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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使我最難忘懷的一夜，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晚間陷在西康省的西昌，突遭當地駐軍第一三六師師長伍培英叛變的一幕悲喜劇。西康省原是劉文輝的地盤，自從重慶和成都相繼變色，劉文輝已投入中共的懷抱，而西昌城算是當時國軍在整個大陸上僅剩的一塊小土地。自從那年十一月底重慶陷落，李宗仁代總統已由香港飛去美國，蔣先生亦由四川成都飛往台北，行政院亦遷台辦公，政府已經全部撤離了大陸。西昌雖僻處南服，當時却成爲整個中國僅存於大陸的死角。我們這一批呆在西昌的人，雖仍然要照常辦公，但已無公可辦，每天圍着辦公室打轉，居則忽忽若有所失，出則茫茫不知所往，這才領略到昔人所謂：「繞室旁皇，不知所措」的眞滋味。一入黑夜，大家無精打彩地都跑到電信局袁局長壽楠那裏，麕聚於一架古老的收音機旁靜聽廣播。我們這邊儘是一些壞消息，扭開中共那邊的音波，那種氣焰萬丈、不可一世的勝利驕傲氣派，會使人爲之心驚膽跳。

    西昌位於川康高原萬山環繞之中，對外幾無水陸交通之可言，如果外出，雖有山蹊小徑可走，但很有可能會被當地的夷人虜去當作「白夷娃子」（即奴隸之意），永遠不得翻身。筆者旅居西昌三年，僅知道只有空中一線，維持着對外交通，自從重慶變色，完全就與外面絕緣，這時在這裏的人們都怨父母沒有爲他生就一對翅膀，既不能振翼飛去；又沒學會土行孫那套神通，遁地潛蹤，大家只是愁眉苦臉，唉聲歎氣，從沒看到有人臉上掛出絲毫笑容。

    駐防西昌的一三六師師長伍培英，便是那時已投靠中共的劉文輝的「乘龍快婿」，當重慶未失陷之前，他在重慶已受乃岳蠱惑，命其回西昌策動，上演「陣前起義」那出好戲。伍培英是依靠老丈人發跡的，自然一切都奉命惟謹，遵照行事。伍的師部原駐紮在西昌城隍廟，與西昌警備總部（原爲西昌行轅）及總司令賀國光將軍官邸的望遠室，都占在一條平行綫上。伍啣乃岳之命，趕回西昌，即與心腹人等，晝夜商議所謂「起義」事宜。那時他惟一感覺苦惱的，是他歷來都受警備總部的節制，他對於警備總司令賀國光也有三分懼怯，加以師部在西昌城內的兵力還不滿兩團人，號稱精銳的另一團，早經奉令出駐富林剿匪，臨時調動深感困難，故一直延遲至十二月九日，伍培英的醞釀叛變，猶未成熟而不敢動手。是時他因獲知雲南的盧漢已於九日繼川康之後宣佈投共，使他更覺心癢難熬，終於不顧一切，於十二月十日他對賀國光致送了一個最後通牒，要賀氏接受城下之盟，無條件投降，否則便要不客氣了。那時西昌警備總部本身所掌握的實力，僅有賀氏貼身一個警衞營，雖然在西南局勢吃緊時，準備擴充爲警衞團的，但在渝領到兵員和槍械後，不幸重慶成都即相繼失守，人馬都擱在中途路上，動彈不得。若論當時的實力，是無法與伍培英相抗的。自從這個炸彈消息傳開之後，警備總部的人員，因爲看到伍培英的哀的美敦書，措詞異常橫蠻無禮，不免在緊張中又帶着憤怒，而又苦於無法應付。這一天，大街小巷的老百姓們也都顯着驚惶的神色，在驚惶中也帶着怨憤，對我們投以輕蔑的一瞥。

