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俄中山大學，歐美人士知之甚詳，而在國人心目中，還是一個謎。我曾濫竽該校，五十年來很多朋友用好奇的口吻問過我，甚至不無諘�，我懶，從未詳談。十餘年前曾有駐法國中央研究院專治蘇俄與遠東問題的美國某學人，經我國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介紹，對我有所訪問。今年暑假，又有美國加州大學某教授，由國防部陳博士陪同來談，並由陳先生翻譯，談了一些。想想還是寫出來，聊博國內關心人士一粲，也許對政府此一政策，應該有所說明。

    幼時常聞父親談論李鴻章聯俄制日的得失，痛斥俄國的無信，迫害我國之大且深。十四年深秋，留俄中山大學在廣州招考，我乃決心報考，想往俄國實地觀察。赴俄之前，正在黃埔軍校追隨校長蔣公工作，深受其精神感召。考試被取錄後，面向蔣公請假，蒙其欣然許可，並給予資助，且囑細心研究。適譚延闓先生在座，也說行萬里路，多讀些書，總是好事。旋逢一紀念週，教育長王柏齡先生命我作「政治報告」。我以年輕、官小請辭，不准，遂以「留別有槍同志」為題，要點是效法左手捧可蘭經，右手拿劍的精神，以左手捧三民主義，右手把槍的嚴正態度，維護三民主義與中國國民黨。報告詞載「黃埔月刊」，傳播頗廣。適逢毛匪澤東為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邀我作了一次往日同學的私人長談。當時共產黨在廣州很猖獗，不料毛對共產黨徒作法的不滿，比我還多，更引起我赴俄一行的好奇。我是民國九年與毛澤東在長沙學生運動中發生衝突後，加入國民黨，十年夏赴星加坡，十一年始能與同德書報社（即國民黨部）取得聯絡，已知廣州有聯俄容共的醞釀，即與共黨暗地衝突，十三年在廣州小住，並未登記，十四年始重新登記，毛皆知道。其邀我談話的內容詳後。

    留俄中山大學的招生，分別在廣州由政府公開招考，平津上海由黨部非公開遴選。我們在廣州報考者，筆試在國立廣東大學（後改為中山大學）風雨操場，時在民國十四年深秋，由譚延闓先生主考，親視點名發卷，以及巡視考生行列。口試假中央黨部分組舉行，最後在國民政府門首放榜，署有主席汪精衛頭銜。報考者千餘人，取錄者一百五十名。投考資格原定國內外 大學修業兩年為合格，俄顧問鮑羅廷要求放寬，加入有同等學歷者，另有各軍事學校各考選十名，以上皆有案可查。放榜後，原擬分四批出國，行前有國民政府主席茶會餞送，在汪精衛致詞，略謂據他的經驗，分析留法勤工儉學失敗種種原因，祝望這次留俄同學，整個的去，整個的回，學習以愛祖國愛民族為前提。他本擅長演說，聽者頗受感動。第一批出發的，林柏生、陳春圃等人已是他的心腹。我在黃埔紀念週作政治報告後，由曾仲鳴邀我與他個別談過一次，那時他對蔣公極為尊重，並囑我細閱蔣公的訪俄筆錄，在俄必須小心一切，不可弄得太僵，誰知他們以後都竟為日本做漢奸。

    廣州出發者，連鮑羅廷挾帶走私的，共約兩百人。原分之四批俄輪，經上海轉海參崴，改乘火車到莫斯科，不料第一、二批兩隻船上，國共之爭，開始衝突，鬧得很大。鮑乃以莫斯科房荒學生宿舍不易找得托為托辭，要求第三、四批緩行。因待蔣公第二次東征凱旋，我的工作未了，將原定第一批的艙位，改為第四批，我們第三、四批在廣州擱淺下來。鮑羅廷公館又出花招，假校址在東山的申大醫學院（原博濟醫學院），開辦留俄補習班，政府也就撥許崇智在東山的公館兩棟，將我們未成行的同學安置在那裡（後來有些同學不願去住，另一棟由張靜江先生去住）。並組織留俄學生管理委員會，由同學自己管理，每日派員到國民政府領取伙食、津貼等項。補習班以習俄文為主，俄人的講演為輔。第一次是鮑羅廷本人，身著中國長袍，儼然學者，用英文講演，講題是「何謂帝國主義」，倒非賣膏藥，由張太雷口譯。第二次是蘇俄遠東省省長高比克用俄文講演，題為「蘇俄的行政」，由卜士畸（後改道明）口譯。開始進行還不錯，以後就馬虎了，每日俄文課，教者非語言專家，聽者心不在焉，除極少數外，大都了 無成就。

