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曾經寫過一篇「記獨秀」，刊在「傳記文學」上，分別刊於五卷三期與四期。

    我最早看見獨秀是在民國十六年武漢時代。那是民國十六年北伐，國民革命軍到了長江流城，革命陣營寧漢分裂，而汪精衛從歐洲回來，在上海與陳獨秀發表共同宣言。汪、陳都到了武漢。這時候，我在武漢，不過沒有機會看見獨秀。我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原是黃埔的武漢分校，後來改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我先是中校政治教官，後來做政治部秘書，政治部主任是施存統。

    十六年，兩湖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土地改革問題，共產黨主張土地改革，國民黨也主張土地改革。當時武漢一般人都不曉得國民黨，只看到鄧演達，他是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權力很大。總政治部及各級部隊的政治部，權力很大，軍隊所到之處，不但做宣傳工作與民眾運動，並可以組織地方政府。武漢及各縣市皆成立了各種民眾團，主要是工會、農民協會、商民協會、學生聯合會、婦女協會。在地方上，農民協會的權力最大，因為他有武器，有農民群眾，到處沒收土地，打倒土豪劣紳，到了最後，共黨份子操縱之下，提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使用暴力，非常激烈。這種「土地革命」牽涉到國民革命軍。兩湖的軍隊，軍官多半是小地主與農民出身，士兵很多在家鄉有一點田地，而軍官若存一有點錢也寄回老家去買土地，因此沒收土地的政策就影響到軍隊，在軍中引起反對的聲浪與憤怒的情緒。於是武漢政府制定條例，保証軍人家裏的土地。獨秀這時到軍事政治學校來講演這個問題，表示共黨的態度。軍校學生在操場上列成方形的隊伍，我那時是政治部秘書，列在隊伍的前邊，獨秀到軍校來演講，官生大家都趕來聽，並不是說對他表示熱烈的歡迎，而是想看看這個神秘人物，想一睹他的廬山真面目。因為共產黨的主要份子向來是不出面的，當時出來參加武漢政府同在軍事政治學校負責任的惲代英，他是共產黨對外的代表人。我們跟他不但認得，而且常在一塊談話。獨秀是素常不出面的，這回出面演講，因此引起官生們特別注意。

    獨秀那次演講，那時沒有擴音機，在操場中心有一座木台子，他站在上面講，四面學生圍成方形隊伍，他穿一件很舊的西裝，走上講台後，司令官喊聲「立正」，他就向四面轉著答禮，他行的是軍禮，可是他的掌心向外，不合標準。

    這時共產黨內部發生強烈的鬥爭，鮑羅廷和獨秀仍然主張維持國共合作的局面，保衛武漢政權，所以暫時妥協，修正農民政策的「過火」，安定軍心。另外有一個來自莫斯科的印度共產黨人羅易（ Roy ），是一個激烈派，不但要土地革命，同時耍改組軍隊，召集農民軍。因為這時反共運動已在農村發生，尤其是在湖南，最初發動土地鬥爭，沒收地主的土地，一般貧農佃農都附和起來。等到土地鬥爭普遍激烈，地痞流氓跟著起鬨引起一般良民很大的反響，農民都起來反農民協會，都反共。這時獨秀來演講，宣佈保護軍人家裏的土地，暫時妥協，以期安定軍心。鮑羅廷和他是一致的。但羅易和譚平山是另一派主張，他們主張使用激烈的手段，召及農民軍，並成立「革命裁判所」，審判反動的軍人，革命裁判所是由戴修瓚和翁某（一時記不起他的名字，當年北京地方法院出拘票抓財政總長陳錦濤的檢察官）主持。這兩派有衝突，獨秀到軍事政治學校演講，正是這兩派將要發生衝突的時候。

    談到武漢方面的領導，所謂武漢政府是一般民眾看不見的，一般人只看見鄧演達的氣派和主張。鄧演達這個人，他有一個觀念，認為共產黨是工人黨、無產階級黨，他自命為是農民黨，他以農民的代表自居，與共產黨合作。自稱為工農聯盟，鄧演達迷信群眾，一個大會若果有三千人的話，他相信至少有一萬，如果有五千人的話，那一定是兩萬人，他不是誇大，他真的相信。鄧演達到軍校來演講，或是閱馬廠群眾大會上演講，很有魔力，能煽動群眾，是一個群眾運動家。獨秀的演講則還是秀才式的，聲音也不大，不過他的話是代表共黨的，就有權威了。

    這是我看到獨秀的一次。

    後來武漢分共，共產黨的八七會議，獨秀被開除了總書記的職位，許多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嚮導」週刊的那班人都被開除了。所謂開除，就是組織不通知他們開會，因為共產黨中，無論是多麼高的幹部，每週都要開小組會，倘若組織不發通知給他，那就不能開會，也就等於被驅逐出去，被甩掉了。施存統也是其中之一。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卽行清黨，後來武漢也分共、這班人像陳獨秀、鄧演達等人怎麼離開武漢呢？大抵是沿江東下走九江，到廬山打一轉，然後離開。當時朱益之（培德）在江西，有兩個軍，駐在九江和南昌，對南京與武漢兩方面保持中立，在黨方面他是接受武漢的中央黨部指派的省改組委員會，在政府方面則聽命於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南京方面其時蔣總司令下野，由特別委員會主持。朱培德轄下的江西，寧漢兩屬，是中立的，許多共產黨的重要份子離開武漢之後，都是取道九江逃走的。獨秀大概也是這樣子走的。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國民政府大赦政治犯，獨秀也被釋放出來，住在南京，他住的地方我不很記得，可能是住在陰陽營。那時南京成立了大本營，設六個部，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集一個國防參議會，邀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人士，每週開一次會，聽取外交軍事報告。大本營的第六部，主管國內外的宣傳工作，也聘請各黨各派和無黨派的人士為顧問，被稱為小參議。這個部設在陰陽營，離開獨秀住宅很近。我經常到國防參議會開會，有時到第六部去打一轉，知道獨秀住在那裏，我就去看他。後來大本營遷到武昌，我隨國防參議員一行搭專輪到武漢，獨秀也到武昌，住在後長街進去的一條小巷子裏，我常常去看他，一個星期中有兩三次。他的生活極為清苦，有一個女工招呼他，有人說就是他的太太。我那時主持藝文研究會，籌得一筆錢，許多學術文化界人士要逃離戰區到後方去，而缺乏路費的，就接濟一下。我那時指定一個職員跟他的女工聯絡。如果把錢直接送給獨秀，他是不會接受的，只有去找他的女工，每週或每月補助一些買菜錢。這個女工有一天把腿摔傷了，我們還找外科醫生看，幫助她一點醫藥費。

