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八月我到南京接中訓團教育長，一直到三十八年一月眼看大局已無法挽回才率中訓團離開南京，這半年多是大局崩壞最黯淡的日子。

    遠在三十五年，由於通貨膨脹，法幣貶值，民間已私自以現洋或米穀為貨幣標準，我就對行政院長張羣建議索性准許民間流通現洋，沒被採納。可是在經濟上始終拿不出辦法來，到了後來國家預算動輒是天文数字——千萬億，最受打擊的是士兵軍官公教人員，領了薪津轉瞬貶了數倍，工商業也大受影響，民心士氣無法維繫，政府拿出的辦法是發行金圓券以代替法幣，一元金圓券合法幣三百萬，限期收兌法幣、金銀外幣。金圓券於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頒佈發行，我們也希望它能穩定經濟，一手造成金元券發行的財政次長徐柏園在國防部很樂觀地認為可以維持下去，沒想到失敗了，失敗得很快很慘。從前法幣雖然已成問題，但仍可在鄉間流通，現在金元券竟下不了鄉，它不能靠都市的使用而維持下去，通貨加速膨脹，財經困境無法打開。

    在軍事方面三十七年三、四月後就漸趨不利，六月開封失而復得，七月襄陽失而復得，但康澤被俘，國軍戰場太多，要守的城市太多，處處設防，處處挨打，鄭洞國守著最北的孤城——長春一切補給端賴空運，鄭洞國領了錢就在京滬一帶換現洋，情況極亂，所以何應欽建議放棄長春撤到瀋陽。這時我每星期一參加總統府會報，亦曾主持過一次訓練方面的會報，大家無所不談。有一次谷正鼎說到王耀武在漢口財產是數一數二的，責他貪污不法，總統說：「不至於吧！」到了九月二十七日濟南失陷王耀武被俘。大官要員貪污枉法影響民心士氣，仗就難打了。還有一次大家要求總統不要庇護孔令侃以維繫人心，這要求亦無結果。

    當濟南失陷時，國軍在東北、華北、徐蚌仍掌握許多要地，具有巨大潛力，我向總統提一個建議，大意是：「當此生死存亡之秋，我們應集中兵力，選擇戰場，把所有人力物力投擲在一個戰場上，不幸而敗是無法挽回，另作打算，勝了是決戰的開始。」我把重點放在集中兵力選擇戰場上，這是主動的攻擊，希望不要像現在處處要守，處處挨打，備多力分，無法兼顧。

    事實上以總統的智慧應該不至於有三十七、八年間慘敗，但幾乎每局都敗下來了，這有其失敗的因素，總統具有英雄本質，使他堅持必須親自指揮軍事；為了明瞭戰場實況，他冒險在每一個吃緊的戰區出現，整個戰區的指揮官——總司令、兵團司令……——集合起來開會，他聽取每人的報告才決定了戰略，要大家執行。問題就在各個帶兵官是否得到正確的情報？是否肯把實况報告出來？是否敢把自己的弱點宣佈出來？無疑的總統所得的報告要打很大的折扣，他的決定當然成問題，何況戰爭是瞬息萬變的，說不定會議一結東情況又不同了，這是總統指揮全國各戰場的缺憾。

    在指揮系統方面的漏洞更大，劉斐主管作戰，郭汝槐【HGC：“郭汝槐”，原文如此，下文“郭汝隗”同。】是參謀次長，後來是徐州剿總的參謀長，郭懺是聯勤總司令，這三人常常和程潛在某一朋友家抽鴉片。程潛在南京常碰到我，對我也不避諱就大駡總統。郭懺是靠劉斐支持的，他替劉斐在廣州建了一棟房子。有一次郭懺說：「我是國共兩黨的聯勤總司令。」因為許多新倉庫都給共匪接收去了。廣州撤退前夕，把聯勤總司令部取消了，其用意即在避免算帳。郭懺是有意或無意的被劉斐等利用不得而知，但劉斐、郭汝隗很顯然的是替共匪工作的，我們的命令還沒有發出，共匪早就知道了，敵明我暗，焉得不敗？

