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我國經八年苦戰終獲勝利，國際地位提高，成為五強之一，亦是聯合國之成員國。但是連年戰亂，民生凋敝，抗戰期間中共之勢力坐大，有與我政府分庭抗禮之勢，國家之隱憂很大。戰後雖有國共談判及政治協商會議之召開，美國又派馬歇爾特使來華調停，而內戰終不可避免。實際上的軍事衝突在卅四年下半年即開始，到了卅五年秋冬在華北及東北各省，政府軍與中共已經針鋒相對，中國的政治前途仍將取決於戰場。

    我於日本投降之前一日到成都接空軍第三路司令之任，當時副司令是胡國賓，參謀長是賴名湯。第三路司令部轄區範圍是川西、川北、陝西、山西一帶，因為公務需要，我常出差到西安，與西北長官公署之高級官員經常聚面。當時的長官是綽號「西北王」的胡宗南，不但是我的舊識，而且是小同鄉及我的小學先生。胡之隨從參謀程開椿及機要秘書王微亦是孝豐同鄉，與我熟識。記得在西安時曾乘B-25機到延安一帶偵察地形，覺得山巒起伏．不利於陸軍大部隊的運用。以後我方大舉進攻延安，取得一空城，實在不值得。

    在三路司令部任內約九個月，當時最大的一件事是辦理接收美軍遺留物資、器材。二次大戰既已結束，美軍人員復員回國，在華儲積軍用物資器材甚多，決定以半賣半送的低廉價格轉讓我國。成都附近因是美空軍B-29的基地，物資堆積如山，由美空軍駐華參謀長Gen.McConnell主持移交(McConnell繼續留華一個時期，回國以後逐漸升至美國空軍參謀長—空軍最高職位)。

    我航委會主任周至柔親臨主持接收的儀式，實際主辦此事為航委會機械處副處長潘學彰，由我三路司令部助辦。此類物資器材移交，以成都區辦得最好。當時美國的政策是將物資器材移交，剩下的飛機均予以破壞，當作零件交予我國。富有的國家之作風如此，我們看來很覺得可借。

    勝利以後另一件重要大事是接收日本佔領區及政府機關人員的復員。陸軍所派的接收人員，很多紀律敗壞，貪污枉法，接收被人譏為「劫收」，對政府之威信大有損害。尤其失策之事是政府強行規定以法幣一對三收回淪陷區使用之儲備券。當時儲備券價值本高於法幣許多，不似法幣貶值得厲害，這一政策完全是政治上要懲戒淪陷區人民，使儲備券價值大跌，幾成廢紙，人民怨聲載道，政府在淪陷區民心大失。

    我空軍為接收日本遺留之物資、器材、飛機、營房、倉庫等，成立了二十多個「地區司令部」，派出大批中校階軍官為地區司令官，實行接收。至於接收成績亦有好有壞，從中自飽者當亦不在少數。其實此種接收方式並不很妥當，無必要派出如此多的地區司令官。

    約於卅四年底卅五年初，我空軍曾發生一件頗為震撼的事件，即時任第八大隊作戰組組長的劉善本，飛了一架B-24重轟炸機投向延安。當時國共內戰尚未大規模發生，政治協商會議仍在進行，劉是我空軍最早投往中共的軍官。劉善本是山東人，官校第八期畢業，曾隨我為第一批留美人員到美國受訓。他的飛行技術很好，因此回國後即升任八大隊作戰組長。當日他的任務是由上海飛成都，但他折而向北，直飛延安，降落於面積小而設備簡陋的延安機場。我方一時不知他的下落，隨後中共將全部隨機人員，包括副駕駛張受益在內，送回西安我方。事後據說劉善本早在學生時代即參加中共外圍組織活動，成為共青團團員，以後脫離組織很久。大概勝利以後，八大隊駐防上海時，中共地下工作人員與他重新建立聯繫，要他歸黨，受了這一壓力，劉才有此舉。隨後劉在中共方面曾受重用，升遷很快，在一九五○年代已出任空軍師長，後任副司令，但文革發生以後，據說被批鬥而死亡。

