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國三十七年的初春開始，除了山東戰場的惡戰苦鬥以外，國軍戡亂剿匪的軍事重心，逐漸移向東北，因為一方面中共匪黨林彪所部，以東北佳木斯為根據地，直接受到蘇俄帝國主義的庇護及裝備補給，有十二個縱隊（軍）相當於三十萬的匪軍，業已編練到成熟階段。國軍最好的美式裝備部隊，調集東北的將近十個軍，勢均力敵，東北戰爭四處漫延。這時國軍的政治工作與政治作戰思想作戰的整備，正配合著軍事發展而加強。我在十個月內曾先後三次往赴東北前線巡視，第一次是正當四平街戰役的時候，我先在瀋陽附近及長春，永吉一帶巡視之後，於四平街戰役勝利結束不到一週的時候，曾乘飛機到那裡停留一日，戰場慘狀，歷歷在目，死傷近萬軍民的屍體，大都猶未清除，我除督促部隊政工人員，發動軍民合作，迅速辦理救死扶傷，撫慰難民外，並曾憑弔戰場，訪問官兵，對保慰四平街的英勇將士，表示親切的敬意，這時見到國軍士氣仍極昂揚，人心亦均愛戴政府與國軍，深覺東北局勢，仍大有可為，不過匪軍猖狂，積極南進挑戰，我軍多陷於被動防守，未能採取迎頭痛擊或主動攻擊戰略，主客之勢在急激變化，和很多有識之士談話，莫不引為深憂。

    第二次去東北是同年九月十九日，我和國防部第二廳廳長侯騰等，隨同最高統帥由南京搭飛機到瀋陽，這時林彪匪軍主力正在越過長春、瀋陽、圍攻錦州，守軍司令范汉傑將軍所部，苦戰旬日，終於失陷，東北情勢因此更趨危急。我會見了很多將領和中下級官兵，也和很多政工幹部及地方黨政人員交換意見，彼此認為軍心士氣都很好，大有集中兵力，不難殲滅林彪匪部的態勢，我向他們提出警告，必須提高警覺，由於錦州戰敗失陷，不如四平街戰勝固守，我軍必須迅速爭取主動，方可克敵致勝。這時地方政府及多數軍政人員警覺都不高，認為錦州雖然失陷，長春、瀋陽、營口幾處的兵力，雖稍嫌分散，但林彪匪軍的後方，也處處有被我軍截斷的可能，所以大家還是因循苟安，思想觀念上與精神意志方面，沒有堅定和進取的決心，政工的教育與宣傳，本身條件不夠，沒有新的內容，這是很沉重的局勢。

    東北瀋陽淪陷的前一週，我隨東北剿匪總司令部杜副總司令聿明將軍，由北平第三次到東北，我們立刻到前線視察，先在新民住了一夜，我和當時的戰場高級指揮官廖耀湘在火車站的專車上談到深夜，他一再強調東北地方的富庶，軍需資源的充足，幾乎可以立國，他認為東北可以固守瀋陽兵工廠生產的大砲及輕武器，每月可以裝備一師以上的部隊，我對他的看法，認為是承平時期可以這樣做，目前局勢嚴重，成敗存亡決於最近的時候，應該集全力打通山海關，並準備必要時，由遼南營口，海道撤退，保全實力，以為中原及華北會戰之用。我同他說，目前的態勢相當險惡，我們如不能擊破林匪主力，或打下通山海關，沒有全師而退的準備，我們就將一無作為。他最初頗不以我的話為然，最後卻同意我的看法，並說時機已不許可，最壞的結果，也許要全軍覆沒。我聽到他的話甚是驚異，認為高級指揮官的信心業已動搖，我勸他發揮革命軍的傳統精神，英勇赴戰，挽救大局。第二天我們乘汽車到了剛收復的新立屯附近視察，附近五個軍師長都已來到戰場指揮所與杜副總司令晤見，檢討當面的敵情戰況，知道錦州方面的匪軍，大部已經後撤，準備和我軍會戰，如果我軍迅速進擊，以逸待勞，也許可以嚴重

   打擊匪軍。不料事隔二日，我們回到瀋陽不久，總司令部指揮未定，廖耀湘司令部行軍途中被匪襲擊，廖氏失蹤，十萬大軍因而陷於混亂，未經激烈戰爭即瀕於崩潰，瀋陽以北情況亦轉緊急，謠言紛起。我和國防部幾位同事商酌，想建議東北剿匪總部，迅將尚未作戰的部隊，向營口集中，還有近萬的軍官，兩萬多鐵路員工技術人員，及數千行政幹部，好幾萬的愛國青年學生，也應迅速集結，一面由軍隊掩護撤退，一面由營口海運到內地或臺灣，為國家保存實力，以為他日收復東北之用，但以時機迫促，未能實現。匪諜早已滲透警備瀋陽的五十三軍，瀋陽市面很快就發現兵慌馬亂的情況，我們在瀋陽失陷前二日離開東北，回到北平，不到十天的時間，眼看東北大好河山，二十萬以上的優良戰士，被蘇俄與共匪囊括，關入鐵幕，真令人痛心疾首，也出中外人士的意外，這是我軍二十多年來第一次遇到最悲慘的失敗。

