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齊罷課事態擴大 翌晨早起,換上制服上學,照常上課,到第一節課完下堂到休息室,同學們聚在一起議論紛紛。門房傳達進來找我說:「外邊有人要見你。」我出去到前院,有兩個人向我走來,我都不認識,一個矮矮的開口說:「我是陳寶鍔,北京大學的。昨天警察捉去許多學生,各學校都罷課,只有你們學校上課,派我來請你們一致行動。」這時已搖二節上課鈴,我趕快跑回講堂,向同學們一說經過,同學們就異口同聲喊立即罷課!我主張上完第二節通知各班再罷。有一個孫文鬥(東北人)說,要罷就罷。我說表決一下,贊成的舉手。大家全舉了手。正舉手時,俄國教員卜朗特進教室,大家沒等他開口,一陣風似的走出教室。將走到前院,教務長把我們擋住說:「讓我向大家說幾句話。」這時各班也都來到,他說:「剛剛接到外交部來電話說,部裏很高興我們學校沒罷課,也沒參加昨天的遊行,正在辦公文,就要送到學校牌示嘉獎,你們怎麽能罷課呢?」他正要再說下去,那位孫文鬥同學把書包頂在頭上,邁步往外走,邊走邊說:「你去領獎,我們去罷課!」大家一哄而散。
回到宿舍,再去北大一探詢,才知道昨天捉去許多學生。於是各校成立學生幹事會,我們只有五班,每班選兩名爲幹事,由幹事推出兩人爲代表,出席聯席會,我們五班輪流,我輪在第三次。前兩次我不知道在那裏開會,第三次是五月七日,我們在北大理科開會,自那天起各校代表固定不再輪流,免生人闖入。我也從那時起,認識許多北大朋友。學生會址即在北大。以後所有一切遊行、宣傳、抵制日貨、六三大遊行,要求罷免曹、張、陸等,都是由學生會議決,由各校執行,絕沒有任何團體來參加意見。學生會裏分文書、會計、總務、交際四股,都很忙。各省、各地學校、教育機關、工商團體同情來電,支持慰問,函電頻繁,都須回電答覆,每天收發文件不下幾十件,郵電交通費用,每天也要幾十元開支,這些錢全由各校幹事會向學生捐來的,絕沒有一文是外邊贈予或捐助的。如六月三日大批學生被捕,約七八百人圈禁在北大法學院四五天,商會及其他團體送的食物確是不少,都是由學生會經手送進來。有一個姓梁的(忘其名字)送來兩千元錢,當即謝却未收。除此之外,再沒有送錢的。
「小段鬥老段」 五五之後,政府與學生之間,已算是破了臉,於是有六月三日政府大捕學生的高潮。由五四至六三將近一個月,學生所要求的罷免曹、張、陸,政府置之不理。在這一個月之間,各學校學生的火氣也消沉一點,不再大隊遊行、示威、請願。北大校長蔡孑民也未返校,教育總長傅增湘也辭職。學生幹事會每天分批出發到街市講演,宣傳抵制日貨、檢查日貨等行動。政府很討厭學生不上課,每天到處講演,想用高壓手段平息學潮。於是在六月二日上午國務院會議中,決議由六月三日起嚴厲取締學潮,絕對禁止學生上街講演,違者拘捕嚴行法辦。由衛戍司令部、及北京警察廳正式通令各學校。
學生會得到這個通知,馬上通知各校幹事會代表,訂於當日(六月二日)晚七時在船板胡同、匯文學校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因該地區是保衛界,軍隊不能到),由段錫朋主席,我們開玩笑說這叫「小段鬥老段」。屆時開會,會址在一個地下室講堂,參加的一共卅幾個人,每人桌上放一部聖經,爲的是萬一警察進屋,我們就算查經班。會議不做紀錄。