    民卅五年五月軍事機構大改組，成立四個總司令部：陸軍、海軍、空軍、及聯勤。空軍總司令仍派周至柔，副總司令為毛邦初(仍常駐美國)及王叔銘(兼參謀長，後成立指揮所於北平，自任指揮官)。全國分為五個軍區司令部，將以前的路司令部與地區司令部取消。第一軍區設瀋陽，轄東北九省，司令是張廷孟；我是第二軍區司令，駐北平，轄河北、察、綏、山東及河南之大部；第三軍區設西安，轄西北諸省，司令是劉國運；第四軍區駐漢口，轄華中、華南各省，司令是羅機；第五軍區設重慶，轄西南各省,司令是晏玉琮。此外空總之下尚有訓練司令部設南京(司令是劉牧群)，供應司令部設上海(司令是王衛民)。當時的編制是以駐防地區而定，空軍部隊駐防在某軍區轄區時，即由該軍區指揮。

    我任第二軍區司令前後歷時兩年半(卅五年五月王卅七年十月)，最後的八個月而且兼任東北第一軍區司令，常往返北平與瀋陽之間。在二軍區任內，政治協商會議已失敗，政府與中共之間武力相對，內戰激烈，我司令部轄區範圍內的幾次主要戰役依時間先後分別為集寧、張家口、石家莊、山東，及東北，其中除了開頭的集寧、張家口二戰役我軍得勝以外，其餘均因指揮無方而遭遇嚴重失敗。到了我於卅七年十月奉調之時，軍事情勢已至難以收拾的局面，爾後的一年真是兵敗如山倒，中共軍席捲大陸，我政府撤退至台灣、海南島及一些大陸的離島，大片河山終至變色。就我記憶所及，那幾次戰役大致情況如下：

一、民卅五年秋攻取集寧戰役

    抗戰勝利以後，我政府在華北有兩個戰區：第十一戰區司令部設於北平，轄河北、察哈爾、熱河等省，長官為孫連仲、參謀長宋肯堂。十一戰區指揮之陸軍單位不少，約有五至六個軍，駐紮在平、津、保三角地帶。孫氏為舊西北軍將領，戰後已無自己的部隊，所指揮者為中央各軍。孫氏忠厚有餘，但指揮非嫡系軍隊顧慮很多，不能應付裕如。其上又有北平行營發號施令，多所掣肘。第十二戰區司令部設於歸綏，轄綏遠、晉北及察哈爾一部份，長官是早年百鞆R抗日一戰成名之傅作義，晉軍出身，其得力部下為董其武。兩個戰區以外又有北平警備司令部，司令為陳繼承。而華北之最高指揮機構是「委員長北平行營」，主任是李宗仁、副主任吳奇偉，參謀長王鴻韶，三軍的調派均由行營發命令。我空軍軍區司令部與陸軍指揮機構相配合，常應陸軍指揮機構之要求，派機偵察或出轟炸任務；因為中共等於沒有空軍，我方在空中沒有對手，出任務時亦無遭攻擊之虞。第二軍區司令部本來應該是華北空軍的最高指揮機構，但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不願在南京屈居次席，又因得委員長寵信，願做委員長的耳目，於是成立空軍指揮所於北平，常常直接指揮華北空軍，與我司令部職責衝突，如易一脾氣剛強者為司令必定會發生當面衝突，我的個性近於忍，大致尚能相安無事。

    民卅五年秋，十二戰區的部隊向中共晉綏邊區發動攻勢，大獲勝利，九月十五日攻佔集寧城，我曾飛往歸綏親向傅作義祝賀。後不久傳聞中共晉綏邊區司令員賀龍曾派密使向政府接洽，有意投向中央，希能出任北平行營副主任，後不知何故未能實現。此事我親聞自許朗軒，彼自稱為中央所派的秘密接頭人。賀氏雖為共軍重要軍頭之一，彼出身草莽，如今逢晉綏邊區在軍事上之大挫折，觀之於當時的軍事形勢，及中共上級之可能歸罪於他，動了輸誠中央之念，亦不是沒有可能。如果當時此事能成，不但對中共是一心理上大打擊，賀氏本人亦不至於會在文革期間遭受迫害致死的悲慘局面。

二、張家口戰役

    我政府原計畫由十一戰區的軍隊主攻，動用一個軍的兵力，但實際採取攻勢時僅派一師，卅五年九月六日攻佔古北口後，即因兵力不足，攻勢受挫。然後再由十二戰區的董其武部由綏遠東進，攻勢迅捷，十月十一曰玫取張家口，又得勝利一次。於是董其武被任命為察哈爾省主席。後來我曾遇見傅作義將軍，依我所知，傅軍長驅直人王張家口，並無戰鬥也無損失，傅答只死一匹馬而已，於此可見軍略之成功與失敗！