    我回到北平，一面檢討東北失敗的教訓，一面籌商固守平津的對策，我和侯廳長曾到平津一帶考察兩週。我認為東北失敗，高級指揮官衛立煌指揮無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應負最大責任，建議統帥部應即予以審判，軍法處置，藉明賞罰，並勵士氣。可惜後來雖提交了軍法審判，但卻遲遲未決，不了了之，以致衛在香港流亡多年，終於逃奔大陸，降順共匪，哀莫大於心死，國家紀綱廢弛，那是敗亡的主要因素呢!

    我們在華北視察之後，認為共匪林彪所部稍經整補後，即將入關，戰爭重點，不消三月，即將移來華北，我們曾和在那裡主持軍政的傅作義晤談多次，那時在華北的國軍合起來仍有二十多萬，士氣不壞，尚堪一戰。不過我們考察備戰的狀況，甚覺不夠積極，一般人心也都抱著因循苟安的觀念，認為敵人不會很快來攻，同時也發現共匪匪諜對平津一帶的軍政社會滲透煽惑，甚是普及，不能作戰，後來我們同傅作義一道到南京，統帥部提出三策，徵詢他的意見，上策是將華北的主力沿津浦路及海道撤到山東，協同國軍先肅清陳毅匪部，中策要他將軍隊西撤與山西太原閻鍚山軍連繫作戰，下策在平津附近作戰，主力集中天津大沽一帶保持海口，以利接濟及必要時的後撤，他卻採取了下策，而又將主力移向綏遠，後來在平綏交界處，遭遇林彪部襲擊，損失慘重。如是他便倡導局部和平，實行投降共匪，共匪更將這種局部和平的陰謀詭計，向各地推廣，企圖應用於長江流域。國防部政工局那時代表政府為軍事發言人，曾一再發表新聞，指斥局部和平是假和平真投降，與共匪談和平，等於與虎謀皮，同時並以此方針，為當時對全國軍民的思想指導內容，這是政治工作從事政治作戰與心理作戰及宣傳作戰的重點，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正當國軍在東北失敗不久，華北局勢日趨緊張之際，華東的共匪陳毅與華中的劉匪伯承接連緊急動員，向蘇魯豫皖的邊境集中。宣傳進行徐（州）海（州）會戰。政府為了挽救整個戰局，聲援華北，保衛長江流域，也已集中最大的兵力，準備在徐州蚌埠一帶與共匪會戰，由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執行這次會戰的任務。除原來隴海路津浦路的邱清泉兵團，李彌兵團，黄百韜兵團，孫元良兵團，李延年兵團及馮治安，劉汝明兩部，合計不下十五個軍外，更急調在平漢路的黃維兵團參加會戰，戰場的形勢，敵我的兵力，最初是很利於國軍的。

    三十七年十一月初間，戰事發動之前，由於馮治安部防守徐州外翼，棗莊和臺兒莊的部隊，被滲透潜伏的匪諜劫持，發生異動，我當時曾去徐州視察，發現叛離的隊伍為數極少，我訪問了很多不願隨叛軍行動而逃回的官兵，他們都十分憤慨，對劫持叛變的少數敗類，深惡痛絕，而以他們上級司令部，不能事先防範引為奇恥大辱，我代表國防部對他們慰勉，劉司令官汝明主持部隊整編之後，即調到津浦南段蚌埠一帶駐防，這對我軍作戰部署不無影響，這證明共匪滲透，軍中潜伏匪諜，鼓動陣前叛變的狠毒。當時政工人員對此雖頗有發現，也曾報告，但職權所限，對於監察保防工作沒有得到授權，以致不能防患未然，這是很嚴重的教訓，我為此曾受到統帥嚴厲的責備，所以只有到徐州異動軍隊進行調查及說服，稍收補救於事後的效果。

