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秋，中共軍已迫近南京對岸的浦口，京滬一帶，早已人心惶惶。我當時是配屬在華中戰區的一個汽車兵團的主管，某次因運輸問題，由漢口奉派赴廣州公幹，在穗逗留約十餘日，而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已放弃武漢，撤至衡陽。我因離開部隊已有多日，遂匆匆赶返新驻地從事整理與部署。

    我從广州赶返衡阳后，眼见大军雲集，秩序混乱，我那个汽车兵团所有车辆均散停於各学校操场上，官兵则搭帐棚而居。在衡阳仅留二週，部队整理刚有头绪时，又随长官公署撤退至桂林。桂林為廣西之省會，又為白長官（崇禧）之故鄉；且白長官所統率的部隊，除黄杰兵團外，其餘如夏威兵團、張淦兵團，都是廣西系统的基幹部队，在天時、地利、人和上，大家都希望白長官能有所作为，在湘桂线上能与共军来一场大决戰，藉以挽救西南之危局。岂知白将军徒有「小诸葛」之虚名，虽拥有数十万大军，却始终举棋不定，毫无作为。在駐節桂林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不但對軍事部署上毫無積極作戰的準備；即对撤退上亦乏消極的部署舆整備。故於共军攻占广西全州时，即又匆匆从桂林向柳州撤退，处处居于被动挨打状态。当时白长官对于许多配属的部队，似乎采取不闻不问的作风，不但撤退时得不到命令，连他的企图也搞不清楚；因之，我们这些汽车部队、通讯部队、工兵部队、炮兵部队、宪兵部队等部队长，只好凭自己个人的关系，与长官公署的有关幕僚单位主动的协调连络，而决定行动。我因在長官公署有不少陸軍大学的同学，所以連繫上尚稱密切。

    記得在是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晚上，若不是自己提高警覺，幾乎便陷身於柳州；是日黃昏時，我看見馬路上軍隊紛紛向賓陽公路上奔馳，於是急忙向長官公署以電話連絡，誰知電話已經不通了；轉向電訊局詢問，才知道其總機已經撤除了。再多方探詢，才知道長官公署已向南寧撤退。於是我当夜即召集各營連長開會，限他們連夜整修車輛，並下達命令：凡不能於黎明前修好的車輛則一律棄置之；若可能修復的則一律於五時前開始行動。並漏夜到各部隊去巡察督修。等到天明時幸大部均已装修完畢，僅二、三輛因引擎損壞過甚不能修復的，祇有忍痛將它犧牲了。

    黎明準時出發，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洶湧，故車行甚緩，駛到遷江渡邊，已經日落西山；我們由於出發较遲，前面的車輛，已如龍長估計達二千五百餘輛之多，車陣廷綿有數公里之長。我步行至渡口察看，我的天！遷江碼頭，僅有渡船二艘，每次該渡船只能裝載大卡車一輛過江，一次來回，起碼需時十分钟，每天最大量僅能裝運約二百輛，我們的車輛排在二千餘輛車輛之后，要轮到上船渡江，恐怕要轮半个多月，所谓望江兴叹，真是焦心。我於失望之余，只好回到到車上過夜。在挨餓坐寐的情况下，感慨萬千，深覺高級將領們，平時作威作福，不作未雨綢繆的準備，既計劃撤退，為什麼後方交通幹线的渡橋也不預為搭建呢？真是太不應該。像遷江這樣僅有幾十公尺寬的江面，搭一座可載汽車通行的便橋，乃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假若預有準備，那至少可以爭取十天時間，绝不至坐待中共追兵的到來！

