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共痛史」续篇之一：一场虚话的『外交接收』

    笔者去年在春秋曾撰「东北沦共的一页痛史」一文，连续刊载数期，记述我们在东北接收初期，和苏俄方面所发生的种种不愉快情事，而最後终于不得不作外交撤退的经过。但如果要推究起这种失败的责任来，归根结底，不能不说是由於左列几项因素所造成。

　　雅尔达协定种下了祸根

    第一、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一九四五年二月罗斯福、邱吉尔、史达林三巨头，在「雅尔达」所签的秘密协定，在协定中规定着：「开大连市为自由港，由中苏共管中长铁路，和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外蒙古於公民投票後可以独立。」这一秘密协定的签署，打开了苏俄後来可以公开侵略东北的门户，以及给予苏俄可以公然「培植中共实力』的种种藉口。

    如果我们想要替罗、邱对史达林的这种让步，找一合理解释的话，那就是：他们从德黑兰到波茨坦，一直犯了「渴望苏俄加入太平洋战争」的错误，才种下了东北後来沦陷的恶因。

    但事实证明，在「雅尔达协定」签订的当时，日本在军事上已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对战争已渐有不支之势。苏俄加入太平洋战争与否，其实并无廹切的需要。所以当时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鲍尔温，称美国此项措施，为「无防卫的政治布置」，可谓持平之论。

    果然，史达林答应於对德战争结束後九十天内，参加对日作战。但在实际方面，他却於美方把原子弹投在日本广岛、长崎，举世人士都已经知道了日本有投降意向之後，才仓卒的向中国东北进军，以坐享其成！

　　宋子文不签「中苏条约」

    第二、是经「雅尔达秘密协定」之後，罗斯福总统曾派赫尔利大使把这个意思转达给中国当局，并要求中国政府加以承认。据说，蒋先生为了这件事曾经大发脾气，但最後终於不得不派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到莫斯科去商订「中苏友好条约」，以期符合盟国友人的愿望。

    宋子文先生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物，他到达莫斯科之後，看到了这一协定的全文草案，他感到他实在没有勇气签订下去，於是便假「回国请示」的理由，把条约草本携回了重庆。

    蒋先生为了这件事，曾在官邸召集高级官员举行过多次秘密会议，在会议中虽有许多人提出异议，但由於形势的限制，似乎已注定了所谓「中苏友好条约」原则上应受的约束。一个重要的条约，既在先天上受了约束，那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价值。最後，还是由熊式辉提出来两点技术上的修正意见，算是「折衷方案」。熊氏那两点技术上的意见是：

    （甲）关於承认「外蒙独立」一事，必须将外蒙地图列入附件，以免苏方尔後的得寸进尺，对我国需索无已。

    （乙）在条约上另加一条「但书」，即在此项协定签订後，「无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苏俄均须援助国民政府，而不得承认其他政权」——这当然是暗指中共。

    後来，当熊氏把这件事告诉我之後，他还非常得意於他的这两点提议。就是我在当时听来，也似乎觉得熊氏言之成理。据我们当时天真的想法，这样一来，也许可以制止了苏俄的野心，而不致於使它们对东北存过份的想法。

    殊不知，事情隔不多久，苏俄已自动的把这项条约予以撕毁！不但在东北阻挠了我政府的接收工作，而且还用种种的非法手段，培植了中共的武力。

    宋子文先生当时似已预见到了这点，所以他再三的不肯担任签订条约的名义。临时把王世杰拉了出来当外交部长，派他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同苏方签订了这项条约。当时参加的人，有熊式辉和蒋经国二氏。

　　美丽的远景终於消失了

    第三、跟着这个条约而产生的一项政策，是确定了我政府「外交接收」东北的原则；从而才有由蒋经国出任「东北外交特派员」任命的发表。

    老实讲，在国军胜利之初，所有全国的同胞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乐观想法，以为天下太平了，不但东北可以顺利接收，更可把国家从废墟中建立起来而安居乐业，谁又会知道後来的事实，一切都恰恰相反呢！

    关於东北接收工作，在当时人们的脑海中既浮起的都是一片美丽的远景，至於担任接收东北工作的人员，更不用说，也成了当时的最出锋头的人物。那时我们既到了长春，在每日下午三时有一项「高级人员会报」，参加的人选，有行营各处处长、各省主席、各市市长、各特派员及政治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等。但实际操决定之大权者，并不是该项会报，而为由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三位所组织的「三人小组」。

    依照中苏条约的规定，苏俄是只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而且也不得支持其他的政权。可是，苏俄就利用同我国进行外交谈判期间，拼命的装备中共部队，那些从山东半岛、榆县、热河纷纷出开的「游杂部队」，很快的就从苏军那里得到了大批的军火。不到半年时间，那些徒手的共军，都拥有现代化的装备，可以到处滋事了！

    到了这个时期，我们更认清楚了苏俄的面貌是那么狰狞可怕！外交接收既然是走不通，那也只好来一次「外交撤退」了。

　　忽略了国际友人的建议

    第四、是忽略了国际友人的珍贵建议。在我个人所接触过的来华美方军政要员中，我所佩服的人，有魏德迈将军、赫尔利大使和罗伯逊副国务卿。

    那时的罗伯逊先生，是在北平担任美国新闻处长职务，和我不断有业务上的接触，他对中共的深刻认识，有些地方使我们都自叹不如。

    至於赫尔利大使，当时虽奉到华府的命令，着他担任说服中国当局的任务。但他对於当时美国务院的外交政策，却由衷的持相反的看法。

    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他甚至为了这件事，愤而辞去了驻华大使的职务。而且还在辞职之後，立刻发表了一项措词激烈的声明，指责国务院对远东事务处置的失当。