    獨秀被釋放之後，有一位熱心奔走他與毛澤東之間的人，就是羅漢，湖南人，留法勤工儉學出身，這人長得很高大，我在獨秀那裏見過他兩三回。羅漢到延安毛澤東那裏，要求他同意獨秀回黨，毛的答覆是要獨秀無條件投降，還要寫悔過書。獨秀不做這種事。羅漢跑了沒結果。我問獨秀：「你有沒有意思還要做政治活動，有沒有意組黨？」他說：「如果唯物史觀真是科學的，那麼一個社會、一個無產階級不會有兩個黨，一個黨是殺人放火的、強盜式的，另外一個黨才是真正講社會主義的，這是不可能的事。我要是再組織一個黨，或者組織不起來，要真的組織起來的話，不會比毛澤東好些。」

    他分析國際的情勢，常有文章在武漢報刊上發表。根據他的分析，納粹主義（ Nazism ）和共產主義（ Bolshevikism ）本質相同，是同一個範圍，都是反民主政治的。同時他分析蘇聯同納粹德國，史達林同希特勒，總有一天要合作的。有一件事很有趣。有一天我去看獨秀，見李公樸匆匆忙忙出來。李公樸當年做抗日救國會，替共黨做宣傳，在上海被捕，被人稱為「七君子」之一（「七君子」是沈鈞儒、史良、李公樸、鄒韜奮、王造時、沙千里、章乃器等，被囚於蘇州監獄）。這天，我在獨秀住宅門口與他相遇。我進了屋子，對獨秀說，剛才那人是李公樸來做什麼？獨秀說：「他碰了我一個釘子，我對他說，你們還在那裏反納粹、反法西斯。蘇聯的布爾雪維克主義，同納粹主義沒有兩樣，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是反民主政治的。今天你們跟著史達林去反法西斯，你們是最反法西斯的；明天史達林同希特勒一合作，你們怎麼辦？我說到這裏，李公樸臉都紅了，起身就走。」我說：「陳先生，李公樸的臉還會紅麼！」我們都笑了。原來李公樸那張很黑的臉，是不會紅的。

    獨秀與我多次見面，無所不談。他說：「孫中山先生當年容共聯俄，在與越飛的聯合宣言中說得很清楚，共產制度不宜行於中國，蘇聯幫助中國的是國家統一。孫先生是民族主義聯俄，而不是共產主義聯俄。國民黨的人因為聯俄容共，跟看共產黨走，是錯铡９伯a黨因為聯合國民黨，加入國民黨，要組織黨團，搞階級鬥爭，破壞三民主義，也是錯誤。兩方面都錯了，才演變到今天這個局面！」

    他發表的文章，主張民主政治。他說他在監獄裏冷靜的想了幾年，發現共產主義是走不通的路，將來中國還是要走民主政治的道路。

    以上是有關獨秀的幾件事，還有值得一提的是獨秀被捕的事。獨秀被共黨開除之後，住在上海，住的地方很隱密，只有一個「交通」。凡是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都只有一個「交通」，他這個「交通」被幹部派收買，向政府警察機關告密。這時租界已經不能庇護，因為國民政府的警察人員已經可以進入租界，如果破了機關，可以進入捕人。當時告密者只說是一個共產黨機關，警察人員一下子把他逮捕起來，才發覺是陳獨秀。這事情很難辦，事實上國民政府沒有逮捕陳獨秀的必要，今既已破獲共黨機關，把陳逮捕，只有交司法審判，由江蘇省高等法院審判。高等法院開庭審理陳獨秀，是一個很大的場面，旁聽者不知有多少。

    這件事引起北平學界一次大風潮。各大學學生開大會，請人演講。當時有學生代表來請我，我說：「我沒有這個資格。獨秀在文學革命的時後的時候的事情，只有胡適之先生有資格講，我那時不過是一個預科學生，後來做法科學生，沒有這個資格」，我謝絕了。胡適之先生在北大三院大禮堂，演講文學革命時代的陳獨秀，集合聽講者不下四千人。左派學生為了沖淡和對抗胡適先生的演講，就在朝陽大學舉行一個演講會，請馬哲民講。馬哲民怎麼講，我不知道。後來有人告訴我，說馬哲民批評獨秀是機會主義者，自稱他在武漢時代是農民部長。我說：「這就不對了，馬哲民在武漢時我也在武漢，他只是民國日報的編輯和軍事政治學校的少校教官，而且他的書教得不怎麼好，文章也寫得不怎麼好，一般人也不看重他。那時農民部長是譚平山，怎麼會是馬哲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