    我在遷江渡口苦侯了六天，每天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急得團團轉，到了第七天时下午，居然輪到我們了，本兵團的汽車才陸續渡過了約四百五十輛，尚有七十輛停在岸邊待渡，这时候共軍的追兵已步步迫近，相距僅二三千公尺之遙，步機槍聲已清晰可聞，在此危急情勢下，只得决定將未及過渡的車輛即刻澆灌汽油予以焚燬，顿時濃烟蔽天，未過渡的部隊爭先搶渡，幸渡口上尚有一條用汽油空桶（上加木板）搭成的人行便橋可以通行，我於放火燒車之際，跟着後衛部队剛步過橋頭時，便橋即被擠斷了，以後許多駕駛兵及部隊便紛紛游水過江，凡不善游水的都要陷身敵後了。

    我到達南寧，已是十二月十九日的夜晚，次早跑到長官公署去连络，才知道他们已于昨日全部远飛海南岛，连一个指挥所也没有留置。于是，幾十萬大軍沒有指揮中樞，便如群龍之无首，只有各自逃生的一途；距南宁約三公里的南面，又相隔着一流江水，我赶去察看時，見江邊車輛亦早巳摆着長龍，舆遷江渡口情形完全一樣，祇有竟日在渡口苦苦等侯而已。到了十二月廿三日午，共軍已逼近南寧，此時黄杰兵團的最末一批部队已渡江完毕，城郊的飞机已开始破坏，遥见火光冲天，情况至为凄惨！

    当日傍晚時分，我於南宁渡邊看到我團車輛已过江的僅祇三十餘辆，於無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好率领已過江的車輛继续向欽州方向前進，並嘱在共軍未進城前，儘量抢渡，能渡的車輛馬上跟着來。但車行数十公里後，前面又横隔着一条小江，雖然江面很狹，但祗有一艘渡船，過渡更為困難；等到午夜時分，忽然槍聲大作，於是大家於黑夜中，都惫急忙忙的躲避到山幼裹，等槍声停息回來時，才知道剛才放槍的是廣西的土共，已把車上所有的東西洗劫一空，我的一只小箱子也被搶去了。

    我回到渡口，即集合部属商議，决定將所有車輛都棄置於此。因時機迫促，不能再作等渡的打算，遂即乘夜渡江，大家在黑暗中沿公路步行前進，天將黎明，疲倦不堪，正坐在田邊休息時，下午三時將到達离欽州不遠的小董镇時，在我身邊祇剩有一位营長和兩位排長了。此時若再穿軍衣，难免惹人注目，捱到深夜才設法改裝難民步行到小董镇，在菜市场內睡了一覺，第二天早晨我們混入難民群的行列，由廣西的土八路担任護送，向十萬大山的小道上避行，每天餐風露宿，足足走了三天，才又回到南寧城。

    進城後，共軍也不多管，着即自由解散。數千難民，各自去找寻生路，我則暫時投宿於一間小旅館，徐图脫身之計。富天下午由林排長和钱排長分別出去和陷在南寧的部份同事取得連絡，當地的情况也略予瞭解，知道在南宁失陷的同時，共軍即在欽州登陸，以致国軍遭到腹背受敵，向海南島撤退的計劃乃告落空，並且全軍瓦解，而進入南寧的僅是林彪所部第卅九军一軍之眾。

    我返抵南寧之第二天下午，有一個駕駛兵在共軍指導员處偷來幾張蓋好印信的空白「解放證」，我便自填了一張，以便作逃離時的護身符。從他口中得知：當共軍將要進城之際，地方上即有護商大队的組織，監視未及渡江車輛，不准破壞；当共軍進入南寧，即將這些車輛混合編成汽車大队，其中當然也有我團內的官兵。由林排長秘密連絡的結果，得知共軍第卅九軍劉軍長要到漢口去開會，軍部要派一個特務連護送他們去柳州，並指派李排長（前我團特務排排長）率領七辆車護送，適這七輛車都是由我團的駕駛兵担任駕駛，於是他們代我報名為駕駛助手，還拿了一套共軍士兵軍服給我。翌晨我与钱排長、林排長等都穿上油腻的士兵服裝到民生碼頭去搭車，坐在我外旁是共軍的參謀長，駕駛員是我團的锺班長，他很機警，把我掩護得活像一個助手；在人生的旅途上，真像一幕惡作剧，演什麼就像什麽。九時正特務連的士兵都上車了，先到共軍軍部，俟劉軍長坐上吉普車前進後，这七輛車便跟着出發；与劉軍長同行的還有四個越共婦女代表，听說是去北京参加婦女會議的。當晚車抵賓陽，他們並不在賓陽城內住宿，却在郊外一個小村裹宿营，晚上並派了一個士兵与我們同住，大家都知道他是來監視的，所以說話都要特別小心。

