接著，部份中學也跟著罷，看了沒辦法。到了廿八、九日，我們於是也成立了「反罷課委員會」，背後乃由第五軍政治部負責，地點設在如安街七十二號，就是雲南省軍隊黨部負責人樓兆元（今國大代表）辦公的地方。可是我們又錯了，罷課委員會組織學生到中學去拉下老師不上課，到街頭講演，我們也組織人到街頭演講，搞不好又在街頭打架。滿街打架，街頭大亂，商人趕緊關門，於是滿街罷市，他們第二步驟又輕易達成了，事情越來越嚴重，學生見了穿軍衣的就打，他們知道這是軍隊主持的。不巧，正在滿街打時，軍官總隊的人也挨揍了，事件開始緊張。

    星期日，軍官總隊有八個人，還不知道城內已經鬧了事，著軍服進城，到昆華女中前挨了痛揍，八名軍官鼻青眼腫地回營，換得來二千多名軍官情緒激昂：「那還得了，我們抗戰八年，不顧生死地奮鬥，使這些公子哥兒在後方念書，現在居然還打我們！」二千多軍官激動起來了，後來把事情弄清楚，是共黨在組織罷課委員會，於是他們也參加反罷課委員會。原來我們和聯大訓導長查良釗先生接洽好十二月三日預定複課，但意外事件終於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