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四月，行政院改組，張群繼宋子文任院長以後，除了公開宣佈他的內閣是「過渡內閣」，負責召集國民大會後，他的責任即告終了外，並即成立了國大代表選舉事物總所。同時中央常務委員會亦決定 成立中央選舉指導委員會，來指導並主持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的選舉事宜。我因是中央常務委員之故，亦兼任中央選舉指導委員會委員之一。這個委員會，最初即有五十餘人。國大代表選舉法及立法委員選舉法的原則，首先就在這個委員會裡討論。當時在原則上決定候選人由政黨提名。CC認為他們在中央及各地方選舉指導委員會的提名中，不一定有佔據優勢的如意把握，因之，陳立夫一再主張：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的候選人，一方面由政黨提名；同時，又主張黨員得以公民身分，自由參加競選。為了這一個問題，曾辯論和僵持了一個月左右，以致這個選舉法早應通過公布而不能公布。大概是在六月間的一天下午，中央選舉指導委員會開會，繼續討論這一個問題。那天是輪由我當主席，經過三番幾次都是那些理由辯來辯去後，白崇禧看到當時形勢有利，提議「請主席提付表決！」表決結果，贊成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候選人嚴格由黨政提名，未被提及的黨員，不的自由參加競選的是多數。僵持了不少時間的這一個問題，算是解決了。

    各地成立各級指導委員會，規定由中央派人去指導。關於派誰到哪一省（市）去指導的問題，則各派系間均各有各的打算。例如：派往安徽的指導員，白崇禧就主張賀衷寒，因為安徽的形勢是桂系（在省政府方面）與CC（在省黨部方面）之間的對立和鬥爭。賀衷寒去指導，在重要關鍵上不會幫助CC。又如派往四川省和重慶市的指導員，張群主張派賀耀組到四川，派曾擴情（當時任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當重慶市。對於曾擴情，他知道我是會完全同意的，對於賀耀組，他的意思是他可以完全聽話。因之，我完全同意，在會議上也就這樣通過了。

    在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的總席數中，仍構成了CC的比較優勢，黃埔──復興社──三青團佔第二位，政學系佔第三位，朱家驊系佔第四位。

    由於有很多的爭論，故種候選人的審查，就需要很多的時間。中央選舉指導委員會從六月左右成立後，最初上是每週開會一次或兩次；倒了八月，各地方候選人初步名單送到後，為了進行審查，每週開會的次數，就由一兩次，增加到三四次，甚至上午開會，下午也開會，晚上還開會，星期天上午也還要繼續開會。比較年紀大，身體差的老頭子，就逐漸吃不消了。大概是在九月間，為了討論山西的候選名單，很緊張的開了一天會──上午開了，下午又接著開，當中有兩個經省級提出的候選人，一個室溫良儒，另一個的姓名我想不起來了。因胡宗南打電報給蔣介石，說他們如何不好，請不要核定他們做候選人。蔣介石把這個電報交中央選舉指導委員會注意，這兩個人有被取消的危險。我當時心中是支持溫良儒的，他因公秉潘的介紹，曾和我先後見過幾次面，我對他們的印象尚佳，我認為胡宗南不應太扼制當地人，算他們曾跟楊虎城做過事的舊帳。由於是胡宗南向蔣介石正式提出，我未便公開表示。張繼（國民黨元老，時任中央監察委員、國史館館長）對這兩個人很關心，在會場上曾一再替他們說話，並深恐他離開會場沒有人替這兩個人講話，而被胡宗南這一個電文所取消。這天下午的會，延長了半個小時，他也不退席，一直等到會議完畢，他才回家吃飯。他在晚飯吃完以後，打電話約溫良儒到他家裡談話，大概是他想把開會的情形告訴溫良儒。電話打過後，即發生全身不適，轉到臥室躺在床上越來越厲害，及到溫良儒到達他家裡時，已經看到病得厲害，不能談什麼了，亟請醫生診斷，認為是腦沖血，施以急救，無效，當晚就死了。第二天，早飯後，我照常去開會，到中央黨部後，大家紛紛談論這一件事情，我才知道昨天還是很積極發言的這位老先生，昨晚就嗚呼哀哉了！這主要是年紀大、血壓高，開會太過緊張而送掉了他的命。