三、石家莊戰役

    卅五年我政府軍與中共之軍事衝突尚迭有收穫，至卅六年情勢漸改變，以河北省的局勢而言，石家莊之役實在是勢力消長有關鍵性的一次戰役，亦是我方重要失誤之開端。石家莊之守軍為第三軍，軍長羅歷戎原為胡宗南下屬，其部隊多為雲南軍隊。先在卅六年夏秋，石家莊守軍已感到周圍共軍之壓力，曾要求增派援軍，我空軍曾奉令空運一保安團以增強防守力量。十月九日蔣主席到北平召見高級軍事将領時，曾申斥羅軍長大驚小怪，說明共軍行動純為搶割小麥而已。過了數日我接到行營命令，云第三軍主力奉命轉進保定，以增強平、津、保三角地帶之軍力與防務，要我空軍掩護協同行動。我在驚訝之餘脫口說出：「完了，完了!」在旁之王叔銘副總司令質問何事，我答說石家莊之守軍本已感到兵力單薄，如今主力轉進，又無周詳計劃，情況極不樂觀。王當時指責我為何如此悲觀，但事實發展果如我料，第三軍轉進保定的主力在途中受截擊而被消滅，共軍立刻以地壕戰圍攻石家莊，空軍奉急命轟炸助防，已回天乏術，石家莊於十月底已形同失陷，華北的整個軍事形勢受影響。我方軍事行動不夠機密，受到中共情報人員滲透，能洞悉我方一舉一動。此役以後，第十一戰區長官部的一位作戰處長趙某即因通敵嫌疑而遭槍決。但照我看來，石家莊的失敗主要是我方判斷錯誤而輕舉妄動所造成，等於是自己送禮，並不一定是對方的優越。此役且是最高當局親自指揮，也不能怪部下將領。

    石家莊棄守後，華北陸軍指揮系統改組，北平行營及十一、十二戰區長官部均撤消，成立華北剿匪總部，總司令為傅作義，常駐北平。孫連仲調為南京首都衛戍司令，舊西北軍將領歸中央者，以孫氏比較最受重用及信任，此則一因其為人忠厚，再因早年在江西剿匪時期他與陳誠已建立了相當好的關係所致。從卅六年十一月開始，傅作義成為華北軍事最高負責人，常為派用飛機事與我接頭，他為了保持個人行動秘密，常獨自一人來我家要派飛機。傅氏治軍有方，亦名重一時，但到卅七年底華北局勢緊張之時猶疑不決，軍隊調動怱東忽西，終為共軍所困。我國陸軍雖經歷八年抗戰，畛域之見未消，實際上仍然派系分明。李宗仁以行營主任在北平高居首位，坐鎮兩年，雖有才能而無能為用。當時彼眼界甚高，對於華北戰場的實際情況似乎不經心，於是在軍事會議時無人敢拂逆蔣主席之意，當亦是我方失敗因素之一。

四、山東省諸戰役

    抗戰勝利以後，我政府軍接收山東即遭遇很大困難。共軍在戰時發展的根據地已根深蒂固，很難應付，我軍僅佔領青島、濟南及膠濟、津浦鐵路沿線一些城市。山東的綏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為王耀武，隸屬的軍隊由李仙洲、張靈甫等統率。山東因為是我空軍二軍區的轄區，我也常因公務赴濟南。民卅五年底濟南曾發生一件內部糾紛，涉及我空軍。緣因我駐濟南空軍人員因細故與憲兵發生衝突，空軍飛行員一人被擊斃，一機械官受傷，憲兵亦有一人死亡。當時雙方相持不下，事態嚴重。我聞報以後帶同司令部第二處處長傅瑞瑗親赴濟南交涉，因為傅是山東人，且與一些陸軍將領有舊，易於從中緩衝。當時王耀武態度不錯，因為感到作戰時空軍的支援要遠比憲兵重要，故此次事端以充分的撫卹及將憲兵單位調離為準則而解決。為了此事我曾被召赴南京親見蔣主席，終因圓滿解決而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