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金典戎将军於抗战胜利之後，是随熊式辉接收东北首批由重庆飞赴长春的人，金氏那时是东北行营的交通处长。因为当时苏军既未撤退，行营其他人员亦多未出关履任。故在初期，只有少数几个人和盛气凌人的苏军打交道，金氏为其中主干之一。

    这一篇文章的内容，完全是纪述金氏本人在东北那段时期的一切见闻和感想，而且是本着「对事不对人」的观点，据实直书，全文约二万余言，从本期起在本刊分节发表。

   　如果有人问我，假如我们的政府，不是在接收东北的时候，在政策和步骤方面，都犯了不可挽救的错误，是不是东北还不致那样轻易的沦入共党手中？

   　倘若对我发问的人，是态度严肃的话，那么，我也将用同样的态度，来答覆他这个问题。根据我个人的实际经验，如果不是我们政府接收大员，对共党集团的判断不明，和处置失常，这一不幸事件，是大致可以避免的，至少，是我们的失败，也不致会弄到那样的悲惨！

　　从宣传说起

    直到今天为止，我还是一直的不同意我们政府的宣传人员，那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宣传手法。他们为了掩饰自己这一方面，因处置不当而引起的失败後果，每每对敌情方面，加以夸大的渲染。不是说敌人方面的武力如何的凶狠无敌；就是说敌人方面的计划如何的详尽周密。语意之间，好像是我们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命运，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一切是活该如此！

    其实，共党集团里面的军政头子们，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并不见得高明到怎样的神机莫测，更没有我们宣传家口中所渲染的那样神秘，说穿了，他们不过是一群常人而已！可是，就因为这样，他们才发挥了「群」的作用。这也恰恰的符合了中国俗语所说的「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说法。

    因为共产党徒的代表们知识有限，所以当他们同我们交手时，每每是「说了不算」；又因为他们缺乏独立自主的性格，凡事均须向上级请示，所以在他们同我们举行会谈时，又每每是「拖延时间」；再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脑海中充满了自卑感的关系，所以在把事情闹僵了的时候，他们又会突然的「改变态度」，而使问题「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突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坚强与主动

    我不管是不是有人同意我这种说法？但我坚决的相信：我们以往的失败，不是因为共产党徒比我们高明，而是由於我们太不成了！不是共产党徒具备了种种成功因素，而是由於我们这一方面，早已具备了种种失败的条件。

    英国有一句格言是：检讨过去，研究现在，策定将来。试问：我们政府现在执政诸公，有检讨过去的勇气否？有研究现在的决心否？有策定将来的远见否？

    我认为同共产党徒打交道，为争取「先制之利」起见，至少是要把握住以下三种原则：第一、立场要坚定；第二、手法要主动；第三、态度要强硬。可惜的是，在自由世界这一面，永远的是把握不住这种原则，以致处处随伴着共党音乐在跳舞！

    如果有人认为，若像我所说的这样去对付共产党徒，极易引起正面冲突的可能。那我将要郑重的告诉这些人：妥协不能换取和平，恐惧尤其是不能避免战争。共产党徒认识的就是力量，当军事优势掌握在自由世界手上的时候，它们无论受到任何打击，和遭受任何刺激，它们都不会轻易的发动战争；在相反的一面，当它们一旦自信有战胜自由世界把握的时候（或者是由於他们估计的错误），无论自由世界对它们如何的让步，战争都将无法避免！

　　对事不对人

    为了证明我说法的无误，我打算把我在抗战胜利後，奉命参预接收东北的经过，在这里作一个概略的叙述。我也知道，我今天来谈这个问题，也许会牵连许多朋友在内。但我敢保证的说，我的一切看法，都是本着「对事不对人」的观点，即或我的论断与当时的情形，多少有一些出入的地方，那也该由我个人负责，不但与政府的政策无关，而且也与参预接收的其他朋友无关。

    为明了这件事的失败真象起见，在未叙述东北接收经过以前，我打算先由中苏的一段「秘密外交」说起。因为我认为这一问题的成败，是我们东北接收工作遭受挫折的主要关键。

    当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东北接收工作正在春云初展的时候，在长春和重庆两地，曾先後发生过两次「秘密外交」谈判事件。直到後来接收工作逐步恶化之际，我才知道，那两次谈判的成败，关乎中苏邦交的变化很大，并且在不久的时间以後，也间接的证明了苏俄的决心全力扶植中共，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谈判没下文

    这两次的外交谈判，其重要性虽然如此重大，但在当时的新闻报导方面，却只是轻描淡写的作了如下的一个简单宣布：「苏维埃政府，已向我国提出有关东北经济问题的建议，我政府当局正予以慎重考虑中。」这当然是根据官方通讯社发布的消息，一种「等因奉此」的照例老文章。此後的发展如何，以及谈判的结局怎样？那更是消息杳然，一直的也没听到它的下文。

    不但国人不知就里，大都忽略了这个新闻的重要性；就是笔者本人，当时身在东北，是亲身参预其事的人，也只知道此项交涉在重庆谈判陷於停顿，究竟详细经过情形如何？也不得而知。

    直到当年十二月东北接收失败，所有去东北接收的人，不得不作「外交撤退」，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我回到了北平的时候，我才从我的一位老朋友——当时的内政部部长彭君颐先生口中，听到了这件「中苏经济谈判」失败的经过。

