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河環繞著莫斯科城，可以通達好多條重要的河流。河水很清，河面很寬，約八百到一千公尺，除了秋末到冬春三季，都可航行及游泳，我們選擇游泳的地區是市郊的地方，河的彼岸為遼闊的沙灘地帶，沒有人居住。

    那是在五月中旬的時候，天氣已相當熱，我們同學約二十餘人，利用星期天的下午沒有課，同去做第一次的游泳。因為水流並不湍急，初下水時，大家都很愉快，我向三位游泳很好的同學提議，渡河到對岸看看那邊的風景。四個人只有一個中途折回，三位一同遊過河去，很是輕鬆。我們在河那邊散步及賞玩附近沙灘草地的風景，那時已是下午四點多鐘，其餘兩位同學不久就游回去了。我因為流連欣賞郊外的景物，遲了半個小時才游回去，這時已有些微晚風涼意，因為我們連游水到沙灘遊玩將近三個小時，人也有些疲倦，想不到這時河水的溫度已經銳減，也許河裡的結冰還未溶解，當我仰游到河中一半的時候，覺得十分寒冷，舉手看看皮膚已是灰白色，手腳都好像要抽筋的樣子，這時心理未免有些恐慌，同來的同學都早已上岸去，一個人孤單游水，在心理也有些驚駭，但我終於用盡了力量，游回到來時的河岸，由於水冷，用力過度，一到岸邊就站立不起來，幾乎快到奄奄一息的程度，有兩位同學把我扶到岸上，換了衣服，才無精打采的回到學校宿舍，睡了兩天，服了些藥，才恢復健康。年少氣盛，不識水性，五月渡河，幾乎送了生命，事後想起，這真是冒無謂的險。

五、中山大學的研究學習

    中山大學的研究學習內容，是以社會科學及馬列主義為中心課程，並以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的理論與實際的問題為研習的重點，前者以政治經濟、經濟地理、西方革命史、俄國革命史、東方革命史、中國農民運動史等為正課，第三國際聘請各國教授課堂講授，並有翻譯人員負責譯述。後者則為專題演講及小組會議研究討論，對於共產主義及階級鬥爭等未列入正式課程，俄國語文學習天天都有功課，但多以閱讀報紙作為俄文讀本，使語文與當時世界大勢連接起來。每個星期有一次參觀，和一次與俄國軍隊或政黨機關、團體、工廠舉行聯歡晚會。教授法注重啟發式，學生們要讀的功課與參加的活動，同樣繁重，但精神很愉快，學生都很用功。

    我因為在課程外，兼任的課外活動很多，而且我對俄國的民生、土地及軍隊問題，要抽出時間找資料特別作為專題研究，所以特別忙碌和辛勞；我在學習半年之後，於餘七月中旬曾將研究心得寫了一封長信寄給黃埔軍校蔣校長作為研究報告，內容著重於俄國革命後的土地問題與紅軍和人民的關係。這封信於七月下旬寄到了，蔣校長於七月卅日，在其北伐行軍到樂昌時看到了，他曾於日記中記云：「下午閱鄧文儀由俄來信，言土地制度，不外土地國家化，即歸國有，與土地社會化，即歸社會分配，如太平天國制度是也。至言軍隊為青年人民之學校，尤為贊許。」總司令閱好，曾親筆覆之。並曾將該信交給「黃埔潮」週刊發表。這是我在俄國中山大學的研究學習報告，承蒙蔣校長核閱並嘉許，感到十分榮幸。

六、中山大學的反共祕密鬥爭

    俄共中央在莫斯科創辦的（孫逸仙）中山大學，主要目的是在培養及訓練蘇俄共產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奴役亞洲民族的第五縱隊的領導幹部。表面上是為中國國民黨養成幹部，因為中共那時尚在孩提時期，更要利用中國國民黨的名義及中俄合作得關係實施壯大，企圖從中國國民黨的優秀青年幹部中，拉攏爭取他們加入共產黨。同時重點放在造就忠於第三國際及蘇聯共產黨的聯共或中共黨員幹部，因為這樣複雜的組織關係，所以在中山大學內的共黨祕密活動與反共祕密鬥爭就錯綜的不斷展開，其間曾發生很多激烈的場面，比較重要的情況，可概括為下列四方面：

    （一）是蘇俄共產黨內部的鬥爭：及中央派及反對派，史達林派與托洛斯基派的鬥爭，參加的人物為學校中的職員極少數的中國學生。

    （二）是中共內部黨員和團員即江浙同鄉會對中共總支部的明爭暗鬥，參加者為中共黨員及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學生。

    （三）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鬥爭，中國國民黨在中山大學設有總支部的黨部，黨部活動是由中共及其可以運用的國民黨左派所把持操縱。在國民黨部組織內也有不少討論問題的爭論。

    （四）是真正的、純粹的國民黨員成立了祕密黨團小組，從事防止共黨威迫利誘及曲解三民主義理論，攻訐國民黨領袖，暗中從事防共反共的鬥爭，參加者為學生中的忠實國民黨員及黃埔軍校的學生。

    因為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先生，當時即被列為蘇俄共黨的反對派，所以上述各種反共鬥爭得到無形的掩護、鼓勵或支持。同時更因為在俄國竟內不許外國黨派存在，中共也須納入聯共組織，沒有中共本身公開的組織。中國國民黨得到俄共允許存在，是由於國民黨聯俄及國共合作的政策關係。事實上他們認為這是他們滲透國民黨，從國民黨內部爭取吸收國民黨青年加入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所以就任其公開存在與活動，在這種組織活動中，自然包含了上述四種及其鬥爭的因素在內，這是有形或無形之間，給中山大學同學們一種精神上稍獲自由的啟示，即使這種自由是在若有若無之間，但有這個名義或形式上的非共產黨的國民黨存在，比沒有是好多了。