    總之，成功有成功的條件，失敗有失敗的因素，一到要敗了，百孔千瘡，一切併發症都來了，於是東北丢了，華北吃緊，華北丢了，徐蚌會戰也緊跟著慘敗，於是李宗仁等出而提倡和談，總統被迫下野。

    當戰事逆轉後，消極的人就提出與共匪談和的建議，也有的在總統府會報時提出，甚至提到總統暫時下野由李宗仁代理，總統無所不聽，還笑一笑，沒講什麼。到十二月底李宗仁、程潛等公開倡導和談，要求總統下野，湖北湖南參議會，河南參議會都越軌發出電報，電報中將「蔣中正」與「毛澤東」並舉，最嚴重的是華中區行政長官白崇禧也有電報到中央，認為不能打，只能和，要和早和，即刻決定。中央没答覆，可能又打了一個電報，這時召開中央委員會討論，邵力子說：「不能和就要打，不能打就要和。」主和的人認為：「是和或是走（指總統離開）必須選擇其一，為了國家，當然要和，但不走就不能和，一切決定在於蔣先生走與不走。蔣先生離開南京，或者有辦法。」好像認為總統一走即可達到和平，許多黨國要人都很消極，就是張羣報告結論也是「能和」。

    這時主和要角張治中也很活躍，在重慶的時候我們是前後鄰居，往來頻繁，勝利後蔣先生要他去西北，他想去東北，很不高興。他的幹部分兩派，一派主張不去，一派主張暫時去。有一個晚上，他來我家談論此事，我說：「為何不去，最好莫過於西北了。」他問我是何理由，我說：「東北，日本人建設了四十年了，已經有基礎了，所有的工礦產業機構都需要專門人才，你拿什麼去接？你到東北不能保持日本人留下的現狀就算失敗了，你能辦到嗎?你到西北，情況就不同了，左文襄公的功業至今萬人懷念，但西北在今日仍是一片荒涼，在政治方面朱紹良到那裹是焦頭爛額，你去了，失敗的責任小，如果成功了，便是西北王，那還了得。不錯，西北有困難，對付俄國很不容易，但那也有方法解決，你把美英力量引進去，不讓俄國獨佔，把新疆造成國際性的地方，同時掌握對內交通線，甘肅非抓在手裹不可，以甘肅作為後路，自然進退裕如，從前在左文襄公就是拿陝甘來經營新疆的。」他聽了我的話很高興，說：「絕對去。」，没想到他到西北後與俄國人靠在一起，設立什麼「西北公司」，搞經濟合作。郭寄嶠說他住的房子講究極了，豪華極了，兒女都送到美國，但還喊打倒豪門，可謂無恥之極。現在居然放開西北來主和，我的話他是聽不進的。

    南京的謠言滿天飛，新聞記者天天打電話到處問總統幾時下野。三十八年總統發表元旦文告，呼籲和平，不計個人進退以促進和平，到一月二十一日就宣佈暫行引退，由李宗仁代總統職，進行和談。

    當總統引退前夕，中訓團奉命經由武漢撤到廣州，我盡量把機構收縮，只保持一個空架子，撤退時方便，要用時隨時可用，不致發生困難。

    我們坐船到漢口，白崇禧知道了打電話約我去談話，把總統駡得一塌糊塗，我關心的是李宗仁怎麼處理總統離開後的軍事、經濟問題，能打的軍隊有那些？財源如何籌措？本來認為美國不給錢是由於總統不走，是否李上臺美國就援助？李對未來整個國家政策是怎樣的？

    可是兩人意見南轅北轍，他擁李倒蔣扶共，我反共擁護中央，當然談不攏。這時張治中也在武漢，他打電話找我，我講共匪如何如何，他也聽不進去，談些不相干的話，後來他當和談代表，一去不返。

