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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五四運動是受新文化的影響；在我看來，好聽一點說，新文化發展倒是受了「五四」的影響。我現在把當年親身參加「五四」的經過，畧述如下：

    我們的學校當時稱爲「外交部俄文專修舘」，和清華同隸屬於外交部。民國八年的五月初，正值清華某一班學生畢業之期，也是清華第×週年校慶，合併隆重舉行慶祝，特請外交部令知本校全體學生，於五月三日（星斯六）上午八時在學校集合，然後結隊徒步走到西直門外平綏路車站，搭火車去清華園。爲隆重起見，全體學生必須穿制服。我校制服是白色的，帽子是方形的。這一天的清晨，我們像旅行，全副樂隊，吹吹打打，整整走了一個鐘點才到西直門外，鐵路局撥了一節專車給我們，是鐵皮敞篷車，大概是裝豬用的，我們二百多人都擠上去，大家都怕弄髒了衣服，誰也不肯坐下，都站着一個擠一個，像沙丁魚一樣，滿滿的一車，很快就到了清華園。

    清華園地方很大，環境優美，招待的人引導我們各處參觀一番後，就各自到園裏逛去。那時清華東北籍的學生很少，只有我們家鄉高惜永先生（現在台灣），他是從北京大學轉進清華的東北學生，我們正好遇上，同鄉見面，倍覺親切。還有幾個學生也都是外來的，雖不熟識，也都一見如故，於是我們且逛且談。清華園裏有山有水，都是天然的，使人有心曠神怡之感。我們越走人越多，走上一個小山，草木與人相齊，大家坐下信口胡說，隨便講一講，講到國家大事，也就是是報紙上登載外交上聯合國和會席上，不利於中國的消息，更有些是外交部不肯發表的消息。

    我們學校的同學中，外交部官員的子弟特別多，他們父兄所知道有關外交上的壞消息，叫他們不要到學校裏去說；但他們一到學校就原封不動的廣播給同學聽。其中最要緊的兩則新聞是：

   （一）巴黎和會中竟允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之權利。

   （二）日本小幡公使跑到外交部會客室，也不坐下，一隻腳踏在椅子上，左手拿着帽子，右手拿着手杖，拍着桌子，大聲叫囂，要求召回現在巴黎出席和會的代表顧維鈞、王正廷。因爲顧、王兩人在和會議席上，確是發揮了外交長才，辭鋒淩厲，英語精湛，和日本代表團長松崗洋右的口齒訥鈍，洋涇濱的英語相比，若不是日本強大，和會席上必在顧、王面前出乖露醜，於是就蠻橫無恥地要求中國政府撤回顧、王二人（這兩個人正是當時學生們最擁護的民族英雄）。

    我把以上的兩則消息照着我同學前幾天在學校所說的，轉述給他們聽，大家都很氣憤。這時山上的遊人已很多，正在此時，我們之中一個學生大聲喊：「看！那不是曹汝霖的兒子和女兒？」這時正有一男一女並肩而行在山上走，有一個學生說去打；也有人說打他們有什麽用。我抬頭一看，這兩人的確是曹的兒子和女兒，因爲曹家就住在我們學校旁邊北總布胡同西邊趙家樓，上學時候常遇到，不過他們都坐着自用車，我們是步行，彼此從不說話。就在此時，聽見飯廳鈴響，於是大家到飯廳吃飯。飯廳很大，放了幾百桌，記得是四個菜一碗湯，還有包子、麵條，一桌八個人。在飯桌上，又聽見一些外交情勢不利的消息。

    下午四點多，我們返回學校解散，到宿舍（雙松寺廟裏），許多學生站在院子裏紛紛議論國際局勢，與我所聽到的差不多，一個個氣憤填膺，認爲不能忍受。有人說召集同學開會；也有人說明天是禮拜，各學校都放假，現在天快黑了，找誰去呢？談了一會，大家進屋吃晚飯。忽然廟裏看門的敖老頭走到我面前說：