    共產黨裡反對派或托洛斯基派反共黨，中大共黨學生的黨團之間的反中央派，附和托洛斯基派的反共鬥爭，因為我未參加共黨黨團組織，不知道其中經過，不過從表面活動及間接情報上，知道他們之間的明爭暗鬥很激烈。比如中山大學校長是拉狄克，當時就是學校的反對派領導人，在中山大學舉行民國十五年的雙十節的慶祝晚會中，拉狄克校長主席致詞時，臺下即有不少來賓極少數學校職員、學生狂呼攻擊，要主席滾下來，叫罵拉氏是反對派，拉氏嚴肅對付，教訓了他們一頓，講完半個小時的話之後，呼喊俄國革命萬歲口號夾雜著諷刺的音調，反對俄共中央派情見乎詞。又如當時學生中的江浙同鄉會如王新衡、蔣經國等，都是事實上做了反共鬥爭的代表人物，和反對派相呼應，反對俄共中央派。

    國民黨總支部表面上當然不介入共黨內部的鬥爭，事實上非共黨的支部各級負責人或明或暗之間，都支援防共及反共的鬥爭。

    我和幾十個國民黨的忠貞同志共同聯繫，組成了幾個小組，祕密活動，我是小組召集聯絡人之一，我們經常每月都有一兩次小組會。在週末，到列甯山郊外舉行，交換學校俄共及中共的情報，尤其是對於他們批評、曲解孫文主義集攻訐國民黨領袖等言論行動，採取防禦的攻勢。事實上就是努力保衛國民黨，反對共產黨的鬥爭。因為我當時是共產黨極力爭取利用的對象之一，我在公共場合，常是沈默寡言，不輕易表示態度。秘密場合卻是一個積極的從事反共鬥爭份子，這是一個很困難也很冒險的角色，在莫斯科參加反共鬥爭，談何容易。後來曾有不少同志被發覺，遭到打擊及充軍西伯利亞。但這正是五十年來中國國民黨反共抗俄幹部中，留俄學生曾充任了積極奮鬥的角色的最初學習和鍛鍊。因為留俄學生都深知俄國及共產黨的內幕與陰謀詭計，也知道他們滲透顛覆中國革命的方法和技術，在反共抗俄的長期艱苦鬥爭中，這是很有意義的。俄共沒有想到他們訓練的學生會反對他們。而且這些人致力反共鬥爭很堅決，很徹底。這是他們始料所不及，也是中國最初的反共鬥爭與中國民族的反共抗俄革命，將得到最後勝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七、擺脫第三國際中國代表團

    民國十六年一月初，由於中國革命北伐勝利很快，將要達到長江流域。中共在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已建立了廣大的農工群眾基礎，也利用俄顧問及國民黨左派控制了中國國民黨、政、軍的領導中心。他們曾派代表到莫斯科，向第三國際及俄共中央報告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已達高潮，勝利在望。第三國際曾開了好多次的會，決定在中國實施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好像一九一七的俄國革命一樣。俄國革命是在十月，他們準備在中國實行四月革命，由中共號召，用全國總暴動及中央革命的方式，奪取中國國民黨的革命領導權。為了執行決議，他們很快組織了一個第三國際中國代表團，指派第三國際的常務委員印度人羅易為團長。團員約一百人，有少數俄國人、日本人，而以中國人為主要成分，在莫斯科中共首要份子譚平山等同行，同時更在中山大學選派共黨及其認為可以運用的學生四十人參加組織，期以最快的速度到達中國的廣州、漢口，直接指導中國一九二七年的共黨大革命。

    代表團大約四十個學生中，三十七個是共產黨的黨團員，只有三個中國國民黨黨員為羅芳炯、溫忠和我，也許因為溫忠和我都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平日在校比較用功積極，也很誠實熱忱，或可讓他們利用。我在啟行前才接到學校負責人的通知，說是派我回國參加中國大革命。我向告訴我的人說，我學業尚未完成，可否申請緩行，他說，這是很重要的使命，很榮耀的派遣，不宜申請緩行。我當時真不明白，為什麼要派四十個同學回中國，為什麼會派到我去？但行期匆促，不由分說，我就悄悄的於第三天整好行李，搭上由莫斯科直接赴遠東海參崴的特別快的專車，到火車上才知道同行的人有一百名，同學有四十個，是一個大團體。第三國際特別組織的中國代表團，要在三星期內就趕到中國廣州去參加中國大革命，我因為不明瞭中國大革命得實際性質是什麼，一直是莫名其妙的在隨著盲目行動，滿腹疑問，無由解答。

    我們由海參崴到莫斯科坐的是普通快車，沿途走了兩個星期；這次由莫斯科到海參崴的特別快車真快，沿途一切的車輛都讓車，加水添炭，都市準備好了別的車頭在接力趕快，僅一個星期就到了海參崴。下車休息不到一天，就改乘輪船─專用的輪船，早已準備好了，升火待發，輪船是用最高的速度直航，僅五天就到了廣州。

    在車上，船上聽同學們說到這一代表團到中國參加大革命的任務如何重大，大家都面有喜色，認為一定可以馬到成功。我在這時曾和溫忠及羅芳炯兩位同學說及，卻認為我們這一次的行動困難重重，而且十分危險。如果共產黨真的要革國民黨的命，我們盲目跟著行動的困難和危險，更將不堪設想。他們說看情勢隨機應變，我卻在心中盤算，第一步如何擺脫代表團；第二步計畫如何參加維護國民黨，打破共產大革命的陰謀詭計。代表團行動詭秘，組織嚴密，人人都要受嚴肅約束，有人監視，要擺脫真是一件很困難，也很危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