    在中央選舉指導委員會成立，工作已經進行的時候，蔣介石決定了所謂黨團合併，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舉行了黨團合併會議，決定了三青團團員，轉為國民黨黨員，三青團各級幹部，轉任國民黨各級執行委員，三青團各級監察，轉任國民黨各級監察委員。因之，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會、中央政治委員會，以及中央選舉指導委員會中，均增加了三青團分子，這樣就引起了CC與非CC的比例的變化。即是CC在這些組織裡面的優勢，越更減少，甚至不復存在了，我對於這一點很感「稱心滿意」。我當時是復興社－三青團事實上的重要代表人之一。同時，又是對政學系、朱家驊系、孫科系，以及桂系事實上的重要聯繫者。因之，我當時在國民黨各派系間的勾心鬥角上，發生了重要的作用。這是由於黨團合併後，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更增加了我羽翼和聲勢的緣故。這是合併時，沒有預期到的結果。因之，我在中央常務委員會、中央選舉指導委員會，以及立法院，均逐漸增高了我發言的「地位」和「威信」。

    在當時立法院中的那些人，為了競選，便需要通過中央選舉指導委員會，取得候選人資格，而立法院參加該委員會的人，只有院長孫科、副院長吳鐵城和我。因此，有不少的人都來找我，要求我在選舉中替他們幫忙。我當時採取的態度是：儘量做到「說一句，做一句」。使我說話的信用越更高。動機主要是在派系鬥爭上，造成有利的地位。

    關於我自己的選舉，在一九四七年五月間，我即決定了在我的原籍（四川安岳）參加立委的競選。我即向當時安岳縣黨部書記長陳世航（黃埔五期，曾參加改組派）、縣長楊子壽（無甚派系關係）、縣參議會議長蔡茂晴（曾是改組派）、副議長魏××等寫信，表示這項意思。楊、魏覆一信積極贊助，蔡茂晴未覆信。陳世航覆信來說，縣中在幾個月前，已有協議：由陳離（曾任鄧錫侯部師長，當時在四川任行政專員）競選立委，李放六（黃埔五期，陸軍大學，曾任四川保安旅長，當時在四川任行政專員）競選國大代表，不便變更原議。我接到他這封覆信時，認為他是拒絕我參加競選，頗感不快。因之，我不再寫信給他，而寫信給覆信贊助我的 人。同時，陳離在五月間因事到南京，他來看我，我把我預備競選的事情告訴他，於是我和他作了一個諒解：我作立委候選人，他改作國大代表候選人。由我勸李放六在這一次放棄國大代表的競選。

    李放六不肯放棄，臨到選舉時，李放六與陳離均回縣作競選活動。選的結果，李放六得票較多，陳離失敗。

    我的選舉，曾打算回去一次，因我在中央選舉指導委員會需要照顧其他各地與我有關的候選人，不能離開南京。年底舉行選舉時，袁永馥（當時任西康省黨部副主任委員）鑒於我不能回川，恐選舉發顧慮，他自動從雅安回安岳，辦理我的選舉。選的結果：我在這一個選舉區（包括遂寧、安岳、潼南、樂至、中江、大足等縣）以得票最多當選，我當時曾以我這樣－沒有自己回去作選舉活動，而能得票最多當選，是由於我的「聲望」和「名譽」。

    當我參加中央常委不久，李惟果（當時任三青團中央常務幹事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曾來問我願不願意去兼任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副秘書長。何浩若（當時任三青團中央常務幹事，行政院戰區政務委員會秘書長）來讓我接替他任戰區政務委員會的秘書長。我感謝他們的好意，一一拒絕了。