    至於魏德迈将军，更是一位值得称颂的人物。他本来是一位现役军人，前途大有可为，可是，就在一九五一年四月麦克阿瑟元帅被免职之後，他也自动的辞去所担任的军长职务。他也像赫尔利大使一样，在辞职後发麦了一篇声明，猛烈抨击美政府的远东政策。关於东北问题，魏德迈将军曾有两次珍贵的建议，向我国政府提出，可惜，当时的我国当局对於魏氏的建议，都未能作当机立断的采纳。魏德迈将军的两次建议，对外既未经发麦，对内亦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所以才能够一直保守秘密到今。目前本港正在纷纷的译载「魏德迈将军的报告书」，我不知道这篇报告书的内容中，是否包含了魏氏这两次建议在内，但我以当事人的立场，却认为有在这里稍为透露的必要。

    魏氏的第一次建议，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东北接收工作人员，奉令作外交撤退时提出来的。他那时是担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先生的参谋长，和兼任驻华美军司令之职。他看出中国的东北问题，如果有苏俄在幕後作梗，决非单凭中国的外交谈判，所能奏效。所以他向蒋先生建议，东北的接收工作，可交由美军代为接收，然後再交给中国政府接管。

    蒋先生当时认为这样的作法，虽然可以从苏军手中把东北顺利的接收过来，但深恐因此有失国家的体面，经予婉言谢绝。

    这件事本来是非常机密的，当蒋、魏二氏举行此项会谈时，为了避免对外泄露起见，并未经过通译人员的传译，只由当时的侍从室高级参谋，後来出任天津特别市市长的杜建时将军从旁传话。可以说除了蒋先生、魏德迈将军和杜氏三个人外，并无其他人员在座。後来，杜建时和我在北平见面，由他亲口讲了出来，我才知道东北接收中间，还有这么一段经过。

　　至今仍怀念魏德迈将军

    事後也有人怀疑魏德迈将军的意见，即使实行的话，会不会被苏俄所接受，这确是一个问题。但据我个人得到的情报，知道彼时的苏俄，於久战之余，元气大伤，而且由於战後的复兴，处处需依颇美国的帮助，只要美国肯这样做的话，它们还是不能不忍痛接受的。

    魏氏的第二次建议，是於一九四八年他到华北视察以後提出来的。

    那时，我已辞谢了「哈尔滨警备司令」，及「东北行营交通处处长」职务，回到北平任孙连仲将军的参谋长。

    魏德迈将军到了北平，住在东城的励志社我们替他准备好的一所旧王府大厅里。那次奉命指定和魏德迈将军谈军事问题的，是孙连仲将军和我两个人。

    由於我到过东北，那时东北的国军部队，正被围困於长春、四平、渖阳、锦州几个据点之内，无计可施。魏氏在和我们的谈话中，曾谈到由东北撤退以固守华北，待机反攻，以免大量国军在那里枯守，坐待末日的来临一类的话，并徵询我们的意见。

    老实说，以军事眼光来看这一问题，魏的主张是非常合乎当时环境的。魏氏的意思是：把东北国军撤回长城以内，以确保华北。他告诉我们说：「华北不保，则华中危殆；华中危殆，则整个中国大陆将发生动摇！」

    他认为东北现存的几个据点，就军事意义而言，已无死守的价值，我政府应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予以放弃。

    魏氏这两次建议，不仅具有真知灼见，而且坦率诚恳。

    他对於蒋先生，尤其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步。这种血性朋友，求之古今中外，都不可多得，我之所以佩服他，完全基於此种观点。

    可惜的是，魏氏的两次建议，皆未得实施。本港某刊物最近曾指出魏德迈是我国的「第一号友人」，实非溢美之词。

　　「东北沦共痛史」续篇之二：林彪是怎样「贫儿暴富」的？

    我们那次接收东北，飞到长春之初，根据所得的情报，共军林彪进入东北之际，只是带了一批干部，正式的部队，少之又少。但是，经过不到两年的功夫，林彪所统率的部队，已经超过了百万之众。後来，林彪的第四野战军，竟发展到统率十个兵团、三十个军的兵力。他的部队的主要来源，就是东北的子弟兵。

    是谁造成林彪这样的优势呢？我认为我们的那些接收东北的大员，不能辞其咎！因为他们那时在毫不注意中，首先失去了东北的人心！

　　一百三十万伪满军队

    说起来是人所皆知的事，在日本投降之初，谁的眼睛里也没瞧得起共产党，尤其是在东北，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重回祖国怀抱的一股热情，可惜的是，那些担任接收东北工作的人员，当时并没有把「东北人心」，计算在接收的计划之内。尽管东北同胞害尽了「单思病」，提天誓日，愿为祖国效忠，和无条件的献出那颗「赤子之心」，但他们得到的却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一个冷冰冰的答覆！

    当时东北人心何以会忽然间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记得那时我曾和莫德惠、邹作华、熊式辉诸位先生检讨过这个问题。当时大家分析起来，一致的公认，有以下几项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