　　看中苏盟约

    按当时的情形来说，我们一时之间，还看不出来它的影响究竟大到什么程度。不过到了今天，事实却摆在我们面前，痛定思痛之余，才使我们深深的体验到，当时参预其事的我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的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不能重视现实的作风，是如何的令人太息痛恨！

    在叙述这件谈判的事实经过以前，我们先应该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回忆一下。当初这个条约的签订，是於一九四五年八月，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率领外交部长王世杰等，前往莫斯科签订的。

    那个条约，在同年八月廿六日，由中苏两国政府同时公布。其主要内容为：

    （一）中苏两国为共同维持远东和平，经商定共缔同盟友好绦约，为期廿五年。

    （二）苏联承认东北仍为中国的领土。

    （三）日本投降後，驻东北之苏军，当於三个月後开始撤退，全部主权，移交中国国民政府接收。

    （四）旅顺、大连之租借期为廿五年，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

    双方政府所公布之条款，大致如此，此外有无秘密条款，则不得而知。

　　苏节外生枝

    谁知，当我们由重庆飞往东北进行接收的时候，苏方却节外生枝的，提出来「共同建设东北经济问题」的额外要求。这是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和苏方进行经济接收的当时，由苏联远东军总司今部政治部主任赵可罗夫，代表苏方提出来的。

    它们提出这个建议的主要用意，是除了依照「中苏同盟友好条约」上面所规定的条款，重申对旅大的租借和中长路的共管外，更重要的是要求对於东北的经济，双方面平分春色。

    我们推想当时的情况，也许是日本未投降时，由於我国政府为了要争取苏军在对日作战方面，和我们采取一致的行动，在口头上或者有过这样的允诺，因为苏方的赵可罗夫在提出这个建议的当时，一切都表现着是「旧事重提，胸有成竹」的神态。

    双方参预谈判的人员，大致相等，地点是在长春苏联远东军总部举行。

    自然，这时在重庆方面，也认为只要在不过份损害主权的原则之下，在经济方面，也不妨稍予让步，以期换取它们的顺利撤军。

　　初步的决定

    我们从当时种种迹象观察，只要我们在此次经济会谈上，不与苏方闹到破裂的地步，在那个时候还看不出来它们有坚决卵翼中共政权的意向。

    那次苏方提出的谈判原则是：凡东北方面可以列为国营的经济资源，都设立各种建设公司或矿厂，由中苏共同管理，以期利益均沾。

    我方经过几次研究和考虑，认为此项原则，大致可以接受，但在利益方面，我方却坚持须较苏方稍为优厚的原则，以示主权在我之意。

    双方经过数度磋商的结果，初步决定之内容，约如左述：

    （一）在组织方面：设立各种建设公司，和各种矿厂的组织。

    （二）在人事方面：（甲）如果我方担任董事长，苏方人员则担任总经理；反之，如由苏方担任董事长，则由我方人员担任总经理；（乙）其他一切人事，均设正副二级制度，由中苏双方人员分别担任；（丙）技术人员，均雇用苏方人员，不得延聘其他国家人士。

    （三）在利润方面：我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苏方占百分之四十九。

    综观全部协定内容，除在利润方面，由我方占有象征性的优势以外，其余各款，完全符合苏方的理想。

    在东北方面，中苏双方就地商谈的初步协议，是如此拟定了；但是最後的审核承认，还要取决於重庆和莫斯科。

　　在渝开谈判

    当我方把协定的草案，派专人送达重庆以後，便一直的未听到下文。

    後来，我们知道，这项建议案送达重庆之後，最高当局经过缜密考虑，认为这件事相当重要，於是在原件上手批：「原则可行，交由王部长（世杰）翁部长（文灏）详加研究，并与苏大使进行谈判」。

    那时王世杰是外交部长，翁文灏是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苏联驻华大使是彼得罗夫。

    这时，翁文灏正在华北视察，为磋商此项问题，重庆当局特将其电召返渝。不料翁回到重庆之後，蒋先生已作「胜利巡视」，飞往贵州去了。临行之时，特留一长函交翁，嘱就经济观点，权衡利害得失，与王部长从事研究，并即与苏大使，进行商谈。

    总而言之，蒋先生对於此事自始至终，均异常重视，原则上也大致同意，只是叫主管人员就细则上与苏方详谈，便可以决定。不仅我方对於此项问题，特别重视，即苏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也奉到了莫斯科的命令，饬对此项谈判，必须圆满达成。所以当双方开始进行会谈的时候，苏联方面出席的人员，除大使以外，其他重要馆员、高级武官、参赞、秘书等，均一律出席参加。

　　王世杰反对

    为避免引起外方注意起见，双方在重庆谈判时，会谈地点是选定在重庆资源委员会属下的「中国植物油公司」二楼举行，关防极为严密。新闻界的朋友，在当时更无法获得任何消息。

    我方在事先研究的结果，翁文灏的态度，还表示无可无不可的样子；但王世杰则坚决的提出反对的意见。究竟王世杰何以对这项谈判如此坚决反对，局外人虽然是无法洞悉其症结，但据当时熟知内幕的人透露，说王世杰似乎是了解苏方急欲达成这项协议的弱点，所以坚持必须苏大使撤回有关东北问题某项照会，谈判方可继续，否则，我方将放弃对东北经济问题的谈判。因为这样，所以王世杰当时坚持的态度，使苏大使也不得不为之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