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尚的情操，湛深的學識，而由慘痛經驗得來的見解，是不會磨滅的；至少有其時代的意義與價值。陳仲甫（獨秀）先生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就是如此。我與仲甫先生無直接關係，見面很少，今日參加座談，只能說是對陳先生的敬重，同時為了紀念一個老師、兩個好友。

（一）指點俄共迷津

    我認識陳先生，是民國十三年在南京讀大學時，由我的小學同學好友吳芳（桂五）介紹。吳是陳先生民國十年春在上海第一批與任弼時、劉少奇、卜士畸（道明）一路送往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學生。吳歸來後，以共產黨員身份，住浦口，在津浦鐵路工作。陳先生過此，吳安排好了，我去見他，始有一面之緣。因為我與吳等幼時喜讀「飲冰室文集」，仰慕梁啟超先生，以後讀「新青年」雜誌，同樣的也仰慕陳先生，尤其我受湖南第一師範歷史老師易白沙先生的影響更大。易師與陳先生為好友，他們在安徽指揮學生軍，上海製造炸彈，都在一起。我見陳先生時，早已是反共的國民黨員，他對我毫無成見，我對他也只在一親風采，未作深談，吳並不在乎。談及我與吳小學時即反對校長貪污，鬧了大的亂子，陳先生亦只笑笑而已。惟吳與我南京週旋一年，不無國、共黨爭之辯，最後吳以未能說服我，洒淚而別，竟成永訣，傷哉！第二次見陳先生時，吳已犧牲，陳含淚搖頭。奇怪的，我遍查共黨記載，已不見吳芳之名，誠屬無名英雄。我第一次見陳先生，雖不十分了解其為人，但非出自好奇的見見「陳毒獸」，而是對他已有敬意。事前在南洋遇一老友告訴我，他在上海曾親聞陳先生說：「俄共擬與流氓合作，陳反對，其理由，流氓幫會，多非有職業的無產階級，是所謂『流氓無產階級』，容易受人雇傭。向來在帝國主義者卵翼之下生存，軍閥亦可雇僱之。誰出價高，誰都能收買。他們欺負地下共黨，可優為之。始說服俄共。」其實抗日時期，流氓亦有為忠義救國軍者，以後大陸陷匪，則被玉石俱焚。

（二）何以不自組黨

    今天聽到幾位提到羅漢，都說他是個好人，我很快慰。第二次能見到陳先生，就是羅漢的安排，在九一八以前的上海法租界。那時能見到陳先生，並非易事，我想是陳先生失敗後寂寞，願聽聽純國民黨員留俄同學的觀感。談話間，他最注意清共後斯達林五月十三日在中山大學的講演（見「傳記文學」七八期拙稿「有關留俄中山大學」。該稿六八頁下欄第六行，駐倫敦蘇俄商務代表團辦事處被抄之前，遺漏「蘇俄駐北平大使館被抄」十字。）。我還問過他，「新青年」雜誌載有署名 C. C. Young 談性問題的一文，外傳係楊昌濟老師之作，確否？他說：「決不是」，解釋了一大疑案，因為楊老師道貌岸然，決不為此，如以科學方法談此，他就會簽署本名的。曾有洋人問我，我據此以對。陳先生深信我和羅漢的友誼，約了再談一回。我兩次見到他們，生活都是既窮又苦，很受感動。我和羅漢兄相識，是民國十二年初在星加坡，他由留法勤工儉學返國，原是共產黨人。在海南島上開荒，辦了一所農工學校，位於嘉積市（後為共黨大本營，把他也趕走了）。他到南洋向華僑募捐，與我相遇，頓成知交，然而當時我與現任國大代表袁同疇等人，在星、馬一帶，正與共產黨鬥爭，他並不在乎。還邀我曾到嘉積市一遊，小住而別。上海不期而遇於法租界馬路上，是久別重逢。我們先後自俄返國，時事滄桑，如同隔世，雖然黨籍相反，私交仍如難兄難弟。隔了些天，他邀我與陳先生再談，重點在於「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之辯。事先我們自留俄中山大學返國的部分國民黨同學，十七年在南京創辦了「黨基旬刊」，有同學寫了一篇，「無政府主義者與軍閥」，和我寫的社論對 「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有所懷疑，鬧出大亂子（且待另詳），陳先生早已知道，且很感興趣。我很幼稚（簡直是荒唐）的問他，何不挺身而出？正式組黨，領導自俄返國大批反對斯達林的優秀份子，與國民黨呼應，共同反蘇。他笑了一笑，嘆口長氣。羅漢示意我談話超出界限而罷。羅漢兄器宇不凡，誠信豁達，吃苦能幹，為陳倚重，且可輔其偏執。吳芳國學頗佳，其他條件亦夠，如未死，亦可為其輔弼。吳芳與卜士畸同係長沙船山中學學生，一路赴上海加入滬濱工學互助團者，吳為領導人才，卜擅翻譯。