段錫朋從衣袋裏掏出來通知,念了一遍給大家聽,段說:「我們先表決再討論,我們是屈服,還是反抗?若是屈服,不必多說;若反抗,必須從長計議。」大家舉手表決,一致通過反抗。段錫朋叫人馬上把講堂門關嚴,不准出入。又說:「這是一次硬戰,必須有犧牲。」討論時大家都很認眞,可是每人脾氣都很壞,意見不同就吵。在行動的時間上大家也有了爭執,段最後說行動就是明天(三日),獲得一致通過。有人說了一句:「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又惹起一塲吵鬧。有人主張各校學生集體出發,也有主張分批出發,認爲集體出發容易發生意外。結果決定分批出發。
大家發言都很激烈,到十二點,宣佈休息十分鐘。段叫校工去買來六十個芝麻燒餅,每人兩個,吃完又開會。他說今晚不能睡覺了,必須等到天亮再走,否則警察一定捉去。乃繼續研究應付方法:
(一)先調查全北京監獄能容多少人?各代表估計祇能容一萬人。
(二)各學校最低估計能出多少人?各代表估計總數有四萬至五萬。
(三)各校代表回校馬上召集全體學生分組,每組卅人,要注意素常態度不積極的學生,必須派在第一組先出發,如被捕,激烈份子再自動出發,這樣不難前捕後繼,軍警捕不勝捕;否則激烈份子先被捕,胆小的不肯出去,那就洩氣了(但絕沒有想到他們會學校做監獄)。
(四)如被捕就采不抵抗態度。並附帶要大家多帶些香煙,如軍警打人時,就拿出香煙敬他們。
最後擬了一則新聞通訊,在學生出發前發出去,免得以後發不出去,內容是多少人被捕,多少人下落不明,把各方面都做了假定的準備。四點多才開完會,待到六點才分別三兩個走出大門,免得軍警注意。
喊口號從容就捕 各代表回到學校,立即召集同學,報告議決各項行動後,進行分組,九點開始出發。出大門一看,街上佈滿軍警,全副武裝,尤其各學校門口都是大批軍警守候,一出大門,馬上就被包圍逮捕,都是兩人夾一個,兩隻臂膀被架着走,連踢帶打,學生們大聲喊口號,市民也跟着喊。前一批剛走,後一批緊接着就出來,再捕再來,滿街是學生,滿街是軍警,打喊鬧成一片。大街兩旁擠滿了羣衆,人出人海,沒有人笑,沒有人說話,但有許多市民,從路旁一下就跳進學生隊裏來,並喊:「你們來捉罷!」街上外國人也多,都正目而視。中外記者、通訊社訪員忙着照相。
我是第四批出發,時已十一點,走到東華門才被捕,大街上一片紛亂。我們幾十個人被架到北大法學院,先被捕來的學生,有許多還沒進屋,站在院子裏,每進來一批,他們就大聲喊歡迎!歡迎!像開運動會一樣。清華學生鬧得最凶,把帽子往空中拋擲再喊。這樣熱鬧塲面,一直到下午四點才漸漸定下來,不再捕學生,但街上喊聲還是此起彼落。我們就乖乖的坐在一間小講堂裏,桌子上椅子上都坐得滿滿的,大約有七八百人。兵士們手拿着槍,上了刺刀,守住門口視窗,先是不准說話,學生們慢慢的和他們試談,問他們那一個單位?他們答是李長泰和王懷慶的隊伍。我們和他們拉交情,送給他們香煙,大家就和氣多了。他們說:「若不是穿這套軍服,我們也一定加入你們一起愛國。」