    到了十五年春末，我們不能再忍耐了，我是被管理委員選舉為向國府與鮑公館辦交涉的，鮑羅廷對我頭痛了，乃派他的太太和我敷衍。我要求管理委員加派精通俄語的張民權同學（現健在臺北）和我稍通一點的英語直接向她接洽，她不愧為外交官夫人，也很難纏。最後我們向她攤牌，逼她說出遲延我們的真實原由，莫斯科之大，決不會找不出幾十個學生的宿舍，既稱革命同志，理應開誠佈公，坦白相與。女人到底較忠厚，她笑了，反說我們太厲害。她乃說出實話，我們請她召集我們所有的同學當眾說明，並作一確期的保障，她接受了。某日在廣東大學禮堂，鮑夫人直說：「你們同學國共之爭鬧得太大，使我們辦事的人擔心，有所顧忌。你們第一、二批同學在船上相罵打架不算，國民黨人多，還要將共黨同志抬起來丟下海……」，及其他等語，並保障要莫斯科確定日期。好笑的是一位新到廣州的周姓翻譯，中文亦差，誤將「抬起來丟下海」口譯省了一個「下」字，有觸廣州俚語，鬧得哄堂大笑。鮑夫人茫然，周君亦茫然，到是大家一團和氣了。七月我們始成行，鮑夫人親自送我們到船上，臨別她又洒淚含笑地祝福，我們都很感動。我們臨行前，廣西省政府又考選送來百餘同學，我們真不知鮑公館是如何在安排。他們開會歡送我們，我被指為致答辭，我只說了祝福他們比我們順利，我們一定在莫斯科車站歡迎他們，要結為兄弟幫等語。上海上船時，廣西同學有韋永成姊弟、李宗義、王公度四同學趕來同行，皆大歡喜。

    我們在廣州羈留時第一個反對我赴俄的是我父親，他痛惡俄國，並說我們去太冒險，且細數伊犁條約、中俄密約之害，以及他們少時反俄的情緒。還有些好友，以為我追隨蔣公北伐，是指日可待的前途，例如同學梁紹文（原名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世故最深，另謀官做了，退出時還懇切的勸我作罷。乃至胡展堂、顧孟餘兩先生，都問過我是為何。我總覺如不趁此機會前往蘇俄看看，以後恐無可能。曾蒙胡、顧兩先生嘉許。我父親最後許可，也是僅基于此一點。我們成行時，最快捷的通知，是代理國府主席譚延闓先生接鮑羅廷電話後，親筆專差送到東山給我轉各同學的一封信，此信存留在莫斯科我的書籍箱中。這幾位老先生，對後輩的提攜、指點，使我永不能忘。我們到上海，忽然要轉船，我未住旅館，應黃一歐兄之邀，住在他家裡，兄嫂待我之誠，亦難忘者。俄國人做事，糊塗可怕，胡展堂先生曾告訴我，俄人的所謂即刻（俄語發音希恰是），往往一拖三個月。何時再上船，無確期，有一天，我同張民權兄到俄領館交涉，他們又稱「希恰是」，想到胡先生的話，我們笑出聲了，好在這「希恰是」只拖兩週。

    到了海參崴，任其安排，已知著急無用，每日到山東館子大吃各味海參。我奇怪的是，初到共產國家，乍見公共汽車票價起碼八哥比，比上海貴多了，對他們的共產主義，開始不懂，或者失望。在旅館裡遇到提前返國的王仲裕老大哥，且在海參崴住了幾天，已知蘇俄所謂共產黨主義，完全是胡說，更知中大同學國共之爭，正鬧得不可開交。有心人鄭介民兄與王仲裕老大哥竟在旅館裡秘談了兩天兩夜。車行十四天，始抵莫斯科，一路風景到是極佳，聊以自慰，或許不虛此一行。過貝加爾湖、烏拉山，男女同學不論國共，齊唱蘇武牧羊，俄共招待人員知道了我們唱的什麼歌，大傷腦筋，我們見了他們的表情，更加不斷的唱，一路鬧的笑話，也蠻好玩的。從此已目擊俄共的愚戇、頑烈，以後更察其陰賊險狠，可怕之極，證明了幼時聽父親所說，一旦北極之熊出海，世界必有大災大難。