    在這個暴風雨將臨的前夕，似乎整個西昌城都充滿了悲慘的景象。記得那一天雖是個大晴天，但太陽似乎也失去了熱力。日落黃昏時，賀國光公館遠望室平時靜靜的會議廳裏，却擠滿了人群，原來是賀氏爲了應付即將來臨的禍變，特召集總部全體中上級職員，在極機密中舉行最後一次決策會議。筆者也是其中的一員。會議開始後，首先由賀老總宣讀伍培英送來的逼降文書，接着又論明雙方兵員部署和實力的對比，並鼓勵大家踴躍發言，應付危機。跟着即有人站起來激昂慷慨的侃侃陳詞，主張寧爲玉碎的起而抵抗；也有一二人主張走政治路線，馬上派員和伍培英討價還價，萬一無效，再謀抵抗不遲；也有人垂頭喪氣，呆在旁邊一聲不響。此時會議室裏七嘴八舌，你爭我辯，一連串的冗長討論，不知不覺會議由六時開到了九時，依然發言盈庭，莫衷一是。賀氏坐在主席位置上，不斷地抽着他歷來所吸的那種國產雪茄，有時很用心傾聽他人發言，有時顯着欲聽不聽的神氣，有時又在拍紙簿上振筆疾書，不知寫些什麼？這時，忽然從會議室外闖進一位便衣人員，向賀氏附耳低聲報告了幾句，賀氏聚精會神地聽着，却不住點頭。大家正在胡猜之際，賀氏立刻便將這個情報公開了，原來是：伍培英部都已接奉密令，決定在本晚三更造飯，五更出發，一切正作急行軍準備中，決心要把我們澈底解決。此際時間是最無情的，顯然敵人「刀已出鞘，箭也上弦」，我們這邊還在作築舍道旁之謀，頭腦稍爲寧靜的人，都爲之捏一把汗，躭心這會議再僵下去，難免不蹈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的覆轍！

    最後，賀國光站起來了，大家冷不防地聽到他用堅實的拳頭向桌上猛擊了兩三下，這，一面表示他的決心，一面權作驚堂木。登時全場就鴉雀無聲的靜了下來，又突然聽到他咆哮如雷的發言了，他說：「我已是六十開外的人了，半生戎馬，愧對党國，今天決不能向任何暴力低頭！」他說這幾句話時，緊握着的拳頭有些發抖。接着又說：「擺在我們面前的，現時只有一條路，這也是大家唯一的生路，我們只有竭盡現有的一切力量，發揮大無畏的精神，和敵人死拼到底！」隨着就展開他那本拍紙簿，宣示他業已掌握可以使用的兵力，七拼八湊，連總統府警衞軍日前路過西昌留下來約一營兵（該營一色卡賓槍，此役出力最大）都並計在內，還不足一團人。然後又宣佈他的作戰計畫、兵力配備。大致是：決定本晚分兩路出擊，以一路直撲城隍廟伍培英的師部，並懸賞二萬元活捉伍培英，能將其擊斃的則賞銀一萬元；另一路分途包抄伍部駐紮於西郊外跑馬場的部隊，阻止他們進城。爲了爭取主動，決定將進攻時刻較原擬的提早，改在晚間二時造飯，三時進攻。賀老總把這些計畫一一宣佈之後，再加重語氣喊着：「如果贊成這計畫的請舉手。」當時這一聲喝，滿場一齊如春筍怒茁般的都高舉着拳頭。賀氏見此情形，頗覺安慰，一面向大家點頭示意，一回又說：「既無異議，請大家在這拍紙簿上簽名。」這當然更無問題，一一將名簽完，賀氏又說：「就無異立下了軍令狀，時間不許我們再猶豫，望各位立刻遵照我的命令行事，如有違誤，按軍法從事。」就由他這樣斬釘截鐵的作了這次會議的結論。我至今還記得眞切，這幕秘劇散場下來，時間已是十點零五分了。

