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时期

    锦州距离关内很近，中日作战时受到的破坏比较少，许多军队在这一带进进出出，实际上受到战事的影响并不如「满洲国」内地。日本投降前，我们看著美军Ｂ二九的飞机刺耳飞来，由锦州上空飞过，即了解日本已无力招架；我们虽不曾躲过轰炸、跑过防空洞，不过也知道日本迟早要输了，只是没想到日本战後我们要如何处理而已。

    日本一投降，很多日本人不是被打就是被抢、自杀、发狂，情况甚为可怜，有人还因此被逼疯。还好我们没被当成日本人看待，否则就惨了，因为我们平时对满洲人都很照顾，很帮忙，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台湾人，所以对我们还不错。有一位满洲朋友知道我们住在日本宿舍区很危险，会有人来抢，就雇了三辆马车来接我们，帮我们把东西全运上马车，用窗帘布一盖，载离宿舍，充分表现出满洲人的情义。我们警局里有个特高（高等特务）是满洲人，因他一向靠日本人的势力耀武扬威，满洲光复後即被以汉奸罪名捉去杀头，头还吊在城门示警。

    日本投降後，苏联军先进入东北，将所有重要财产都运往苏联。接著共产军也进来，他们和苏联军都如同暴民一般，到处抢劫，到处杀人，只要看到美丽的女性，都是当场强奸，有的还用枪抵著她的丈夫，逼他看他们施暴，非常残忍。後来在满洲的日本女子差不多都剃光头，用煤炭抹脸．穿上草包，用草绳系绑，假扮成男性或乞丐，使暴民不敢接近，以免受到伤害。当时有位在锦州的台湾籍妇女身怀六甲，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暴民乱摸肚子，以为她身上藏东西。像这样要抢就抢，要拿就拿的无政府状态，想来令人痛心。

    苏联军在锦州的破坏不如在满洲内地的破坏，不过共产军和国军在锦州的对峙局面则较紧张，国军和八路军在东北三进三出，其实目的都只在探听军情，想知道对方军队的多寡，并没有真正的战事。通常国军在退出前都先破坏，进来後再建设，等共产军要来了，又再度退出，根本没有任何枪战。锦州是八路和苏联军先进来，後来陈诚的军队进来。其後陈军听说八路要来，就自行撤出。迨八路走後，杜聿明的军队进来。每天就是听到这些军队进进出出的消息。

    战乱时期普通人都不敢出门，没米、没东西可吃只好另外想办法，偶尔上街，会看到锦州城门上挂有人头，写上罪状，就如同戏上所演的一般。我还见过八路军拿根棍子，上面写著「招兵」的字条，如果想要当兵的人跟著招兵棍走就可以了，也和演戏上的一模一样，通常没饭吃的都会一起走。

    在我的接触和认识里，进到锦州的八路军比国军坏，什么都要抢，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共产军接收锦州以後，曾经列出一张满洲政府官员的留用名单，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是我根本不想和共产党共事，常想还好台湾没被共产党打过来，否则台湾就完了。

　　（二）战乱求生

    在锦州的台湾人并不多，总计只有四户人家，我和赖武明两家人，一位李姓的医生（不过他早过世）太太、一个小孩和他哥哥的小孩，另外就是一位叫王大树的医生。（原先谢报先生在大同学院受完训後，也曾经分发到锦州省内锦县一阵子，不过很快就调离锦州，去奉天了。）另外距锦州较近的有阜新市长黄千里先生也是台湾人，他太太是林茂生的妹妹、林宗义的姑姑。说来黄千里最可怜，他被捉去关，後来太太被炸死，他和另外两人一起逃狱，一人摔死，一人受伤，还好他侥幸没事逃出来，後来和我们一道回台。