被逮捕不食周粟 到了當日晚間,由警察送來四担子飯(即是挑水肥的那種担子),兩担煮熟的鹽黃豆,送到院子給學生吃。有人來問我吃不吃?我去一問,知道是警察廳送來的,我就對大家說不能吃,要吃得等各學校送來再吃。於是大家誰也不動他們的。到了八點鐘,由學生會送進來了飯菜,學生們才肯吃。從早上八點開始捕人,到下午四點才停止捉人,有些人整整餓了一天。可是從翌日(六月四日)起,我們的食品就不勝其吃了,都是各學校、各民衆團體送來,如麵包、罐頭,還有香煙等等高貴食品源源而來。學生們在裏面很安定,可是外邊不是那種說法,說是北京軍警把學生捉進法學院,槍斃了五六百。於是上海罷市、南京罷市、武漢罷市、天津也接着罷市,北京商會召集緊急會議,商討罷市步驟。政府感到情形嚴重,一面派員到北京商會解釋,一面把法學院禁衛軍警撤走。可是學生們不答應就這樣捉之便來,揮之便去,這太蹂躪人權了,絕不肯輕易散去。
本來政府把大批學生捉進北大法學院,各講堂、各房間滿滿的都是學生,門視窗都有軍隊把守,並不准說話,情形確是嚴重。大門外搭了二三個軍用帳篷,軍警林立,院子裏軍隊搭了兩帳篷,警察也搭了帳篷,滿院子都是軍警嚴密監視着,學生就像在集中營裏一樣,外邊怎樣情形一點也不知道。翌日下午五點,軍隊忽然把帳篷拆去,倉忙撤退,我們一問,才知道已是被釋放了。院子還有幾名警察正在拆帳篷,有幾個學生自己走出去了,也沒人管。我想這不行,這時學生們都跑出來,我連忙叫幾個學生把大門關住,不能自由出入;一方面叫幾個學生把警察看住,不准他們走。軍警大隊都已走了,只剩下這六名警察,同學們把他們的槍給收起來,讓他們到一間小屋裏去休息。這些動作都是我自己自動的幹,並沒有人叫我這樣做,也不是大家公舉出來負責的,誰也沒授權給我,可是我叫誰做什麽誰就做,絕不推辭,叫他們守住大門,不准隨便出入,也都照做不悮【析世鑒:“悮”,原文如此,似爲“誤”之訛。】。幹了大半天,忽然想起來,是誰叫我這樣自居首領似的?我趕快找幾個學校的學生,大家臨時開個會,討論一下如何應付情況。
獲釋後繼續努力 軍警不辭而別,學生各自方便,這太兒戲了,必須問問政府是什麽態度?就這樣,會議決定大家不離去。這一堅持,外面不明眞相,仍認爲學生未釋放。晚間我們又開會,要求政府罷免曹、張、陸,並要求政府對無故逮捕拘禁學生,必須明白解釋並且道歉。政府鑒於各省市商家不開市,一面由政府派出三等級的官員們(大約三個人,記不清了,祇記住國務院參事秦汾、教育部次長某、內務部次長某共三人),到北大法學院,即學生被禁地方。我們開會叫他們列席,他們像貓哭老鼠一樣,說了幾句客氣話;又兼報上發表曹、張、陸已免職,於是學生接受和平回校,由各學校派來師長們,像領小學生一樣,於六月七日各自返回學校。
六月八日,學生聯席會開會,首先歡迎被捕釋放的各校代表,對於要求罷免曹、張、陸,已經達到內除國賊目的;但外抗強權的目標仍須繼續努力。於是決議幾項工作:
(一)要求政府堅持山東問題,必須歸還青島。
(二)加強抵制日貨工作,直到日本屈服爲止。
(三)鑒於國民知識低落,各校學生會興辦義務教育,設立夜間補習學校;再就是利用課餘、或星期放假辦露天學校(這一點各學校多少都做了一點)。
(四)決議暑假在上海召開全國學生會聯合會議(也叫全國學生總會)。
(五)決議即日復課,避免荒廢學業。教育部也適時乘機下令提前放暑假。
這就是我個人對於五四運動經過情形大畧的記憶。
◆ ◆ ◆ 全文完 ◆ ◆ ◆ 以上《我爲「五四」遊行扛大旗》,是以1976年《春秋》雜誌總第452期同名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獨立評論◆及◆罕見奇談◆,收入◆析世鑒◆時對原首發文本失校的若干訛誤作了訂正。
[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