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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們曾提及兩項問題，一是共匪在陜北的建設情形，另一個是劉斐的問題，現在，先談劉斐此人。

    劉斐是湖南醴陵人，父親是中醫，一個湖南鄉下郎中，家境不佳，年輕時在湘軍當司書，具有靈敏的頭腦，漢文讀得不錯，同時機警，口才伶俐。當過兩年的司書後，很得主管的信任，而被保送湖南講武堂，畢業後由排長依次升任。民國七、八年之際，護法戰爭桂軍陸榮廷部隊開入湖南作戰，李宗仁、白崇禧還在桂軍裏任團長，軍隊駐紮在湖南醴陵劉斐家的附近，部隊裏缺乏醫藥設備，很多官兵患病，都請中醫診治，劉斐的父親也常給李、白的官兵看病，曾治癒不少人。部隊開回廣西前，李、白向劉斐的父親致謝，他父親說：「不要什麼謝，我的一個兒子當連長，希望付託你們兩位。」於是李、白將劉斐帶到廣西，承李、白的推薦，劉斐開始進入桂軍，起初仍任命他當連長，由於聰明而幹練，以後李、白攻打陸榮廷時，就是以劉斐爲內應，由於部隊裝備不佳，只憑劉斐一連的部隊爲基幹，從內部叛變響應就使陸榮廷瓦解了，劉斐自此一躍而起，桂軍任命他當參議，又派他到廣東當桂軍代表，他留在廣東的日子最長。後來因爲深感學歷不夠，要求深造，於是李、白保送他到日本陸大進修。他不諳日文，吳石與他同班，教他學日文，考試時且讓他抄答案，所以劉斐和吳石交情很好。回國以後曾一度擔任白崇禧的參謀長。抗戰開始時，我政府表示容納各方人士，軍令部成立第一部，以黃紹竑爲部長，最初以龔浩（現在住在我對面。）爲作戰廳長，但他和黃紹竑不睦，於是改聘劉斐爲作戰廳長，民國三十六年軍令部改國防部，劉斐擔任第一廳廳長管作戰。二十九年調參謀次長。他從進軍令部一直到叛變爲止，在中央主掌作戰歷十一年之久。到臺灣之後，我們才曉得他在十九年即加入共產黨。（口述歷史組按： 根據王序平、劉沉剛著： 「劉斐將軍傳略」，一九八七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劉斐確爲中共工作，但盛將軍所述劉斐傳聞有出入之處，仍保留以供參考。）

    他的身材高瘦，有三個太太，機警而善於詞令，中央始終信任他，認爲他是人才，各方人士也都很恭敬他，他的態度也非常倨傲。他善喝酒、抽煙、打牌，嫖賭逍遙，無所不長。由於有才氣，又得上級信任，因此權力很大，歷任參謀長都無法過問他的事，老先生信任他，將領們沒有對他不恭敬的，只有我對他最不客氣，主要因爲我不喜歡他狂妄自大的態度。他年齡比我長十歲（今年我六十三，他也七十三了。），因此一直把我當作後輩看待，而我年少氣盛，無法和他和睦相處，雖然還沒露出什麼痕跡，但兩人總是格格不入。我當胡先生的參謀長時，他在國防部當參謀次長，關係本來應該很密切的，但兩人打電話總是說得很不愉快。他感到最痛恨的事是攻擊延安沒讓他知道，他替毛澤東做工作，他有很多計畫很顯然的對我方不利。

    攻擊延安是主席親自找我和胡宗南到南京時提出來的，三十六年一月間，主席召集我們二人到南京去，主席說：「我想攻擊延安，你們看有沒有把握拿得下來，如果沒有把握，我就不攻。」當時所以要打延安的原因就是莫斯科三月十號將有三外長會議，討論中共問題，我們認爲口頭之爭無法改變俄國的態度，只有以實際行動向他們表示中國共產黨是不夠資格來和我政府爭取平等地位的，剿共不過只是我們的內政問題。因此，打破莫斯科會議是攻擊延安的第一個目的。第二，延安是共黨的京城，國內一些共黨分子和尾巴黨精神上的重鎮，攻取延安也藉此表現國軍的力量，這是主席當時告訴我們的兩個目的。他問我們有沒有把握，當時我立即答覆有把握，他便說：「你擬計畫，這計畫你要親自擬訂，不要假手於人，擬好給我看看。」這事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道。我原計畫將山西的部隊抽調過來，出其不意予以奇襲，迅速攻取延安。以後爲了五天攻下延安，和主席有數度的爭執，他認爲共匪盤踞延安十三年之久，五天恐怕沒那麼容易成功，主席並且強調：「旁的沒有兵給你們了，只能用僅有的兵。」我在五天內攻取延安，這事尤其給劉斐很大的刺激，他主管作戰，而延安之役卻一無所知，而且我到南京三、四次，一次都沒去看他，這是主席交代的，他敢怒而不敢言，本來一向和他處得並不愉快，加上又怕國防部洩漏軍機，所以攻延安的計畫連國防部都不知道。那時的國防部組織並不嚴密，常常有洩漏機密的事發生，所以延安之役一直到軍事行動開始，他們才曉得，所以我判斷攻擊延安之後，劉斐一定受到共匪的責備：「如此大的事情你都不曉得！」全世界輿論都爲之震驚的大事，主掌作戰的劉斐事前毫不知情，這是相當難堪的事，當然他也不是完全無所知，相信他也略有所聞，只看我們從西安到南京幾次，每次必到主席官邸，他一定曉得有什麼大事，但無論如何不會知道我們正計畫五天攻取延安。這事情過後劉更加恨我，此後兩人一見面態度更爲僵持。