    第二天中午抵達遷江，因渡船漏水，需要修理，不能過江，於是即在此地宿營，第二天渡船已經修復，我則先溜過江去候車，看見公路上那一堆堆燒得面目全非的殘車遺骸，不禁使我觸景傷怀，心想當時若早幾天有命令把全部的車輛都付之一炬，豈不是更好嗎？也免得如今留待敵人去利用了；但是車上的共軍看到被焚毁的大堆汽車殘骸時，却很惋惜的說：那天我們來遲了一步，若能早到一小時，豈不是還有幾百輛大車可以利用嗎？人心想法之不同，真是可怕。

    下午三時半抵達柳州樂群社，經李排長与共軍参謀長洽商後，共軍官兵全部下車了，所有車輛都開到郊外庫房去住宿；由於車輛需要整修，共軍則另派車輛接运去衡陽。我与林排長等在庫房裹住了一晚，次日晨即与我团的驾驶兵們依依握別，表示後會有期，步行到柳州去住旅館了。

    一九四九年元旦時，我尚羈留於逆旅裹，眼看共兵饮老酒吃水餃，兴高采烈的样子，真是益發使人悲傷；同時满街上遊行的学生、工人、農民等隊伍，每隊前面都有秧歌队為前導，大跳秧歌舞。只有身处其境的人，才能领会到那种改朝换代的景况。我们苦等了五天，湘黔桂铁路尚未修復通車；另去打聽公路的情形，得知公路已可通行，於是一月五日早晨便搭乘一輛貨車離開柳州。當晚在榴江住了一宿，第二天華燈初上時到了桂林。這時湘桂鐵路全州至桂林段尚未通車，等侯亦無希望，於是只好於十日搭乘汽車先到全州，以便轉乘火車去衡陽；可是到了全州，才知道由於軍運繁忙，所有客車一律停駛。同行的人祇得共租了一輛舊貨車繼續前行，不意行至距離陵零約有十華里的地方即抛錨，幾經跋涉，始抵衡陽。十一日下午四時找到一間旅社正欲住宿時，一查粤汉路火車時刻表，即知六點卅分有一列快車開廣州，遂即過江去買票。在人聲嘈雜中又匆匆的離開了衡陽，於十三日下午五時車抵廣州站，我們又在車站附近一間小旅社住下，晚上到街上散步，並得知明晨六時卅分有火車到深圳，但因人多車少，必須於晚上去車站排隊，不然便要向隅了，幸得林、钱兩位排長自告奮勇的去排隊，我則留在旅社裹睡覺。

    天將亮時林來喊我去加入隊列，六時開始售票，剛輪到我們買了三張車票時，后面的人便落空了，窗口售票人員宣佈車票已經賣完了，真是感到幸運之至。中午車抵深圳站，須下車步行一段路才到達中英交界的深圳铁橋，結果，我們終於安然抵達香港。今日回味旧事，如在目前，其實已經是廿七年前的陳迹了！

   ■■■■■■■■■■■■■■■■■■■■【以上全文完】

    以上《旧梦依稀廿七年——西南大撤退之際白崇禧竟毫無作為！》，是以《春秋》杂志总第454期（1976年）同名内容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首发析世鉴。

    ◆有感于中，请至专用留言区——彰往考来

    http://www.peacehall.com/cgi-bin/forum/bbs.pl?id=zwk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