   「顧先生，外邊有人找你。」

    我問是什麽人？

    他說一個姓劉，一個姓夏。

    我放下碗筷，出去到院子一看，兩個人都不認識，他們先問我：

   「你是顧先生嗎？」

    我答：「是。」

    他們就自己介紹，一個說：「我是工專的學生夏秀峰。」

    另一個說：「我是法專的劉琪。」

    他們說：「同學們認爲國際形勢對我們極不公道，國際聯盟會裏把我們出賣了，我們必須起來奮鬥，給國際間同情我們的一個表示，也給我們出席代表作後盾。我們想聯合各學校同學，明天上午八時到天安門前集合，開市民大會，然後遊行、示威、請願。請你們負責通知貴校各同學去參加。

    我說明天的禮拜日，現在天已黑了，通知不能普遍，恐怕去的人很少。

    他們說能到多少都好。

    我說盡力去跑。

    他們又說已經派人到北大、朝大、中大、高師等校去。說完他們走了。

    我就順便通知在本院內住的十幾個人，要他們明天早上八時到天安門開會，並說到了那裏看看若沒有人，咱們便到琉璃廠去逛書舖。那是我常去的地方。

    第二天，五月四日禮拜天，清早七時許，多數同學都還在睡覺，我只約到張、韓、孫、淩等四個人先走，並留話給其他的同學說十點以前去也不晚。我們到達天安門正是八點，那裏已有幾千個人了。有人去抬了兩張高桌搭起來，有人站在高桌上，手拿着鐵皮大喇叭喊。我們擠進桌子前邊，一看有昨天來找我的夏秀峰先生，他一看見我們就叫：「顧先生請來加入主席團。」我說不會主席。他說只要大聲喊就成；並且說要十幾個人才成，否則十幾分鐘嗓子啞了沒人換班。我說我幫你弄台下的小旗。因爲桌子下面堆了好多小紙旗，寫的都是標語口號，如打倒曹、張、陸賣國賊，誓死不承認廿一條，收回青島，收回膠濟鐵路，抵制日貨等等。桌上一個接一個在喊，都在發表簡單的演說，慷慨激昂。我只顧在桌子下忙着分給各人小旗。一會兒等我抬頭一看，四周已是人海無邊，人聲鼎沸，我想出去都擠不出去了。我登上高桌一看，漆黑一片，何止數萬人。再過一會，夏秀峰站在高桌上，把右手食指咬出血，拿一張紙寫着「誓死不承認廿一條」，把紙舉到頭頂上，手指還在流血，羣情激昂，達到了最高潮。

    到了十點多鐘，主席台上宣佈：

    （一）遊行路綫從天安門廣塲出去，進東交民巷，經使館大街往東到崇文門大街，往北進東堂子胡同外交部請願，然後到曹汝霖家，警告他不要賣國。（是警告而不是對他請願，也沒有人提議去打。）