    到漢口的第二天，張篤倫來看我，把摺子一丢，就說：「武樵，你來剛好，我要跳江了（因為白崇禧逼他）。」我說：「有這麼大的氣？」他說：「我幹不了。」我說：「朋友還是朋友，我說老實話，有資歷的看不起這個爛攤子，沒資歷的幹不上去，這局面拖不久的，趕快準備第二步，還是到鄂西去，利用水路到恩施去，留必要人員，控制交通工具，把路線弄好，與湖南先聯絡，必要時由湖南到恩施，恩施是重慶的門戶，要幹到那裹去幹。」他說：「以後就這麼做。」我說：「我以朋友建議你要這樣。」後來省主席還是換了朱鼎卿，而張篤倫後來也動搖了。李書城不知奉誰的命令去石家莊見過毛澤東，回來時，張篤倫還請他吃飯，李書城、張難先、耿伯剑、喻育之這班人活動和平甚力，吃飯時大家起來為「和平萬歲」乾杯。李書城見到我太太說：「我到石家莊會到毛潤之，他對我非常好，我看你們不要走了，你們帶了小孩不方便，就是走到臺灣，也要解放的，我看請武樵就在漢口不要走了。」簡直是替共匪工作的口氣了。

    在漢口耳聞目觸的是一片談和的景象，雖然白崇禧召開軍事會議喊出「備戰談和」的口號，但我看已經遲了，士氣鬆弛，談打亦打不下去，能打的只有張淦兵團，滇軍魯道源五十八軍亦在此，但上下游防線太長，劉伯承、林彪共有十七軍，若由下游切入江西，連退路也沒有了。我看很危險，就在農曆正月初二（陽曆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九日）離開武漢到長沙去。

    後來和談破裂，武漢方面軍隊南撤，省主席朱鼎卿被俘。朱鼎卿是陳誠的人，本來是華中區供應司令，控制所有華中方面的槍械彈藥物資。在南京有一次總統找我去把人遣走把房子關了，要我做漢口市長兼武漢警備司令，我說：「我不去。」他說：「為什麼？」我說：「不敢增加先生麻煩。」他說：「到不可收拾時你去。」我保朱鼎卿做，他說：「不可，他做供應司令。」後來白崇禧保朱鼎卿做湖北省主席，李代座當然照白的意思發表了，白這一著棋很厲害，他看不起主席的位置，並非見愛於朱，而是要拿華中供應司令，要是總統還在位絕不接受。

    三十七年春我辭湖北省主席時曾和行政院長張羣討論繼任人選，他提到程潛，我說：「如果沒有其他安排，讓他做湖南省主席比較好，他在湖南被稱為家長，老氣横秋，可以說真話，在湖北就不同了，做主席有利害有是非，有利的恭維他，有害的反對他，毀了他也毁了湖北。」結果還是由張篤倫接。這時程潛是武漢行轅主任。

    副總統選舉這一幕太使程不滿了，在南京時見到我就說總統的不是，行憲後把華中區交給白崇禧，而發表程做長沙綏署主任（管轄湘贛兩省軍事）兼湖南省主席，程在七月下旬離京就任。到了年底，眼看國軍不利就與李宗仁等倡導和談，逼總統下野，他的想法和做法與我大相逕庭。

    舊曆年底長沙的報紙就刑載【HGC："刑載"，原文如此，当为“刊载”之讹。】我要到長沙過年，內人是長沙人，許多親戚住在長沙，我又急於離開武漢，這種報導不是沒有根據的，而我也在舊曆正月初二到長沙，一到後報紙就登出來了，當然我不能不去見見程。見面後他又大談蔣先生如何不對，從中央政策到個人行為沒有一點對。第二天請我吃飯，同席的有仇鰲（奕山），席間談論到晏勳甫（曾任程的參謀長）將接徐會之做漢口市長，程說：「三個月的市長有什麼好幹的。」仇說：「晏是草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