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去看獨秀。我走進他寓所的大門，就遇見李公樸匆匆走出。獨秀在堂屋裡與我談話，一開頭就笑道：「你知道李公樸為什麼跑得那樣快？他碰了我一個釘子。」

    獨秀說：「我對公樸說：你們跟著共產黨大喊反法西斯。不錯，現在蘇俄是與納粹德國衝突。中共也就替蘇俄搖旗吶喊，反法西斯。你們要預防一著。蘇俄有一天與納粹德國合作，對付英法。公樸說：蘇俄與德國合作是可能的」。

    獨秀接著說：「我對公樸說：你們是抗日的，最抗日的。你們也要預防。蘇俄有一天與日本妥協，鼓勵日本南進，對付英美。那時你們最抗日的又怎樣轉彎？」

    獨秀說：「我說到這裡，那公樸紅著臉，回頭就走，不辭而別。」

    我笑道：「李公樸的臉還會紅嗎？」獨秀大笑。

    可惜獨秀去世之時，蘇德互不侵犯協定與蘇日中立協定都未曾締結。他沒有親眼看見蘇德與蘇日的妥協。他的遠見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我問獨秀：「你有沒有組黨的意思？」

    獨秀答道：「假如我們真正相信唯物史觀，就該知道一個社會裏，不會有兩個共產黨，一個是殺人放火的強盜，另一個是無產階級民主政黨。」他再三說明他無意組黨，更無意回黨。

    獨秀出獄之後，羅漢到南京見葉劍英，再由南京轉往西安見林祖涵，又到武漢見董必武。據說毛匪澤東的意見是要獨秀無條件投降。同時獨秀亦無意回黨，他的奔走沒有什麼結果。

    獨秀「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所得的結論是什麼？他以為共產黨應該是無產階級民主政黨。他以為無產階級民主是與資產階級民主一樣，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

    他以為若是不實現大眾民主，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史達林式的少數人的專制。若不實現民主制，史達林死後，誰也免不了還是一個專制魔王。

    所以獨秀不承認自己是托派。他指出托洛斯基與史達林一樣，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真實價值。他認為托派只是反對史達林，殊不知史達林的罪惡是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成果。

    中共黨徒對獨秀是不會放鬆的。獨秀由南京到武漢之後，在華中大學青年會等處發表演講，飽受青年學生歡迎。同時又在政論、民意等週刊上發表論文，引起社會的重視。中共黨徒怎能放鬆他呢？

    有一天，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轉載延安「解放週刊」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康生的「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匪徒」。其中有一段話，就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我們的東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與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日本給陳獨秀每月三百元的津貼，由羅漢領取……」。

    次日，大公報及武漢日報都登了王星拱、傅汝霖、段錫朋、梁寒操、高一涵、張西曼、林庚白等的一封信。第三日，掃蕩報也把這封信登出了。信裏有這段話：「獨秀先生平生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國人所週知。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

    新華日報接著發表一篇短評，又在副刊「團結」上刊載一文，嘵嘵不休，大喊大叫。

    獨秀自己寫給新華日報一封信，在掃蕩報上發表。而葉劍英、秦博古及董必武亦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其「要求陳獨秀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反對托派漢奸行為之經過。」這一聲明是更加用力栽誣獨秀的了。

    林庚白既已列名那封為獨秀辯誣的信，又在新華日報發表來函，說他「不願茍同」。張西曼也照樣發表聲明，說他「慨然提筆簽署，不過還曾要求將內容酌加修改。」

    林庚白及張西曼列名那封信，原來無足輕重。中共黨徒迫使他們做出這種出爾反爾的事情，在社會上頗受責難。林、張二人也就為之短氣。

    為獨秀辯誣的一封信，我亦列名。那封信發表的次日，上午十時，新華日報記者特為來到漢口天津街四號我的辦事室，氣勢汹汹，質問我有什麼憑據證明獨秀未曾接受日本的津貼。我與此人爭辯了一小時之久，好不容易纔把他送出辦事室。

    這天的夜間，我照常在漢口一碼頭，搭輪渡，過江到武昌漢陽門，下輪上坡。我在碼頭上偶遇中華大學校長陳叔澄（時）先生。他匆匆對我說：「你先走一步，我就到府上談談」。我坐上人力車，到了正衛街寓所，叫開大門，跨進天井，推開堂屋門向裡走。忽然發現我的背後有人跟了進來。

    我回頭看，看見那位客人是穿著灰色軍用大衣的大漢。他的兩手插在大衣兩邊的手袋裏。兩個手袋都是高高凸出，而他的手還在袋裡動盪著。

    我立刻感覺事態的嚴重。尤其是客人的灰色軍帽，顯然是「八路」式。我那車夫兼廚夫已經回到他的房間去了。我的家屬都在堂屋的後進各自睡覺了。我與此人是面對面，別無躲閃的餘地與餘時。

    我保持鎮定與從容，很客氣的請他就坐。我說：「我們先談一兩分鐘，就有一個會在舍下開會。」

    那人說：「我來問一問獨秀的事。為什麼他們說獨秀是托派漢奸？」恰在我心中跳了一跳的時候，他的手從口袋裡拿了出來，拿出一個日記本和一枝鉛筆。他接著說：他是紅軍，在開封附近被俘入獄。他在監獄裡一住七年。他現在出獄到武漢來重投八路軍。他一到武漢，就看見報紙上爭辯獨秀的事。他特來問我，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我略為解答，就聽見大門外有叩門之聲。陳校長來了。那灰色大衣的軍人也就告辭而去了。

    獨秀的兩個兒子都是共產黨人，為黨的工作而死。獨秀晚年，身邊只有一位女工人，（也是共黨黨員）侍候他的起居。當他從武昌移居漢口之後，這位女士摔斷了腿，很久纔能行走。武漢撤守時，獨秀到重慶，轉江津。

    自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獨秀寫了幾封長信給他的友人，還發表了幾篇論文。這些作品後來有人編印為一小冊，名曰「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小冊子的篇首有胡適之先生的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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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记独秀》，是以《傳記文學》雜誌總第28—29號(1964年)同名連載内容光盤版文本为发布底本。原收入HGC在“独立评论”及“罕见奇谈”发布的【成败之鉴·中共首脑 4 】，收入析世鉴时对原发布内容沿袭光盘版文本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发布时略去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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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 记独秀 [修订本]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