    我们在锦州的台湾人都很合作、很团结，有事大家互相帮忙，战乱时期，我们看粮食缺乏，做吃的生意最好过活，就想办法合开一家华南餐厅，大家分工合作，有人跑堂、有人采购、有人掌厨、有人当会计。有位曾当过军人的台湾人（姓洪）亦来到锦州，他说他可以当主厨，赖武明的太太会做包子，有次借锅子，挑包子出去卖，却把锅子烧坏了。记得那时发好面团，揉一揉，里面放颗枣子，说是甜包子，还很好吃，生意不错。我当跑堂时曾有人来闹，打我，我还手打他，他吓跑了，後来又找人来捣蛋。我们的餐厅开了一、两个月，赚了点钱，但是这时钱一直贬值，有钱根本没有用，最好是有金子。

    後来我又开了一家酒店，开这家酒店是因为台湾籍的李太太有个楼房要卖，那时谁会想要买房子？大家一听说共产党要来，都不敢买。她来找我帮忙，我帮她打听到有个教会要买，总价是五十万元，可是教会要分期付款，那时钱一直贬值，五十万元分期付款到时还能值多少？经我折冲，有人添了十万元终於成交。李太太为了感谢我们，就将这十万元送我们。靠这些钱周转，战乱时期还可以过得不错。在这个房子尚未成交之前，为了生活，我先租下来开酒店，当时有人拿高梁酒来卖给酒店，不论好坏，都很快就卖光光。有人告诉我日军离去後留下来的日本酒还不错，可以拿来卖，因此我就一桶一桶运来卖，生意很好，还不够卖，不过前後不到一个礼拜，就没酒可卖了。

    日本於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投降，三十五年四月底左右，我们留在锦州的台湾人全集中一起，选了一个代表和各机关单位联络，说我们是台胞，想要回台，希望有关单位帮忙。後来接到联合国救济总署的通知说他们会派船到葫芦岛接我们，於是大家就赶紧由锦州搭火车到葫芦岛等船。

    此时我太太正产下第三胎，我每天为张罗她做月子已很辛苦，在战乱时期能有个鸡蛋都已是了不得的营养补品了，每天为这两颗鸡蛋，我得到处奔波寻找，实在顾不得其他事。我在忙进忙出之际，听说有救济总署的船要载台湾人回台，我太太也执意要回台湾，她说她已多年未见父母，又听说母亲染病在身，母女连心，不回去看母亲会不安心，因而思念不已（回台後才知其母已於民国三十四年九月谢世）。婉华一再要回台，也顾不得她才产後五天，体力尚未复原；我拗不过她的苦苦相求，只好携家带眷，离开东北，踏上归乡的路。

    我们一行将近四、五十人浩浩荡荡由锦州先坐火车到葫芦岛，本来很快的行程，我们却坐了将近一天，下车以後还要走两个小时的路才到上船处。当时我背上背一个小孩、手上抱一个小孩，还要扛行李，照顾太太，实在不容易，而且我太太又得了产褥热，发高烧达三十九、四十度，情况相当危险，不过逃难时那顾得了许多，一路上都是在拼生死。

    到了港口，船还未到，我们找了个被抢过的破房子暂住，满洲人很奇怪，他们都不占房地，看到房子反而将窗户等木料先拆下来当柴烧，所以被抢过的房子都没窗户，这时是初春，春寒料峭，住在没窗户的屋里也一样冷。我们因为有组织，所以都是集体煮、集体吃，记得当时回台的团长是黄千里先生，副团长是赖武明先生。

    十天後，救济总署的船终於出现，我们被载到天津附近的塘沽，在秦皇岛外海等了三、四天，最後才到上海，到上海後这船居然不能继续载我们回台，要我们全部下船。我们只好住到港口旁一间大仓库里，这仓库能容纳很多人，大家住在一起，也一起想办法煮吃的。

    我太太因为才刚生产完，一路这样的苦当然不好受，她父亲在上海有家「南州洋行」，所以她和小孩先住到「南州洋行」，随後我也住到洋行里，再每天到码头等候消息。

    我们这些第一批由「满洲国」回台的人在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初旬，经过两个多月的行程，终於回到台湾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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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日本投降与返台前后大陆见闻》，标题为HGC所拟，是以《口述历史》第5期收录之《蔡西坤先生访问纪录》内同名两节内容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

    首发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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