    大概在五六月之間，有一天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黃埔五期，復興社分子，陳誠所提拔的陸大系分子）、副官局局長陳春霖（黃埔五期，復興社分子，陳誠所提拔的陸大系分子）一道來看我，向我提出：「軍官總隊在各地的秩序紀律很壞，國防部想把它結束。你過去有辦別動隊的經驗，由你來把這些軍官總隊組織一個像江西的別動隊，使用在『綏靖』地區，人數多一點，都沒有關係，就是要組織十萬人都可以。你如果願意負這個責任的話，我們可以簽呈？」我說：「今天沒有可能組織一個像在江西當時的別動隊，因為在現在這個情形之下，沒有方法把軍官總（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整軍，編餘的大量軍官編為若干軍官總隊，分駐於各重要都市，這些軍官總隊，既無管理，又無訓練，所有人員，無所事事，紀律秩序，蕩然無存。社會上把他們視為橫不講理、可厭可怕的人，而稱之為「軍官總」——編者）這些憤懣牢騷灰心消極的精神振奮起來，我不願意負這個責任。」這個問題就沒有繼續再談。

    又過了若干時間，劉培初（曾跟我做過宣傳大隊隊長，後參加軍統，當時任國防部人民服務總隊總隊長，駐河南）來見我，他對我說：「我是接到陳總長的電報叫我回來的，我已經見了他，委員長有手令叫他組織一個像江西時候的別動隊，他要我來籌備，你看這個事情應該怎麼辦法？」我說：「不大容易，現在沒有辦法使軍官總的這些人的精神振作起來，他們很牢騷抑鬱，很灰心消極，前一會才鬧了到中山陵哭陵，我看這件事情不容易。」劉培初聽到我的話悶了一陣，沒說什麼就走了。以後，這件事情還是辦了，由鄭介民主持，劉培初參加，在中央訓練團附設了一個班，召集了一批軍官總的人訓練，名稱叫「勵志班」，訓練後，成立了「綏靖總隊」，派在東北及華北。

    在六月間，行政院通過所謂戡亂動員令後，中央宣傳部曾給我一個通知，請我為「戡亂動員」作一次廣播講演。我當時以精神上不愉快，不願去作這個廣播講演，就把這封信擱置未覆，始終沒去講演。我當時有這種態度的原因：一則是覺得沒有什麼話好說；二則覺得不值得。現在檢查起來，其出發點，對當時的統治不滿固是一面，對於自己所處地位的不滿，還佔到更主導的成分。

    我當時一面看到所謂復員和整軍的混亂——弄得天怒人怨，士氣瓦解；同時，我又看到陳家在利用各種名義「劫收」後，迅速發展成了與孔、宋鼎足而三的官僚資本系統（當時還不認為蔣家在內）；同時，又看到蔣經國由三青團中央組織處長，兼到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兼到外交部東北特派員，兼到國防部預備幹部管理局長。這些情形，曾使我內心裡憤恨！另一面又看到和聽到百業蕭條，正當工商業者怨聲載道；物價騰漲，一般公教人員生活不能維持；以反飢餓、反內戰為號召的學潮迭起，即在南京，三青團在各學校中已失去控制作用；而我自己，則被投閑置散，除了開會、會客以外，無所事事。一些時間，因派系鬥爭搞得起勁，而終覺這樣不是辦法，尤以自己的薪水，不夠維持生活，房東除了一再加租外，最後要收回房子。內內外外的這些情形更使我嘆息和憤恨！但又儘量忍耐，儘量避免形諸詞色。這樣就形成我內心裡的矛盾——實際上是不滿與不安，形式上要裝成一個若無其事。為什麼要這樣裝模做樣呢？就是沒有設想和反動統治分家，而希望獲得蔣介石的諒解，最低限度，不要增加他的惡感和误会。这是我回國以後矛盾的思想和生活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