    留俄中山大學的創立，在俄國來說，北歐之熊，自西化維新的彼得大帝與解放農奴有稱救世皇帝的亞歷山大二世以來，力謀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為了「天窗問題」，克里米亞之戰敗於土耳其，日俄之戰又敗於日本，一直是個困獸。民性之兇悍殘忍，其來有自。十月革命列寧崛起，假馬克斯主義東方化以行，揭櫫由北京到巴黎，最為捷徑的口號。其原由，十月革命所稱世界革命，眼見德國里布克來希的失敗，乃轉念到東方來，有云：「亞洲被壓迫民族，是世界革命的潛勢力，亞洲落後國家，是帝國主義的大後方。」名外交官季諾維也夫更捧場的說：「馬克斯曾說歐洲的世界革命，沒有英國參加，是在茶杯裡起颱風，而我敢說，沒有亞洲參加，就沒有世界革命。」一九二○年第三國際的東方人民會議，決定了東方重於西方的策略，已經有東方大學的設立，中國聯俄容共後，又有中山大學的設立，前者專收東方各國共黨幹部，後者美其名曰專收中國國民黨員，前者簡稱東大，後者簡稱中大。

    中山大學的課程與教學，採用Intensive Course與Intensive Training，換言之，課程精約，教學深入。大學政經課程，兩年修完，全皆必修，並無科系之分。第一年，先重社會型式發展史（也就是社會進化史或經濟發展史），與經濟地理，以這一縱一橫，自原始社會、封建社會，到工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與落後地區殖民地帶，到開發國家，說明人類生活，一切以經濟為基礎。其他法律、政治以及歷史的演進，皆是此基礎上的建築物，名之曰經濟史觀、唯物史觀，均可解釋下去。其次是中國革命史、西方革命史、東方革命史，也就是將西歐各國和東方印度的通史或政治史的內容，著重革命史蹟的渲染。講印度史的，是帝俄時期駐印度領事館館員，經過二十餘年研究者。其教法，先由印度的氣候、土壤說起，再及於宗教與民族性，然後討論帝國主義在印度搶奪資源的殖民情形，止於東印度公司的成立，內容很專門。他說以後的資料繁多，可以自修了。他上課時帶有地理、資源、生產品物等的各種掛圖以及標本。可是他講演後，沒有分班討論，因為沒有那些專家教授領導。最重要的是接著社會型式發展史的政治經濟學，用資本論第一卷作圭臬，開始即講金融市場，分析帝國主義的經濟結構，沿西班牙、葡萄牙、尼德蘭商業資本的衰落，各工業國家產品的傾銷，蛻變為金融資本的輸出，以至殖民地市場的爭霸。痛斥華爾街的罪惡，斷定帝國主義的滅亡。其基本教材，見於A. Leontier, Political Economy-A Beginner’s Course，由蘇俄對外出版合作社發行，倫敦英文版銷售最廣。一時中國左傾教授們，視為恩物。

    第二年，除法律概論外，以俄國革命史為首要，定名為列寧主義，把俄國革命的事功，一切歸於布爾什維克黨，即一切歸於列寧。尤其是強調列寧民族問題與殖民問題的論文，把赤禍轉向到中國與印度來，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也是必讀的參考書。而對孟什維克及其他派系的攻擊，更是不遺餘力。對資本論的剩餘價值、階級鬥爭、唯物史觀，均分別開課，詳加研習。還有國際問題一課，以經濟地理為工具，分析各國外交史的明爭暗鬥，不外殖民的爭取、經濟資源的搜刮、市場的搶奪、弱小民族與殖民地的獨立，配以名人講演。如布哈林、托洛斯基等人，經常到校作所謂特別講演與國際情形的分析，外交部長季諾維也夫，那時常駐巴黎，作國 際事務上的折衝，以防遭到圍攻，則極少到中大講演。他們有時涉及布爾什維克黨內派系的鬥爭，起初大都對斯達林施以攻擊，以後個別給他收拾，也可說中山大學是引起斯達林大開殺機的暖室。後來中大共黨同學，也大反斯達林（後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