    天下事有時確乎太出意外，歷史進行的軌轍，有時也未必是「必然」的。伍培英這個人，原本是一位花花公子，當年在成渝各地的交際揚中追求劉文輝的二小姐，確實也顯過一些拿手傑作，生平倚靠泰山，刮地皮、搞鴉片，對於他的老丈人，也算建立過不少汗馬功勞，可是叫他綰領兵符，決勝疆場，胸中蘊藏的虎韜豹略，却眞少得可憐。自從他陰謀「起義」，連朝又對賀氏逼降，並未見賀氏作何坦白表示，但他知道賀老總不大好惹，在書面逼降，固然措詞強硬，大擺威風，若眞的動手，他根本還沒有十足的勇氣。因爲他也計算到，這時西南局勢突變，外面一切消息阻絕，雖然他擁有一師之衆，彼此實力懸殊，萬一賀老總率部作困獸之鬥，可能弄得雙方皆陷入孤立無援之境。同時伍培英平日懾於賀氏威名，一朝犯上作亂，終不免帶有幾分虛怯心理，何況他的師部和警備總部都擠在西門一條線上，刁鬥相聞，如果兩下開起火來，無異鼠鬥穴中，展布不易，勝負之數，也難有絕對把握。加上這兩天西昌各界爲免令全城玉石俱焚，奔走和平的人也極爲賣力，輿論自亦不能不有所顧忌。因爲有了這種種因素，所以伍氏的智襄所作出的建議，都被伍氏否決了，他總覺得此舉有點投鼠忌器。據伍氏的估計，認爲在城內是不宜作戰的，必須先將師部和駐紮於西外部隊，開向距城六十里之遙的瀘沽集中，再調回在富林剿匪的一團精銳，然後並力向西昌反攻，方爲萬全之計。那時全國皆已變色，困在西昌的人已成甕中之鼈，更不愁賀國光不就範。伍氏的那道最後命令，所謂三更造飯，五更出發。其實是指他的部隊在五更出城，齊向瀘沽開拔集中，並非向我方進攻。

    但我方雖居劣勢，却有弧注一擲之決心，爲了先發制人計，提早進攻時刻，自屬當然之舉。該晚擔任攻城隍廟師部之一路，半屬新募之衆，訓練猶未成熟，可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他們一出發，便好像狂風般的沖向師部門前，也不論什麼奇正分合，呐的一聲喊，突來一個猛虎洗臉式的撲了上去，立刻把師部所有的衞兵都繳了械。一部份弟兄已沖進師部大門，那時伍培英尚在辦公室內不知和部下們在商議些什麼，他猝不及防，看到來勢兇猛，一時嚇得心驚膽落，拔足飛奔，在幾個衞士扶持下，向屋後跳牆逃走了。師部裏其他士兵們正在埋鍋造飯，準備飽餐一頓出發，一點也沒提防，在廟中走廊上，即被我方兵士用刺刀搠倒了十多個，他們在驚惶失措中，有的繳械投誠，有些則向後門狂奔逃命。同時跑馬場方面的伍部，亦在準備向瀘沽開拔，不提防我方突然連夜三路進攻，頓被殺得人仰馬翻。伍培英倉惶逃離師部，登上西門城頭，遙見西外跑馬場正在鏖戰，那敢久停，便飛也似的繞出了西門，一面傳令，兩處人馬乃依原頒命令，火速收拾殘衆向瀘沽退却。這樣一刹那間，伍部的兩處陣腳，全部崩潰，我方部隊精神百倍，無不一以當十，跟蹤緊追，到達西郊小廟、黃土場一帶，天色已經大明，該處居民平日久已痛恨伍部抽收煙苗稅，橫徵暴斂，銜之次骨，知道這次伍部敗逃，老百姓竟自動參加我方陣營，農民手裏的鋤頭、扁挑，都成了追擊敗卒的犀利武器；村婦兒童則敲盆打缽的呐喊助威，數十里內，一片喊殺連天，伍部狼狽逃命，將所有槍械子彈及隨身攜帶的鴉片白銀，沿途拋棄，成爲民衆爭獵的大好目標。這一仗，眞是打得落花流水，有聲有色。迨伍培英化裝逃抵瀘沽，只剩下親隨十餘人，無法紮營，只得連夜繼續西奔，直趨富林，依附所部，才有機會喘息，收集燼餘，再整旗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