    十一月中旬徐州外圍的會戰逐渐激烈，我率同政工局少數同仁，先到蚌埠考察共匪對我後方的心理作戰，我們在那裡住了五天，初到時發現蚌埠的謠言很多，地方秩序很壞，共匪在北平的李匪德全等不斷對駐軍劉汝明司令部隊播講煽惑的言論，由於駐軍政治工作人員同地方黨政人員的共同努力，地方秩序很決就恢復了，逮捕了一些造謠生事的匪諜。我和劉汝明軍長同住一塊，並曾同乘鐵甲車巡視前線，由於劉部愛惜歷史，深明大義，匪軍雖已把蚌埠，徐州間的鐵路交通截斷，蚌埠的民心士氣仍很振奮，防守線亦很堅固。

    我和政工局第二處處長常健及參謀科長數人，於十一月十六日由南京飛到徐州，在那裡組設一個政工局在前線的指揮所，主持蚌埠會戰的心理作戰，指揮各部隊政工人員努力政治作戰及戰地政治工作。黄兵團這時正和陳毅匪部主力在徐海之間，離徐州不到五十公里左右的碾莊墟八義集一帶，惡戰苦鬥。經過一個星期以上的激烈戰鬥，陳毅匪部傷亡雖過數萬，但仍繼續增援，我軍傷亡大半，卻增援不上。統帥部一再嚴令徐州剿匪總部，迅速救援黄兵團，並令黃兵團死守陣地待援。我因和黄百韜司令十分友好，對日抗戰時，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他任參謀長，我任政治部主任，同事三年，深知他為人英勇沉著，必能死守待援，為了鼓勵士氣，我於十九日曾乘飛機在空中視察戰況，並和他利用無線電通話，代表統帥慰問他及全軍將士，說他已建立最大的戰功。敵人傷亡重大，希望他用一切方法固守陣地，援軍可在二、三日內到達!徹底圍殲陳匪，希望他轉達英勇苦戰的將士，繼續努力。他在電話中答覆我，感謝最高統帥的關注，他們一定奮勇殺賊，死守待援，不過時勢已很迫切，希望援兵早到，方可得到戰果，不幸三日之後，國軍在徐州東部奉命增援的邱清泉與李彌兩兵團，未能到達。因受敵人阻擊，及徐州南部發生戰事，最高統帥雖有嚴令剿匪總部用一切力量救援黃百韜兵團，並指示救黃

   亦即所以救徐州，黃兵團如損失，徐州亦難保存，限令援軍於二十二日前，到達碾莊墟。但由於高級司令官猶豫，深懼失去徐州，所以未盡全力，以致相距不到十公里，沒有增援得上，黃百韜兵團糧盡彈絕，戰至最後，誓死不屈，自殺成仁，與魯南死守孟良箇的張旄�軍長，同為反共救國英勇犧牲的革命軍人的模範。我看到當時軍事發展的事實。由於黃百韜的殺身成仁，真是無限感慨，痛苦萬狀，認為統帥平日訓示，大將以救大局為主，於今大局不救，從此國事將不堪設想。

    徐州會戰到十一月下旬，由於黃百韜兵團的喪失，黃維兵團的增援，緩不濟急，以致徐州四面被圍，補給困難，官兵疲勞過甚，負擔沉重，所幸這時各軍的戰績還很好，士氣也還很旺盛，匪軍的疲敝殘破遠甚於國軍，各方都指望國軍得到勝利，當時確有打勝仗的可能。我和各級政工同志，這時對於鼓舞士氣，激勵軍心，安定地方，擴大對匪心理作戰宣傳工作，曾盡力使其加強擴大，頗收效果。我曾隨杜聿明副總司令到各軍師的陣地，從事戰地視察，想念到各級官兵艱苦作戰，忠勇愛國的精神，令人感奮萬分。這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由南京派來了一個很大規模的慰勞團，由張道藩先生率領，帶來不少慰勞品及很多銀元到徐州犒勞三軍，振奮士氣，滿擬可以打一兩次大勝仗。不料統帥部改變戰略，徐州大軍奉命撤守，我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撤退前夕，離開徐州。當時總司令部計劃撤退的路線，原有向東向南向西三路，結果採取西路，避開正面，迂迴匪軍側翼，以謀便於黃維兵團會師，結果又同東北一樣，慘遭失敗。因適逢天寒大雪，道途泥濘，難民擁擠，交通阻塞，天時地利人和都已喪失。最重要的是我軍高級司令部的參謀通訊系統，都已被匪諜滲透，我軍行動及作戰命令，他們都瞭如指掌，何況各軍各自為戰，不能協同救援。匪軍洞悉我軍行動及弱點，我卻既不知彼，亦不知己，如此情勢，焉有不敗之理。我雖未能始終隨同部隊行動，因有任務於撤退徐州前夕飛到南京，但隨我前方工作的常處長以下十數同志，及隨我的參謀衛士，都未出來，戰役失敗之後，或死或傷，或被俘受盡折磨侮辱，每一念及，惶愧萬分，徐蚌戰敗，大局從此無法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