    三十六年攻取延安，三十七年即抽調我們三個軍。本來，延安克復後到三十六年底追剿朱、毛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三十七年再部署一個徹底清剿的計畫，計畫將部隊都調到陜北部署，分別監視毛匪、朱德、賀龍等人的部隊，同時加上機動部隊，當時我們部署了六個師，一切準備妥當，國防部卻忽然來命令抽調三個有力的整編軍開往豫東黃泛區圍剿陳毅，接到此命令時我認爲極不妥當，第一，陜北剿共只差一步，此時抽調三軍，陜北剿共計畫將立即功敗垂成，毛澤東立即可以死灰復燃，那麼關中危險西安也將難保。第二，陜北到豫東有二千多里，鐵路已爲共黨破壞，勢非徒步行軍不可，這一段路徒步行軍，最快也要三十天才能抵達歸德以南地區，那麼陳毅也絕不可能在那裏坐以待斃。劉斐說在黃泛區東、南、北三面已經把陳毅合圍，只剩下西面一個缺口，等待我們派三個軍去圍剿。當時區壽年兵團、黃伯韜軍團、張軫兵團、杜聿明兵團都部署在豫東歸德以南地區，但這個地區北到黃河，東到津浦路，南到湖北河南交界，西到平漢路，如此一個遼闊的地區能封鎖嗎？如何封鎖法？處處置兵，把兵力分散，則到處都是空隙，所以我認爲這個計畫不實際，完全是紙上談兵，即使我們從陜北派兵去趕上他了，我們也變成強弩之末，一支部隊跑上三十天還能作戰嗎？敵人在那裏以逸待勞，那怕不把我們擊敗。我接到這個命令後便和胡先生商量，準備不同意這個計畫，我們列舉陜北部隊不能抽調的理由，但我們的簽呈上去，第二天馬上來命令，勢必抽調。第二次申訴理由，說明等待陜北剿匪告一段落後，在全部調去。我們前後駁回三次國防部的命令，這種事也只有胡先生敢這麼做，而且也只有我當參謀長敢這麼做，因爲胡先生和我忠貞是沒有疑問的，這是主席所了解的，只要對國家有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中央的計畫對國家對作戰不利，我們都要申訴，所以中央的命令我們頂回去三次。當時國防部的會報天天都在討論這件事，劉斐的計畫他以爲好像是諸葛亮的八陣圖，可以把陳毅、劉伯承等的部隊一舉消滅，他天天鼓其如簧之舌刺激主席，要我們調兵，最後主席才打電話叫我們到南京去，連續幾天的激辯和折衝，終於還是無可奈何地把董釗的主力從陜北往東調去。共黨在陜北的勢力立即死灰復燃！此後西北的局勢便告一落千丈，自此國共間的均勢形態即刻轉爲劣勢，這是剿匪史上的一個大關鍵。

    以後彭德懷的部隊便乘著防務的空虛，引兵南下，當瓦子街之戰失敗後，我立即秘密調回董釗的三個軍，正好董釗回到渭河平原時和彭德懷遭遇上了，匪軍大敗而逃。調兵豫東，完全是劉斐有意替毛澤東解圍，以造成消滅我們部隊的機會。但這次意外的遭遇戰他是太性急了，假若等董釗的部隊到達洛陽附近，彭德懷才下來，那我們一定一點辦法都沒有，根本來不及了。陜州過來就是靈寶、潼關，相去還不遠，如果董釗到洛陽，那麼局勢一定無法挽回，非得半個月到二十天才能趕回渭河平原，這是他失策的地方。當時我們抽調這三個軍回來沒報告中央，主席也很英明，此後一直沒問起這三個軍的下落。其間，劉斐問過二、三次，他說：「那三軍到那裏去了？」「不曉得！」「你爲什麼不曉得？」我說：「出了潼關就不歸我指揮了，我怎麼曉得？已經歸國防部指揮了！」「我找不到！」我說：「你找不到關我什麼事！」這三個整編師約有三萬多近四萬人。我命令董釗不准和任何人聯絡。我了解劉斐在這時一定還有很多挑撥離間的話，但主席一直沒追問這三個軍。假如當時我不調回這三個軍而打勝了這一仗，那麼大陸的淪陷還要早一年半，不必到三十八年，在三十七年上半年我們就瓦解了。當董釗東調和瓦子街戰敗，胡先生和我受處分後，那時胡先生很消極，我告訴他：「你不能消極，你一個人身繫西北安危，主席對你如此的栽培和期待，我們不能辜負主席的誠意，今日西北不可以無你。但我們要把西安穩定後再去受刑，我們光榮地殺頭，不要打了敗仗去殺頭，我們把戰局扭轉過來後再去殺頭！」胡先生很有魄力，他說：「你不能走，你說今天西北不可以無我，實際上今日西北不可以無你，你一定要繼續負責任。」這時我的立場最苦，我受的「革職查辦押解南京受軍法審判」的處分，但還要無職位名義地拼命。他說：「我們爲國家，爲領袖，我們不必有名義。」我因此一直留在那裏。有一次我打電話向主席請罪，願自動到南京來受審，但他叫我不要去，這證明主席也是出於不得已，他對我們很愛護和了解，才叫我繼續負責。這事整個錯誤是劉斐造成的，雖然我私自調回三個軍而勉強挽救了一時的頹局，但對大勢已去的全盤局面已經挽救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