（三）留有「最後見解」

    第三次見到陳先生，是在武昌，他出獄之後，已開始衰老。這次見他，還是羅漢兄介紹，想請教陳先生有關抗日意見，他說了「蘇俄比日本更可怕，你應該也知道」之後，似乎大有議論，但欲言又止，語多閒暄。見面之前，羅兄已囑我切莫再談組黨。我說：此時比上海方便得多，有何不可？我總是直覺，以為陳先生出來組織不用暴力的任何社會主義政黨，均可抵制中 共的破壞力量。對國外總可增加國民政府的聲勢。而且當時留俄中大、東大、各軍校同學，共有二千餘人。多為國家優秀人才，均已星散，甚至消失，他們均為敬佩陳先生者。如由陳先生登高一呼，不僅響應者多，更可減少大批知識青年投奔延安。羅說：「你太看簡單了！對付蘇俄，就很難辦，陳先生的鬥爭路線，亦有改變， 對同志（指托派）更辣手，無可奉告了。」原約再談一回，搬到漢口，也取銷了。據劉仁靜說，所謂中國托派（陳先生斥為小資產階級的虛驕），團結亦不易。播遷重慶，有某兄告訴我陳先生同船，我尊重他的因雜，未與謀面。廿八年五三、五四，重慶遭大轟炸，羅漢也失踪了，他苦難的結束了一生，傷哉！以後只從朱家驊先生口中，偶爾知道陳先生在江津片段消息。朱先生又係由張國燾轉達，此時張任國民黨中央黨務委員會委員，為時不久，外間知者甚少，亦無由施展。到了臺灣，見到陳先生遺著「對於民主政治的最後見解」，方詳知他同樣的反對蘇俄、德、義的獨裁，與「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之談；讚美「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近代人類社會三大發明」；並主張「保持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民主」。這不是與三民主義或德國社會民主黨比較接近了嗎？還記得由重慶回都南京，出席制憲國民代表大會，及中央民意代表的提名。我與同鄉老友段君妄（振寰又名慎修）兄，曾任青年黨內務部長之類的元老，反共宿將，常有私人接觸。談到陳獨秀先生如尚在人間，或留有中國托派的政黨，一定很受美國人的重視，減少中共的挾制，政治協商的局面，必有所不同。

    陳先生畢生吃苦，總是民國偉人典型之一。與梁啟超、章太炎兩先生同為驚世駭俗之士。如責其多變，應知其變末離宗，始終未離社會主義。陳先生寬恕斯達林處，胡適之先生謂其心存厚道，正如太炎先生弔袁世凱「敗不出走，於今猶傑」，均書生本色。中國學人與斯達林相遇，更是天定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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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我所见到的陈独秀先生》，是以《传记文学》杂志总第180号(1977年)同名内容全文光盘版文本为发布底本；原收入HGC在“独立评论”及“罕见奇谈”发布的【成败之鉴·中共首脑 1 】，收入析世鉴时，对原发布内容沿袭光盘版文本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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