    （二）遊行隊的次序：北大隊領先走，接着是高師、中大、朝大、法政、工專、俄專（因爲清華在城外二十里，趕不及。）。

    先頭部隊已經走過前門裏橫過戶部街進入東交民巷西口了；但天安門廣塲上的人羣還是擠得滿滿的。遊行隊伍太長，橫過戶部街馬路，截斷了出、進城的交通，行人車馬完全阻斷，兩頭聚集的人太多，我跑去看看，決叫大隊暫停，放過出進城的行人車馬——因爲我是糾查員——放過行人一陣，再讓遊行隊進行。前邊又停住，我們再跑上前頭去看，領隊的已經到達美國公使舘大門前，有許多人團聚在一起，也有使舘的巡捕們，交涉了很久，還是不許通過使舘界。大家決定指定四個代表去美、英、法三國公使舘面遞書面說明書，四個代表中有羅家倫和黃日葵，其他兩個已記不清了。然後遊行隊伍臨時改變路綫，從東交民巷西頭，向北轉進戶部後街，即警察廳後胡同頂到東長安街，順着馬路往東走到崇文門大街（也叫哈德門大街），再沿大街往北走，過了東單牌樓走得很慢，因爲馬路兩旁的人很多，也有中途加入的，有商人，也有市民。遊行隊伍每隔二三十步就有一個糾察員維持秩序。我在路上遇見小同鄉黃恒浩先生和張昊先生，他們兩人都是北大學生，也都是糾察員，走在一起，邊走邊談。前面走的隊伍總是走走停停，我們落後約半里路。走了一陣，前面的隊伍又停了，我們跑到前面去看，有人說要改變路綫，因今天是禮拜，外交部不辦公，一定沒有人，現在先往曹汝霖家，找他見面，警告他不要違背民意，然後就解散。可是大家都不知道曹家的住址，有人說在船板胡同；又有人說那是他的外家，是個日本太太住的地方。這時黃、張和我來到近前，我聽到有人說：「曹家就住在俄文專修舘附近！」我站在隊外，忽然有人在我身後一推說：「你知道曹家住址嗎？」我說：「不就是在我們學校北邊的趙家樓嗎？」黃恒浩就說：「你去領路。」我跑到前頭，把領隊的那面大旗接過來，接掌着繼續往北走。看看表、這時已兩點半了，我們的隊伍才走過東單牌樓。有人問我走那條路？我說還照原來路綫走。

    遊行隊伍先到東堂子胡同，經過外交部大門，因爲沒有人，大家喊口號走過去。再往東，走出了東堂子胡同，穿過南小街，進入趙堂子胡同，直走到頭即是趙家樓，是個大方塊，在這裏住有三四家：第一家姓王，第二家姓潘，第三家即是曹汝霖家。出了趙堂子胡同往曹家去還要拐一個小胡同，我領頭進曹家住的小胡同一看，曹家門前站着好多紮着白綁腿的警察，我就站住，停下來，馬上後面大隊就跟上來。警察一看來的人太多，本來他們是站在路中間，他們就向後退，靠着南牆站住，全體持槍着地，上着刺刀，像站崗一樣，約一百人之數，也沒有表示，也沒阻止我們。轉瞬之間，胡同裏就人如潮湧，勢如鼎沸，誰說什麽也聽不見。第二家潘姓大門燈上白磁罩寫着「潘」字，他們也不看就推開大門，我大聲喊錯啦！也沒有人聽。我就舉起大旗指向曹宅門燈上寫着的「曹」字，於是人羣這才舍「潘」就「曹」。就在這亂七八糟的時候，我手中的大旗不知被什麽人搶去了，同時幾個人拿着旗杆把臨街房上的瓦挑掉下來，拾起往院子裏拋；又看見幾個人爬上臨街的小窗戶，進去一下手就把大門弄開，人們像瘋狂般往門裏擁擠，好像衝鋒。我沒進大門，只站在外邊，這時的情況是誰都管不了誰。十幾分鐘後，從門裏跑出來幾個人，穿着洋服，不是學生，我在外邊不知道是什麽人，也沒多注意。這幾人跑得很快，先往東跑，跑不出去，又折頭往北跑，隨後出來幾個學生緊追，我也走出去到北總布胡同看看，北頭一個小油鹽店門前圍了好多人，我擠過去一看，一個穿洋服的人躺在地下，身上都是泥水，頭部流了血。再一看，曹家院子冒着火，警笛狂吹，人羣亂跑。我莫名其妙，想回去看看，警察已把守住胡同口，不准我進去，他們不知我是個學生，只說現在封閉這條路，不准通行。我順着路往南走，一拐彎就進了我們學校大門，因禮拜天沒有什麽人，只有幾個校工，我覺得很累，也很餓。這時已經是下午四點多，回到宿舍休息一會就睡着了。到六點，有人叫我吃晚飯，學校謠言很多，說是警察把學生捉住扔到火塲裏，燒死很多，也捉去很多，眞假不確。因爲實在太累，八點就睡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